在清朝平定噶尔丹叛乱的统一战争中，圣祖统率喀尔喀三部与内蒙古49旗举行“会盟”，及时地把内蒙古盟旗制推广到喀尔喀三部的外蒙古地区，取得了完全成功。
多伦会盟前的喀尔喀蒙古情势
喀尔喀蒙古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达延车臣最小的儿子格埒森扎赉尔珲台吉的后裔，其部称喀尔喀，其游牧范围东达额尔古纳河和呼伦贝尔,西连阿尔泰山，北面包括贝加尔湖到石勒喀河一带，南邻内蒙古。
最早分七旗，分别由格埒森扎赉尔珲台吉的7个儿子领之。分左右两翼，长子、次子、六子、七子为右翼，留牧于杭爱山，由长子阿什海达尔罕为右翼长；三子、四子、五子为左翼,徙牧于土拉河、克鲁伦河流域，由三子诺诺和伟征诺颜为左翼长。
正如文献所载：喀尔喀蒙古“析众万余为七旗，授子七人领之”。后来逐渐形成为三汗，即右翼的扎萨克图汗、左翼的土谢图汗、车臣汗。另外，赛音诺颜部隶属于土谢图汗。
清初，喀尔喀蒙古三大部已经形成。崇德三年（1638年），喀尔喀蒙古三汗向清王朝呈表称臣，献“九白之贡”,即“每岁汗及济农、诺颜、大台吉等各贡白马八匹，白驼一头，谓之‘九白之贡’”。康熙元年（1662年），喀尔喀三部发生内讧。
右翼和托辉特部的扎萨克额琳沁杀死了扎萨克图汗旺舒克，没经清朝批准，旺舒克之兄绰墨尔根自立为汗，因而其部众多不服，纷纷归附左翼的土谢图汗。康熙九年（1670年），清廷下令废掉绰墨尔根，而令旺舒克之弟成衮承袭扎萨克图汗号。成衮虽然在抗击沙俄入侵、整顿本部的封建秩序方面取得成绩，但是在收拢本部部众时却与左翼土谢图汗部发生了矛盾。
原来在右翼内讧时，其部众归附土谢图汗部甚多，成衮向土谢图汗索要部众，土谢图汗部予以拒绝。成衮无奈，只好求助于达赖五世，达赖就派扎尔布奈到漠北，召集喀尔喀各部会盟，协商解决这一问题。
阿旺罗桑嘉措
然而土谢图汗拒绝出席会盟，致使问题久拖不得解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成衮上疏清廷要求解决。圣祖对喀尔喀的形势十分关心，因为内讧削弱了喀尔喀部的力量，不利于漠北的稳定，不利于对沙俄入侵的抵制，不利于清廷对漠北和西北的统治，于是他下令达赖五世（此时尚不知达赖五世已去世、西藏实权掌握在第巴·桑结嘉措手中）派人配合清朝大臣，赴漠北调解喀尔喀各部的矛盾。
第巴·桑结嘉措当即派参巴陈布呼图克图赴漠北，但此人行至归化城却生病死去。第巴·桑结嘉措又派噶尔亶西勒图赴漠北。清朝使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与噶尔亶西勒图商定，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喀尔喀各部在土谢图汗部库伦伯勒齐尔“会盟”。
“会盟”，又称“大阅”、”会阅”，是蒙古各旗或扎萨克定期集会，协商解决重大问题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以达到调解矛盾、实现团结的目的。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八月，喀尔喀蒙古各汗、济农、诺颜、台吉、宰桑齐聚土谢图汗部库伦伯勒齐尔举行“会盟”。清朝对此次会盟十分重视，派出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和额驸巴特马什及大喇嘛等行24人、随员200余人赴会。
八月二十二日阿喇尼传达了圣祖的谕旨：“尔等以兄弟之亲，互相吞并，异日必至交恶生乱”，“尔汗、济农、台吉等，当仰体朕意及达赖喇嘛之心，尽解前怨，将兄弟人民各归本扎萨克，令其和协，照旧安居”。喀尔喀各部均表示愿意遵从圣祖的旨意。经协调决定：“两翼互相侵占之台吉人民，令各归本主。一切应审结事件俱审拟完结。”各济农、诺颜、台吉等跪于佛像之前，发重誓：“自今以往，永当和协。”至此，喀尔喀两翼的矛盾才算基本解决。清政府又将喀尔喀蒙古原设八旗改析为十四旗，意在分其势，更加便于朝廷控制。
库伦伯勒齐尔“会盟”，基本上解决了喀尔喀蒙古内部的矛盾，调整了喀尔喀各部的关系，使之重归于好。特别是清政府通过“会盟”加强了对喀尔喀各部的控制，为日后统一喀尔喀蒙古奠定了基础。
噶尔丹争夺喀尔喀蒙古
库伦伯勒齐尔“会盟”，无疑阻碍了噶尔丹的“东进”计划，噶尔丹千方百计地破坏库伦伯勒齐尔“会盟”，派其属下车臣乌巴什到喀尔喀右翼，令其单独召开右翼各部“会盟”。
绰罗斯·噶尔丹
车臣乌巴什在喀尔喀右翼“会盟”会上宣称：“汝右翼人等，毋得违扎萨克图汗令，违者即为叛教。”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九月，噶尔丹又率兵3万进占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部，并诱使扎萨克图汗进攻土谢图汗部。土谢图汗也有责任，就是他没有遵照库伦伯勒齐尔“会盟”的规定，将投附于他的扎萨克图汗的部众全部归还给扎萨克图汗，而是只遣还其半，致使噶尔丹挑拨阴谋得逞。
扎萨克图汗将上述情况奏报朝廷，圣祖令他们遵守盟誓，不得擅自动武。当噶尔丹率众分南北两路进攻土谢图汗时，激起土谢图汗部众的愤怒，敦促土谢图汗起兵迎战。土谢图汗没有向朝廷奏报，就贸然起兵迎战。在战斗中，将扎萨克图汗沙喇擒获并处死。噶尔丹趁扎萨克图汗部失去首领而混乱之际，掠走了大量扎萨克图汗部众。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噶尔丹又命其弟多尔济扎卜率400人到车臣汗境内哨探，恰遇土谢图汗长子噶勒丹多尔济率5000人往援土谢图汗，双方发生战斗，多尔济扎卜被杀。于是，噶尔丹便借口扎萨克图汗及自己的弟弟多尔济扎卜被杀，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六月，分三路大举入侵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土谢图汗率兵起而反抗。
后来，在前来进行调解的朝廷使者和西藏拉萨使者的劝说下，土谢图汗同意退兵议和。噶尔丹答应和喀尔喀土谢图汗部议和，却加紧部署兵力，乘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主力抗击沙俄入侵之机，自杭爱山后突然袭击土谢图汗部。
土谢图汗派人向朝廷求救，同时发兵迎战噶尔丹，但是由于腹背受敌，无力支撑，仓惶南逃。噶尔丹军乘势沿克鲁伦河东下劫掠车臣汗部，车臣汗部兵败，人心惶惶，便在巴颜乌兰集会，决定南迁内附。噶尔丹大军却穿过车臣汗部东隅，直达呼伦贝尔，但是噶尔丹也担心后路被切断，于七月回师。
八月初四日在回师途中，与土谢图汗部主力相遇于鄂罗会诺尔。经过三天的激战，土谢图汗大败，土谢图汗部也被迫南迁。喀尔喀蒙古各部南逃的景象十分悲惨，文献记载：“喀尔喀通国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纷纷南窜，昼夜不绝。”
爱新觉罗·玄烨
面对大批南迁的喀尔喀部众，圣祖一度左右为难，他后来回忆说:“其时若不允其内附，恩养所得，必皆沦入厄鲁特”，这无疑是纵容噶尔丹的掠夺行径，助长噶尔丹分裂势力的扩大；如果允许喀尔喀内附，那么噶尔丹必然“假此衅端，与我朝构难”，而且噶尔丹已经来疏，要求朝廷对内附的喀尔喀部众，“或拒而不纳或擒以付之”。
经过深思熟虑，圣祖决定，甘愿冒与噶尔丹开战的风险，接纳内附的喀尔喀各部。并下令将内附的喀尔喀蒙古各部安排在苏尼特、乌珠穆沁、乌喇特各部牧地放牧，同时运送粮食，予以赈济。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圣祖敕谕噶尔丹：“喀尔喀部被你所败，前来投朕，朕均收抚，安插于汛界之外，并赈给粮米。朕统御天下，朕不收抚，谁能抚之?”指出：“战争非美事，辗转报复，将无已时，仇敌愈多，亦不能保其常胜。是以朕欲尔等解释前仇，互市交易，安居辑睦，永息战争。”圣祖仍然抱着和解的态度，力图调解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之间的矛盾，制止战争。
喀尔喀各部南迁之后，清廷虽然拨给牧地，并多次给予赈济，喀尔喀各部在南迁过程中部众散失甚多，但其多数没有接受因内讧而力量削弱，惨遭噶尔丹侵掠，丧失家乡的教训，当他们进入内蒙古之后，仍然是日无法度，不受约束，以强凌弱，自相抢掠，甚至抢劫驿站和漠南蒙古。同样，漠南蒙古有时也对喀尔喀蒙古进行抢掠，情况十分混乱。
本来，在这次喀尔喀蒙古南迁中，漠南蒙古不仅拨出肥沃的牧地供喀尔喀蒙古使用，而且还出兵保护喀尔喀蒙古南迁。喀尔喀蒙古对漠南蒙古的劫掠，使漠南蒙古甚为伤心和反感，也时有劫掠喀尔喀蒙古的事件发生。
这种相互劫掠，无疑增加了喀尔喀蒙古与漠南蒙古之间的矛盾，影响了边疆的稳定，危及清朝统治的巩固，必然引起清廷的严重关切。
一些较为开明的喀尔喀蒙古贵族，如以车臣汗之叔纳木扎勒为首的一些贵族，已经意识到加强内部团结的重要性，要求朝廷在喀尔喀蒙古也像漠南蒙古那样实行盟旗制度。他们的这要求与圣祖的想法正好一致。圣祖说：“喀尔喀来降者饥困已极，自相劫掠，应速置扎萨克，遣贤能蒙古王、台吉等，晓示法度，收集离散。”为此，圣祖接受了纳木扎勒等人的请求，决定在喀尔喀蒙古各部建立盟旗制度，以便有效地把喀尔喀蒙古管理起来。
清朝疆域图
这项举措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十月初八日开始，派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喀尔喀达尔汉亲王等率漠南蒙古各旗所派的都统、副都统等赴喀尔喀蒙古诸部，分三路“增设扎萨克（旗长），收集离散之众，分为旗队，以便督察”。不久，在库伦伯勒齐尔“会盟”时建立的14旗基础上又增置12旗，在喀尔喀蒙古共建26旗。
多伦会盟的过程
乌布通战役之后，圣祖决定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在多伦诺尔（七水泊）举行“会盟”，这次“会盟”不同于往昔：一是圣祖决定亲临“会盟”，反映了清朝对这次“会盟”的重视；二是参加“会盟”的不仅有喀尔喀蒙古各部贵族，还有漠南蒙古49旗的扎萨克。这次“会盟”的规模是空前的。
四月三十日，圣祖抵达多伦诺尔，命兵部尚书马齐等将喀尔喀各部及漠南蒙古49旗与会者按等从百里移近50里，环绕皇帝行营同列。五月二日，“会盟”正式开始。
首先明确是非，解决喀尔喀蒙古内部的团结问题。土谢图汗在“自行陈奏”中，承认了自己擅杀扎萨克图汗沙喇的错误，同时也指出沙喇背叛喀尔喀诸部投附噶尔丹的罪行。圣祖既明确土谢图汗杀死沙喇应负主要责任，又念其率众来归，因而不予处分；而对扎萨克图汗投附噶尔丹一事，因沙喇已死，部众已南迁归附，也既往不咎。以此来促进喀尔喀各部的团结和统一，孤立噶尔丹。
圣祖的这一决定，受到喀尔喀蒙古各汗及大小台吉的一致拥护。五月三日，根据喀尔喀各部的要求，按照漠南蒙古“四十九旗编为旗队，给地安插”的原则，决定将喀尔喀蒙古编为36旗，土谢图汗、车臣汗的名号保留，封扎萨克图汗部的策妄扎卜为和硕亲王，其余蒙古贵族，均去其原有的济农、诺颜等名号，按等级分别授以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台吉等衔。并强调：“自今以往，尔等休朕爱养之恩，各守法度，力行恭顺。如此，则尔等生计渐蕃，福及子孙，世世被泽；若违法妄行，则尔等生计既坏，且国法俱在，凡事必以所犯之法治罪。”
多伦会盟碑
同日，圣祖还向喀尔喀各部首领颁发了丰厚的赏赐。五月初四日，“会盟”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受阅的有骑兵近万人，步兵1200人，炮兵500人，铜炮70门。受阅队伍长约10里,显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增强了喀尔喀部众依靠朝廷收复故土的信心。
考虑到黄教在蒙古族中的影响，圣祖在五月初六日、初七日又两次接见黄教的代表人物哲布尊巴胡图克图，令其竭力维护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团结。会盟”中，许多蒙古部众提出“愿建寺以彰盛典”的要求，圣祖决定拨出专款,在多伦诺尔建立“汇宗寺”。
多伦会盟的意义
多伦“会盟”的影响是深远的，意义是重大的：
第一，由于在喀尔喀蒙古实行了盟旗制度，加强了清朝廷对喀尔喀蒙古诸部的直接控制，密切了与喀尔喀蒙古诸部的联系。新任命的扎萨克是清朝的一旗之长，既要管理本旗的军事、行政、司法各项事务，又要绝对执行皇帝的旨意，服从理藩院的命令，使喀尔喀蒙古各盟旗成为清朝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成为保卫边疆的重要力量。
对此，圣祖认识得十分深刻，他说：“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他还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屏藩耳。”
汇宗寺
第二，多伦“会盟”使喀尔喀蒙古重新统一，增强了团结，彻底孤立了噶尔丹分裂势力，加速了噶尔丹的灭亡。如果说过去由于喀尔喀蒙古内讧，使噶尔丹有机可乘，击败了喀尔喀蒙古各部的话，那么，此次“会盟”，喀尔喀蒙古各部之间增强了团结，也使噶尔丹的挑拨不能得逞。
喀尔喀蒙古各部的统一，兵力的增强，有力地打击了噶尔丹分裂势力，加速了噶尔丹势力的最终覆灭。
第三，沙俄向外扩张，图谋中国领土，喀尔喀蒙古各部处于抗击其入侵的最前线，因而喀尔喀蒙古力量的强大与否直接影响到清朝北部边境的安定。
多伦“会盟”的成功，吸引着处于沙俄统治下的喀尔喀蒙古部众，不断地摆脱沙俄的统治，归附清朝，这就进一步孤立和打击了沙俄侵略势力。
例如，康熙三十年（1691年），原车臣汗部车布登属下部众1000余户，挣脱沙俄的羁绊，归附清朝。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原土谢图汗部属600余户也摆脱沙俄的统治，归附清朝。
喀尔喀蒙古诸部的力量增强了，有力地抵制了沙俄对我国的入侵，保卫着我国北方边疆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