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宫廷里的西洋人
近代西方的入侵使得中国教案频发，社会上也兴起了一阵阵反教热潮，并随着革命活动的开展而达到顶峰。在清朝建立之后到1840年西方入侵之间，清朝历代皇帝一改大明时期的传教士政策，逐渐削弱传教士在华影响，并采取严格的禁教政策。
一、明清更迭与政策变迁
清朝时期的中国，还是有不少西洋传教士的。但他们在中国已经不再以传教士的身份行动，而是以画家、医生或官员的身份服务于皇室。
《如懿传》郎世宁和如懿
为什么身为传教士，却只能生活在宫廷中，以传教士以外的身份生活工作呢？这就不得不提及清代前中期的传教士政策了。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传教士部分是十分割裂的，人们往往只看到明末出现了大量的传教士，又看到清末又有大量的教案发生，而明末至清末的数百年历史仿佛凭空消失了。
那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满清入关之后，一反之前大明的对外国策，开始在对外交往方面实行紧缩政策，明末政府借助传教士的技术和关系网，协助明军抗击清军，可见明朝在文化方面的整体氛围是包容开放且宽容的，对于西方传来的新鲜事物，无论是军事技术，还是科技文化，都采取了正面的态度。但清代不同，这是一个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的王朝，他们对汉族中原文化都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更何况是来自西洋的异国文化与传教士。对先进的西洋科技，清帝在不得不使用的基础上，一改前朝的宽松政策。
《大明风华》中的葡萄牙人
二、清帝的传教政策
近代以来，中国内部教案接连不断，但其实早在清初便发生了不少教案，而这些教案又大多成为清帝用以禁止传教的理由。1664年，清初最为严重的一次教案爆发，由于这场教案与历法息息相关，因此被称为“历案”，历案说到底是中国天文官员与西洋传教士在观测天象测定历法方面发生的矛盾。尽管“历案”后来被平反，传教士也得以继续在钦天监担任官职，但康熙皇帝早先以“历案”为由，下令大清国内“永远禁止传习”的政策却并未随平反而发生改变。
钦天监牌匾
作为清代基业的主要开创者，康熙时期的大清在许多方面都继承明制，尽管他下令禁止传教，但康熙本人与传教士的关系却十分紧密。对相关禁令，康熙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晚年，“礼仪之争”爆发，康熙再度颁布传教禁令，但此时的康熙已无力顾及这些次要事务，真正的禁教其实是从雍正皇帝开始的。
西洋人在清朝宫廷
雍正在位时间虽然只有十几年，但他却是大清国脉的重要中枢，康熙开创基业，国家到雍正时期才算是真正稳固或整顿下来。自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他便下令严禁传教士在华传教，朝廷规定除驻留北京的传教士之外，全国各地的教士一律遣返至澳门地区，民间不准出现一个传教士。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全国数百所教堂全数被改组为学校、祠堂、庙宇或粮仓，数十名传教士被驱逐至两广澳门一带，甚至有教士或教徒因此而死。
雍正皇帝
乾隆时期的宫廷中有大量的传教士，他们的职务涵盖宫廷画师、宫廷医生、钦天监官员等各方面，可见乾隆在即位前期并未继承其父的政策，对传教士同样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福建巡抚上奏，当地教士白多禄在当地发展教徒2000多人，说天主教已经发展到十分壮大的地步，如若放任自流，将会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
圣白多禄主教雕塑
在乾隆的默认下，白多禄被下令处死，至此乾隆朝结束了初期的宽松政策，开始执行严厉的禁教方略，先后有7名传教士被处死，大量相关书籍被销毁。在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前，这一次天主教算是遭遇了毁灭性打击。
西人绘制白多禄行刑图
三、禁教的原因和影响
禁教在清朝是一个缓慢且漫长的过程，历经数代皇帝的多次反复，这背后所牵涉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看传教士对朝廷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清朝对西洋文化的态度，并不像明末那般包容悦纳，而是看重其实用价值，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整体上处于和平稳定的环境中，清代帝王也大多较为勤勉，他们不再需要西洋人，西洋人最擅长的天文技术，经过百余年的模仿学习，也早已被中方官员所掌握。况且在华传教士大多是以个体的方式活动，他们背后的国家力量此时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而传教士个人的力量相对于庞大的清帝国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渺小了。
在鸦片战争之前，经过清政府禁教政策的百余年教化，老百姓对教士与天主教持怀疑与惊恐的态度，与此同时，官员也对传教士十分陌生，他们同样认为传教士是来迫害他们的。而西方传教士则仿佛要将憋了百余年的怨气发泄出来一样，他们借助《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传教权在中国各地肆意传教，并做出许多出格的事情，导致清末教案频发，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教案频发
文史君说
传教士在华传教一事，简单来讲是文化在东西方之间的传播，但背后却体现出一个国家对外来文明的态度。晚明在对传教士进行诸多限制的同时，尽最大限度保障其正当权益，但清代却一改前朝的宽松政策，将传教士及其背后的西方文化视为洪水猛兽，致使教案接连发生，对整个清朝乃至之后的民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陶飞亚：《怀疑远人：清前中期的禁教缘由及影响》，《复旦学报》2009年第4期。
陶飞亚:《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 6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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