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仁宗嘉庆皇帝在位二十二年半，前三年仍由乾隆皇帝以“太上皇帝”的名义当家。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皇帝驾崩，嘉庆皇帝才名副其实地当起皇帝来。这时候，他已是四十岁的人了。
他的才华赶不上高宗，但在种种方面均比高宗好。 他不像高宗那样爱虚荣，爱游山玩水，征歌选色，爱奉承，爱亲信小人、斥逐君子。他主政以后的第一大快人心之事是捉拿和珅。其后，他重用了庆桂、朱珪，也倚任王杰、董诰。 这四人都是清代有数的贤臣。嘉庆皇帝有心把国家治好,是显然的。
他为人懦弱一点，是有的；但生平不喜欢杀人，对臣下很宽，对人民的疾苦也有所关怀。 他死后被谥为“仁宗”，不无理由。他的儿女不多，长成的仅有四子一女。 后宫很少，宫廷内的生活很简单而清静。
以他这样的人，处在太平之世，不失为一个贤君。 可惜他从高宗手中接下来乱糟糟的一个国家与十分腐化的一个政府。清朝在当时所需要的，不是嘉庆皇帝，而是一个大刀阔斧、像雍正皇帝那样的皇帝。所需要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也不是庆桂、朱珪、王杰、董诰等“好人”，而是火辣辣的张居正。
洪亮吉以翰林院编修的地位，上书给各位军机与王大臣说：“今日皇上当法宪皇帝之严明，使吏治肃而民乐生”。结果等于白说，因为仁宗便是仁宗，效法不了世宗。
洪亮吉
洪亮吉把当时的官场丑剧刻画得淋漓尽致。“有尚书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有大学士七卿之长，目年长以倍而求拜门生，求为私人者矣；有交宰相之僮隶，并乐于抗礼者矣。”甚至，在最高学府之中，也有人为了当官，而不惜自毁人格，钻营以求。“大学三馆，风气之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
和珅本人虽则已死，他所庇护的各省贪官，除了极少数四五个人以外，都仍旧未换。这些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
这些礼物“无不取之于州县，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于是，“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州县之官竟然公开向人说：“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
军队的情形，据一位御史谷际歧说，也坏到极点。 谷际歧在湖北、四川一带搜集到一首民谣：“贼去兵无影，兵来贼无踪。可怜兵和贼，何日得相逢？”
武官怕死，文官要钱，因此嘉庆一朝闹了白莲教，又闹天理教，一直闹个不停。
不仅如此，嘉庆一朝还闹过三次兵变。
第一次兵变发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七月。那时候白莲教刚被打平不久，有很多乡勇补了正规军兵额，其中有六千名驻扎在陕南的宁陕，因为当地生活费用贵，每人的饷加发五钱银子，定以后每三年减一钱，以至于完全取消津贴为止。谁知到了嘉庆十一年（1806年），陕西布政使藉口户部的公文未到，把津贴完全不发，“新兵”想领四钱都领不到，不用说五钱了。他们于是杀了副将、劫了银库造反。
清廷派了他们的老长官德楞泰与杨遇春，带九千兵来“剿”。双方在方柴关打了一个平手。 幸亏杨芳勇敢，单骑走入他们的营垒中劝降，才算化大事为无事，牺牲两个发难的新兵（陈先伦与陈达顺），销案。
杨芳
糊涂的清廷却斥责德楞泰等人姑息，把德楞泰免去“钦差大臣”事职，杨遇春由“固原提督”降为宁陕镇总兵，杨芳则不仅免去总兵之职，而且遣戍伊犁。 已降的新兵首领蒲大芳等二百多人押至新疆，到了新疆以后一律砍头。
第二次兵变发生在这一年十二月，地点是四川绥定（达县），由总督勒保打平。第三次兵变发生在次年的正月，地点是陕西西乡，由德楞泰打平。这两次被杀的新兵均极多。
在林清、李文成失败以后，嘉庆十八年（1813年）年底，陕西岐山县的三才峡有所谓“箱贼之乱”。 为首的姓刀行五，本是一个制造木箱的丁匠。清廷派总督长龄，会同提督杨遇春，总兵祝廷彪、吴廷刚等人去打，打到嘉庆十九年（1814年）二月，才算解决。
湖南与贵州的苗胞自从乾降皇帝厉行改土归流的高压政策以来，一再武装抵抗，死伤极多，但始终不愿屈服。清廷也因此损了不少兵马，耗费不少金钱。乾隆皇帝的宠臣福康安与和珅的弟弟和琳均在嘉庆初年病死于对苗作战的前方。
据说，清廷调动了七个省的军队（绿营与驻防军）几万人之多，花了几干万两银子，才“稳住”了局面。倘不是有一个小官凤凰厅同知傅鼐实施碉剿战略，又用屯田养兵之策，一共屯垦了十二万亩以上，这“苗乱”可能把清朝拖亡为止，在云南的维西厅地区，彝胞很多。清朝的官吏欺侮他们，引起了他们的领袖腊者布在嘉庆七年（1802年）二月起事。清廷又只得动员正规军,派琅玕率领,去和腊者布作战，战了三个月，才获得胜利。
在云南的另一处临安地区，夷胞也动起武来。 时间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三月，领袖叫做高岁衣。 清廷派云贵总督伯龄去打，勉强打赢。到了次年三月，高罗衣的本家侄儿老五再度起兵，也是费了三个月工夫，才被总督伯龄打平下去的。
清朝在嘉庆时开始有外患，然而政府与人民均无感觉。政府与人民所感觉到的仅是重重叠叠的内忧而已。
当时政府与人民对西洋各国无知。连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究竟属于何国都茫然不晓，笼而统之称他们为西洋人。葡萄牙人自己也乐得夜郎自大，把他们]的国家在华文公文上称为“大西洋国”。至于这大西洋国位于何处，面积多大，距离中国多远，清朝的大小官也懒得打听。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正在与革命的法国进行战争。英、法两国从此断断续续地一直打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为止。中间，在嘉庆七年（1802年）二月，英国的兵船开入澳门，说是为了保护澳门，防备法国海军袭击。葡萄牙人与清朝的两广总督吉庆均很气愤，颇想用武力对付，但英国兵船在澳门停留五个月就走了，因为英、法已经讲和。
吴熊光
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法又打了起来，于是英国的兵船重新来到，在阴历八月初二日（9月21日）把澳门占领。这时候的两广总督是吴熊光。 吴熊光派人责备英国商人的领袖“大班”，不得要领。事实上，大班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派的，无权管辖英国政府的海军。
吴熊光就下令“封舱”，停止英国商人与华人公行之间的贸易。一个多月以后，英国兵船昂然直入，驶进虎门，停泊在黄埔岛。 这显然是侵犯中国的领海，向清朝政府挑战。
吴熊光不敢应战，仍旧只有用封舱的老办法对付。 英国商人公请他们的大班剌佛出面，与吴熊光商谈。 吴熊光向剌佛宣读嘉庆皇帝的圣旨，圣旨里说，要调动大兵防守黄埔与澳门。结果，英国兵船在阴历十一月撤离黄埔，移泊澳门，在第二年春天撤离澳门。
事后，嘉庆皇帝怪吴熊光胆怯，将他革职，发往伊犁充军，派永保继任两广总督。永保在到任以前病死，由百龄继任。百龄来后不久便请准嘉庆皇帝，让英国商人继续贸易。英国于维也纳会议以后，决心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以促进对华的贸易。 于是，在嘉庆十一年（1816年）第三次派遣使臣来华，所派的是阿美士德勋爵。
威廉·皮特·阿美士德
阿美士德于阳历2月8日离开英国的朴茨茅斯港，8月12日剑达天津大沽口，他被欢迎到通州的木厂公馆暂住。嘉庆皇帝派工部尚书苏楞额、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穆克登额，劝导阿美士德演习三跪九叩首的大礼，阿美士特不肯。
到了阴历七月七日（8月29日）这一天的黎明，嘉庆皇帝在正大光明殿升朝，等阿美士特觐见。 阿美士德这时已被苏楞额等连夜由通州送到宫门，却借礼服与国书尚在通州，不肯进宫。苏楞额等向嘉庆皇帝报告，说英国的贡使临时得了急病。
嘉庆皇帝传旨宣召副使，副使也为了不愿叩头不肯进宫。 苏楞额等只得又报告嘉庆皇帝，说副使也得了急病。嘉庆大怒，叫把阿美士特与副使由陆路送回广州，“贡表”（国书）与“贡物”（礼品）均拒绝收受。
事后，嘉庆皇帝才知道并非阿美士德与副使托病不肯入宫，而是苏楞额等不曾把磕头的道理说服他们，于是下旨将苏楞额等免职。从此，中、英两国的邦交更加恶化。到了嘉庆皇帝的继承者道光皇帝之时，便爆发了鸦片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