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每个朝代末年都有必亡之势，大部分都会出现群雄纷起的情况，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对那些身处乱世的英雄豪杰来说就是一个机会，谁能牢牢抓住就能获得最后成功，其中之艰辛可想而知，这岂能是光靠“运气”可以解释的。如果要强调运气的话，明太祖朱元璋创业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运气成分的。
首先、张士诚和龙凤政权在明太祖朱元璋创业早期牵制了大批元军主力，为朱元璋在东南的扩张提供了机遇。
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张士诚起兵反元，夺占了运河之滨的高邮，让财政收入依赖东南的元廷大为紧张。于是元廷派丞相脱脱率40万军队，号称100万出师高邮，一举剿灭张士诚，“丞相脱脱统大师四十万出征，声势赫然”，结果大家都知道，由于张士诚的抵抗加上元廷一系列感人的操作（关键时刻，临阵易帅），元军大败，惨淡经营的元廷在此番战斗后再也纠集不起如此众多的力量来镇压起义军了，“天下之事，遂不可复为矣”。此时朱元璋还处于创业的起步期，不敢与元军作大规模对抗，该低调还得低调，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击败元军第一批攻打滁州的部队时，考虑到实力不济，主动与元军求和。《国榷》记载：“然畏元人强，诡还之，具牛酒遗元将曰：‘城主郭子兴，老病不任行，老病不任行，谨遣犒军，城中皆良民，所以结聚，备他盗耳！将军欲狝戮之，民固畏死，非得已！抑今高邮大寇未歼，将军舍而功良民，不令并力耶！’元将曰：‘是也。非良民，肯归马乎。’即解去。”
刘福通
而在至正十五年（1355年）到至正十八年（1358年），随着刘福通为首的红巾军崛起，在实力最盛的时候，东路军毛贵部一度到达元大都120里处，元廷一度急得要立马迁都，所谓“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然”。《庚申外史》记载：“山东毛贵兵由济南犯枣林，去京师百二十里，京师大震。”
当然，这一波元朝算是缓过来了，其后重点打击对象就是红巾军，在这一时期元廷方面，以察罕帖木儿为首的地方势力组成的拥元“义军”为主力与红巾军在中原展开激烈缠斗，根本无力顾及江南，直到至正十八年察罕帖木儿才基本消灭红巾军。
而此时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干什么？从现存的史料看朱元璋是接受了龙凤政权的官职的，并且使用“龙凤”年号，所谓“我太祖起兵，仍称龙凤年号”，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利用龙凤政权来为他在东南的扩张遮风挡雨，“既，念林儿势盛可倚借，因奉龙凤号令以令中军”。从现在看来，龙凤政权确实成为了朱元璋可资利用的工具，就在红巾军与元廷缠斗的时机，朱元璋几乎马不停蹄地与张士诚、徐寿辉和分散在江南的元军作战，在东南杀出了一片天地，“时元守兵单弱，且闻中原乱，人心离散，以故江左、浙右诸郡，兵至皆下”，明人就对龙凤政权的屏障作用毫不讳言。《国初群雄事略》说：“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
其次，察罕帖木儿的死亡给了朱元璋第二次机遇。
朱元璋
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以察罕帖木儿为首的地主武装势力攻取了关陕、河南、山东等地，军威大振，作为屏障的红巾军日薄西山，朱元璋因为形势所迫，主动向察罕帖木儿求和，“八月已朔，通使元将察罕帖木儿，时察罕帖木儿下山东盗田丰、俞宝等。兵势甚盛，故遣问觇之”。《国初群雄事略》说：“太祖尝曰：‘河南李察罕帖木儿兵威甚振，先遣杨宪往彼通好，及是，察罕帖木儿下山东，又遣汪和往彼结援’。”
前后两次，谈判结果显然让元廷很满意，不然也不会派遣尚书待着御酒、八宝顶帽、以及江西等处平章政使的诏书而来。但是，事情发生变化，察罕帖木儿被刺身亡。朱元璋态度陡然大变，说道：“中原无人矣。”，遂拒绝了元朝的任命，朱元璋从对元廷求和到拒绝元朝任命的态度变化，就是因为察罕帖木儿之死。《国榷》记载：“谈迁曰：通元绝元，系察罕帖木儿之存没，故重臣不可无也。”
而且察罕帖木儿之死，还导致了其手下集团四分五裂，让朱元璋有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所谓“山东则王宣反侧，河南则扩廓跋扈，关陇则李思齐、张思道枭张猜忌，元祚将亡，中原涂炭”。而著名史学家吴晗也把察罕帖木儿之死当成了运气之一：“运气特别照顾朱元璋，他怕察罕帖木儿的兵威，正接三洽投降，察罕被刺杀了。”
历史不能改变，元朝灭亡有其必然性，而明太祖在他创业过程中因势利导，审时度势而起，削平群雄，牢牢把握住了历史的机遇，最后开创明王朝。不过在一定程度上说，朱元璋的成功确实也有一点的运气，这也是不可否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