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没有因为北方民族入主中原而中断，反而由于各族人民的参与显得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比如，元代各族士人之间互相馈送诗文、酬唱应作，并由此结交建立起友谊，充分体现出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特点。
危素是元明嬗替之际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交际网络折射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与文化的鲜明特色，那就是既体现民族的多元性，又具有时代的跨越性。从他的交游经历，恰可窥见当时各民族之间密切交往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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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画家任仁发作《张果老见明皇图》，康里人巎巎为之作跋（左二书法作品），危素为之题诗（左一书法作品）。故宫博物院藏
以文会友，初受赏擢
危素，字太朴，号云林，江西金溪人，元末明初历史学家、文学家，官至参知政事。曾参与修撰宋辽金三史，并著有《说学斋稿》《云林集》。
后至元六年（1340年），危素与友朋同游金陵。明代文学家宋濂所作《故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危公新墓碑铭》记载，“（危素）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台中丞张文穆公起岩。张公以状元为显官，少所称许，独推服公曰：‘危君为状元庶几相当，老夫有愧色矣！’”
与张起岩相识，可以说是危素改变命运的关键点。关于张起岩与危素的相识，宋濂在《净慈禅师竹庵怀渭公白塔碑铭》中提供了一条线索，“集庆为东南都会，而行御史台涖焉。四方名荐绅，无不翕聚，无不与全悟游。初科第一人张公起岩来为中丞，尤号最厚，翰林承旨张公翥、中书左丞危公素，时尚布衣，亦往来乎其中。四三君子，或发天人性命之秘，或谈古今治忽之几，或论文辞开阖之法”。
集庆即金陵，是江南行台所在地，张起岩受命于此，工作余暇常与文士、僧人交游，是以得识了恰好来金陵游玩的危素。时任南台中丞的张起岩改授翰林学士承旨，于是入朝时便偕同危素前往大都，引得“达官贵人慕公声华，争欲出其门下，更相论荐，唯恐失之”。
有哪些“达官贵人”如此看重危素呢？
首先，是时任大都路都达鲁花赤的伯嘉奴。危素刚到京师，恰逢伯嘉奴兴修大都儒学，于是他应伯嘉奴之邀作有《兴学颂》。伯嘉奴乃康里王族阿沙不花之子。危素甫至京师，就受到地方长官的赏识，为他在大都交友打开了局面。
翰林学士朵尔直班对危素亦多有照顾，专门为其修筑房屋，似有久聘其为幕僚之意。据《元史·朵尔直班传》记载，至正元年（1341年）、二年（1342年）间，朵尔直班知经筵事，为危素入讲经筵创造了条件。
在元代，大多数经筵官皆为兼任，而专职的经筵官，如经筵检讨、译史等，大多由领、知经筵事者推荐任命。至正二年（1342年），危素入职经筵检讨，随后迁转国史院编修、大司农司丞、礼部尚书、参中书省事、参知政事等职，逐步接近元朝政治中枢，并成为能够影响元朝政治的重要人物。
提携后进，深结心契
廼贤，字易之，号河朔外史。他出身葛逻禄氏，汉姓马，是一位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西域人士，也是危素的至交好友。
至正三年（1343年），危素以求购史书出使江南，途中与廼贤结识，廼贤作《和危太朴检讨叶敬常太史东湖纪游》，而危素也为廼贤的《金台前稿》写下序言。
至正五年（1345年），廼贤由家乡郏县北游。当时，在庆元征集文献的危素即“为文送易之北来”。廼贤抵达京师后，在金台坊与危素比邻而居，成为危素家的常客。
至正六年（1346年），危素分教上都国子学，廼贤遂作《送危助教分监上京》相送，慨叹“幸托君子交，情亲不予弃。裹衾屡就宿，下榻辱延致。谆谆味道言，情匪骨肉异”，体现了两人的深厚情谊。
廼贤但有求文，危素无不应允。如，危素为廼贤师郑觉民作墓铭，又为其友徐伯敬作墓志等。而危素送别故友有所创作，廼贤亦附以诗文相和。如，危素有《送葛子熙序》《送方推官赴嘉兴序》，廼贤作《送葛子熙之湖广校官》《送方以愚编修之嘉兴推官》。危素亦很珍视与廼贤的情谊，廼贤尝作《颍州老翁歌》，危素称赞：“易之此诗，格调则宗韩吏部，情性则同元道州。世必有能知之者。”
危素看重廼贤的才能，欲向朝廷引荐为官，可惜未报而终。危素为廼贤编《金台集》，还将其示诸友人，请他们作序。李好文曾说道：“危子太朴示余以《金台集》诗，古、律凡若干首，读之未尽卷，不觉释然自憙。”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廼贤去世。他的后事由危素之子危（方人）经手操办，足见两人交情匪浅。
昔日同僚，临危毋忘
在危素广泛的交游圈里，还有一位值得提及的人物，便是唐兀人余阙。
余阙，字廷心，又字天心，世称青阳先生。他是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官至淮南行省左丞，追谥忠宣，有《青阳集》传世。
危素与余阙始识于史馆，二人同时参修宋辽金三史。三史修成后，至正六年（1346年），危素分教上都，余阙迁至监察御史，作《送危应奉分院上京》赠别，诗云：“峡路传清警，金舆夹彩旃。还如向姑射，讵比幸甘泉。苑树纷成幄，关榆始委钱。从臣偏宠近，载笔幔城边。”分别后，二人亦有书信往来。
元末，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至正十二年（1352年），余阙代理淮西宣慰副使、都元帅府佥事，负责分兵守安庆，平定红巾军起义。至正十五年（1355年），危素以廉访使的身份前往淮南考察，“当是时，淮东西皆陷，独安庆岿然存”。危素为余阙请功，余阙拜江淮行省参知政事，仍守安庆。其时，安庆孤悬，余阙随时有可能牺牲，而朝廷忙于内乱，自顾不暇。因此，危素劝余阙弃守安庆转入内廷，然而余阙以“国步危蹙辞不往”，最终成全忠节。
与危素托交深契者，远不止上文中所列的诸君子。比如，康里人巎巎，字子山，是元代著名的书法家，他对危素的书法造诣有很深影响。明人解缙在《书学源流详说》提及，“子山在南台时，临川危太朴、饶介之得其授传”。后来，危素书学有成，他的墨迹至今仍为民间竞藏。
从躬耕金溪到入职清要，从云林山水到金陵风华，危素一生交游广泛。与其交好的文人中，既有汉族名家硕儒，也不乏蒙古、色目知识精英。他们的交往不仅体现出多民族士人融入中原文化的现象，也体现出士人圈的民族多样性。各民族士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吸纳其他民族文化元素，最终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增进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通过古代士人的交游经历，发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案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基础。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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