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我军俘虏。多年后，经过战犯管理所的改造和学习，大部分人都得到了中央特赦，拥有了改过自新的机会。得知获得特赦资格，国民党战犯有着怎样的反应？
重见光明，从头开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对如何处理战犯的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有人认为，蒋介石已经退居台湾，被俘虏的国民党将领已经没有任何威胁，可以被释放。
部分人则持有反对意见：人民政权初步确立，中国共产党应该将巩固和发展政权作为首要任务。
正如周总理所说的那样：“哪有一个国家，在战争还未结束后，就已经将战俘处理完毕？”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国内局势一度紧张，战犯的相关处理问题也暂时被搁置。
国际、国内情况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在处理战俘问题上多做思考，完全符合政策和形势需要。
1955年，中央就大赦问题进行讨论。对于毛主席、周总理等人提出的大赦问题，党外民主人士震惊不已。
中国共产党所发表现出来的民主精神，着实令人敬佩。也正因如此，各民主党派人士积极为大赦建言献策。黄炎培提议：“对于大赦，可以进行有教育性的、有原则性赦免。”
黄炎培
5月，党中央发布文件，要求各个省市委举行专题座谈会，将战俘的处理意见上报至中央。彼时中央尚处在一五计划攻坚克难时期，人们认为，此时释放战犯，恐怕会激发群众的怒火。
综合各种意见考虑，中央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内，不进行战犯大赦。尽管如此，赦免政策却已经初步确立，大赦计划，只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
周总理提出并参与制定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针，而关押在战俘管理所的国民党战犯，与台湾当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意味着，中央对于战犯问题的处理态度，应该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相呼应。
1956年1月，周总理作出批示：“释放十几个战犯，随时观察情况。”自此，中央释放战俘的大幕正式拉开。
3月，周总理在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对战俘的区别对待，在对待日本战俘时，中央决定分批释放，至于国民党战俘，我党则制定了“不杀，分批释放”的基本方针。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中央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意见征求。
1957年，公安部经过调查，向中央提交了对国民党12名患病战犯的处理意见，大赦战犯政策正式实施，几乎近在眼前。
然而遗憾的是，不久后战犯释放工作因为国内形势的改变再度推迟。
195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国内状况基本稳定，特赦政策的实施已然迎来了最好的时机。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中央发布的特赦令，进行首次国民党战俘特赦工作。中央首次赦免反革命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其中，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国民党集团高级将领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也获得了特赦。
获知即将被特赦，众国民党战俘有着怎样的反应？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得知自己即将被赦免的消息，宋希濂的内心十分激动。宋希濂，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国民党，因在东征中表现出色，在军中的地位节节攀升。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宋希濂选择跟随国民党，此后他先后担任华中“剿共”副总司令等职位，站在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1949年12月，宋希濂及其残部逃往大渡河，最终被我军俘虏。
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宋希濂一直对国民党保持着绝对的忠诚。即便已经被俘虏，宋希濂的态度依旧十分恶劣。
宋希濂
刚刚进入战犯改造所，两名战士负责控制宋希濂，为其拍照。令人们意外的是，宋希濂突然开始挣扎，将战士推倒在地。
战士误以为宋希濂要逃跑，便拔出了腰间的配枪。宋希濂说道：“枪毙我？好。去哪里执行？”
其余战俘见状，纷纷劝宋希濂低头，他却始终不以为意，“大不了就是拖出去枪毙。”战士们无奈，只能任由宋希濂发脾气。
第二天，宋希濂被解放军带走。正当宋希濂认为自己将要受到惩罚时，一名军官来到他面前，彬彬有礼地说道：“宋将军，请坐。”
这名军官就是战争中给予宋希濂致命一击的杨勇。杨勇就昨天战俘营中发生的不愉快向宋希濂道歉，经过一番交谈，宋希濂被说服，收起自己的脾气，安心在战俘营中接受改造。
宋希濂（中）
此后，宋希濂一直遵守战俘营的规矩，积极劳动，改造思想，终于在1959年12月获得了特赦名额。
听到自己在特赦名单中，宋希濂万分激动，一时间竟然不敢相信。
宋希濂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从那时起，我决定今后要继续改造自己的思想，做一名合格的新中国的公民。”
12月4日，宋希濂刚刚走出战俘营，好友陈赓便放下手中的工作，亲自前去迎接。
见到陈赓，宋希濂十分羞愧地说：“没想到我对人民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共产党还对我如此宽大。”
陈赓
陈赓回答道：“我党政策，向来既往不咎，只要认真悔改，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宽大处理。”听到陈赓的话，宋希濂不禁热泪盈眶。
特赦后，宋希濂不仅重获自由，还得到了我党的帮助。周总理亲自下令，帮助宋希濂解决了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
1961年，宋希濂出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同年，在我党的介绍下，宋希濂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自1964年起，宋希濂担任过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1980年，宋希濂征求中央同意，前往美国探亲，随后定居美国。1982年，他在纽约创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为两岸的和谐与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
直到1993年，宋希濂因病离世，享年86岁，骨灰安葬在长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区”。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与宋希濂同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王耀武，在特赦消息发布的前一晚，同样彻夜难眠。1923年，王耀武在朋友的介绍下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成为三期步兵。
1926年毕业之后，王耀武一直在国民党军中任职。抗日战争中，王耀武将手下的74军团打造成一支抗日铁军，国民党军中流传着“宁碰阎王，莫碰老王”的歇后语，王耀武卓越的军事才能，远在常人之上。
蒋介石与王耀武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派遣王耀武前往山东主持军政大局，我军攻打济南时，王耀武率领部下拼死作战，给我方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王耀武基于形势判断，向蒋介石提出了撤离建议。
然而蒋介石颇为自私，依旧下命死守济南，王耀武只能回到山东战区。两军相遇时，我军“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响彻云霄。
在猛烈的攻势下，王耀武再一次向蒋介石提出突围的建议，依旧被驳回。1948年，我军占领济南，王耀武乔装逃跑，跑到寿光被我军成功俘虏。
随后王耀武被转移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接受改造期间，王耀武表现积极，多次得到上级的表扬，即便如此，他依旧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在特赦名单内。
1959年9月，王耀武通过《人民日报》得知中央政府即将宣布特赦名单的消息，当天晚上，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一晚上甚至起床去了6、7次厕所。
王耀武整晚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中，口中念念有词：“早进、晚进、早进、先出、后出”，以此来自我安慰。得知自己在特赦名单时，王耀武心生无限感慨。
王耀武在第一特赦名单内的消息传出后，群众对此曾经产生怀疑。红军时期，王耀武奉命抓捕方志敏，方志敏之死，王耀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解放战争时期，也曾经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给我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这样“负隅顽抗”之人，为什么能得到特赦？
首先，尽管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王耀武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爱国将领，王耀武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王耀武在战犯管理所时，为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颇有顾虑。公安部长罗瑞卿劝说道：“你抗日有功，功是功，过是过。”
有了中央政府的承诺，王耀武彻底安心接受改造。我党向来赏罚分明，王耀武曾经在抗日中立下的功劳，是他日后他被特赦的重要考量。
其次，战俘营改造期间，王耀武认错态度十分诚恳。被我军俘虏后，王耀武曾经通过广播向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军队喊话，劝告他们投降。
国民党高级将领选择归顺于中国共产党，这一事件无疑对动摇国民党军队的军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后，国民党军队的瓦解速度也大大加快。
最后，在国共对战期间，王耀武曾经主动释放了我军人员。济南即将被我军攻破时，王耀武曾经主动率领手下，疏散当地的群众。
1948年，王耀武下达两条命令，第一，避免伤及无辜群众。第二，释放我军所有在押人员。与此同时，王耀武还给被释放的长官发放津贴5元，普通士兵3元，确保他们安全出城。
重获自由后，王耀武第一个见到的人，是在济南战争中将他俘虏的粟裕。改造期间，粟裕曾经评价王耀武：“他性格强势，内心强大。”
王耀武听到敬佩不已，粟裕对他的了解程度之高，也是他能够打败自己的重要原因。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像粟裕这样的将军，想不打胜仗都难。”王耀武感叹道。后来，王耀武在全国政协文史信息委员会以及全国政协担任委员，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1968年，王耀武于北京逝世，享年64岁。
乐极生悲，命悬一线
国民党高级将领康泽，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特赦的消息后，险些丧命。
康泽毕业于黄埔军校，曾经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多年来，康泽为国民党尽职尽责，给我党工作的展开造成了极大的困难。1949年，康泽被俘虏后，依旧顽固不化，拒不接受我党的改造。
长时间以来，康泽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向其他战犯传播反动思想，宣称：“只要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就要坚守民族气节，不能屈服！”
在康泽眼中，为国民党坚守，就是“坚守气节”，而绝不屈服的对象，自然是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人们常说，康泽是“茅坑中的石头”，又臭又硬，是愚忠的典型代表。
纵使狱中国民党同僚对康泽百般劝阻，他依旧不愿意放下自己心中的芥蒂。
康泽
有一次康泽突然心脏病发作，工作人员紧急将其送往医院，对他进行治疗。医护工作者尽心照顾康泽，并未因为他战俘的身份而表现出丝毫的不同。
与此同时，政府将最好的药物用于康泽的治疗，康泽内心颇为感动。
康复出院后，再回功德林的康泽已经是另一番光景。曾经发表反动言论的他如今成为共产党思想的宣拥护者，他积极学习新思想，加紧劳动，得到了战犯管理所的表扬。
康泽的表态，也为功德林中其他不愿意接受改造的代表做了表率，人们笑言：康泽这块臭石头，竟然也低头了。
1963年，康泽得知自己即将被特赦，心中万分激动，在外人看来甚至有些疯狂。他在战犯管理所中来回踱步，逢人便上前握手，与他们交谈，不认识的人也不例外。
如此高的情绪起伏，让原本身体状况不佳的康泽有了性命之忧虑，他血压急速飙升，不一会儿就晕了过去，紧急被送往医院救治。
幸运的是，康泽的身体最终恢复正常。重获自由后，康泽万分感激地说道：“真想不到共产党能够如此宽宏大量。”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1959年12月，周总理与陈毅在中南海会见了首批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当年，杜聿明、王耀武等人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周总理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曾经听过周总理的教诲。
多年后，周总理与杜聿明等人回忆起他们在黄埔军校的生活，众人心中五味杂陈。
周总理询问他们：“你们下一步的志向是什么？”将领们愣在原地。不久之前，他们尚在改造所中，以战犯的身份屈辱生活着，而今他们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
一时之间，众人都无法适应自己身份的改变。10年改造，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解甲归田，过上与世无争的生活。
杜聿明曾经是机械化部队的将领，动手能力极强，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木工。杨伯涛出身农民，可以务农为生。
邱行湘则打趣道：“我在国军将领中算是年轻人，有力气，可以成为一名搬运工。”
听到众将领的计划，周总理十分欣慰，他开口说道：“你们的志向很好，可是别忘了，你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有责任、有义务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
将领们解甲归田的愿望无法实现，因为政府已为他们找到了出路。
听闻周总理的话，众将领面面相觑。周总理继续开口说道：“我们计划在全国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你们可以以文史专员的身份，进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在此之前，国家并无文史专员一职，为了解决国军将领的生活问题，我党煞费苦心。政府让将领们集中起来，不仅给了他们体面的生活，还将他们在战争时期的社会价值发挥到极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允许战犯进入中央工作，是双赢的结果。
1961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布任命书，任命溥仪、杜聿明、王耀武等人7人，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正式进入国家机构工作。
众将领十分感激中央政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尽职尽责。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杜聿明在3个月后便完成了《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一文，字数高达2万。
杜聿明
20世纪60年代，溥仪出版了《我的前半生》，讲述了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自己的亲身感受。
该书自问世以来，印刷次数高达21次，累计印刷量186.3万册，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
沈醉的著作《军统内幕》，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那段战争岁月，作品一经面世，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正如历史学家胡绳所言：“他们所叙述的往往是旁人不可能知道的细节。有些资料可以视为某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