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画像
顺治七年,公元1650的年12月，清朝最具影响力的摄政王多尔衮因狩猎坠马受伤，一个月后在河北滦平县附近去世，年仅三十九岁。十四岁的少年福临，虽然此前已经举行过两次即位大典，却更多只是象征意义的一个人物，因为年幼，所有的权力都交给叔父多尔衮处理，这个摄政王才是清朝入关后的绝对权威人物。命运仿佛对福临格外慷慨，在多尔衮三十九岁的英年猝然离世，让福临顺利逐渐接掌权力，虽然年龄不是很大，在此之前，这个成长于宫廷刀光剑影的环境下的他早已体会了权力争夺的步步惊心。
在登基不久成了顺治帝后，这个小皇帝就迫不及待地对议政王大臣下发谕旨：“国家政务，悉以奏朕”，一个悉字，强烈表达了这个少年天子急切抓住所有权力的迫切心情。这场亲政大典办的相当隆重，福临成了清朝入关以来第一位名正言顺的皇帝，当时端坐在太和殿的福临，接受诸王群臣的上表庆贺，顺治精神风貌都非常不错，朝鲜使臣形容说：“清主年今十四，而坐殿上指挥诸将，傍若无人。”这种举止投足的稳重处处显示这位大清帝国主人虽然掩饰不住青春稚嫩却也多了一层稳重和精彩。
顺治画像
在顺治帝下诏给多尔衮最高身后哀荣的一个月后，多尔衮的身后命运急转直下，在正式宣布多尔衮的十四条罪状，取消一切封典，挖墓掘尸，至此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多尔衮彻底被全面否定。
其实，迅速发起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既是突发的重大事件的背后也是人之常情的自然之事。因为，多尔衮对顺治的伤害是深刻的，这种矛盾无法化解，随着形势变化，清算自然成为必然。
在收集已经死去的多尔衮十一条“大罪”后，顺治正式下达他人生中第一条最重大的旨意：“谨告天地、太庙、涉及、将伊（多尔衮）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同时对多尔衮进行最残酷惩罚，当时的一位西洋传教士还原了这个场面：“命令毁掉阿玛王华丽的陵墓，掘出尸体”、“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土”（《鞑靼战纪》）。紧接着，顺治又对在朝的多尔衮等余党进行清算，大学士刚林和祁充格均被这个新皇帝判处死刑，没收家产，妻子为奴。包括吏部尚书谭泰被顺治也下发旨意：“谭泰着即正法，籍没家产，其子孙从宽免死”，多尔衮心腹冷僧机被“姑从宽免死为民”，面对一道道气势汹汹的旨意，所有人才强烈感到，这个新皇帝虽然年轻，但其杀伐决断俨然成了清朝最强势的人。
直到第二年，顺治福临才对接连发起的惩治风暴进行了解释：“其所行事迹，朕虽明知，犹望伊等自知己罪，翻然改过，尽心竭力以事朕，是以姑置不发。”、“岂意伊等不改前辄，轻藐朕躬，扰乱国政，朕实不能再为宽宥”（《顺治朝实录》）。
整个意思就是，我没处理的人并非受到隐瞒，而是想给一次改过机会，最后处理也是因为他们轻视自己，让所有人知道，这个新皇帝绝非软弱可欺。曾经叱咤风云的多尔衮和其余党在十四岁的顺治几道连篇谕旨中灰飞烟灭，显示出他大权在握和成熟的政治手腕。
在下发了“以后一应奏章，悉进朕躬，不必启和硕郑亲王”的谕旨后，年轻的皇帝将所有权力收归己有。除了掀起惩治风暴外，顺治帝开始了内政处理，年轻的帝国在一个青春年少的当家人的带动下显得颇为朝气。这个年轻的皇帝首先在内政处理上显示出相当不错的水平。
首先大兴节俭之风，省去繁文缛节。早在未亲政之前，顺治就下达几道命令，如在设计亲政大典要举行隆重庆祝时，他命令不要添加没用的新物件，命卤簿照旧陈设，但免鸣鞭，鸣鼓钟，“乐设而不作”，同时叫户部停止江南三处织造的催督人员，停止陕西的蟒衣织造、皮货买办以及山东烧砖，以此可以节省费用，同时减少对地方的骚扰，在亲政后多次要求官员为政“政在养民”的总体方针。
第二精兵简政，节省不必要财政支出。他以身作则从宫中节省，下令停止各地进贡，如陕西进贡的柑子、江南进贡的橘子等等，一切不必要的工程和修理寺庙的事情均被顺治叫停，同时减少宫中和王府的御用人员。除此之外他下令裁撤冗兵、冗官、冗费，最后在山东登莱、宣府、江宁、杭州、西安等地裁去了一些巡抚和高级满汉军官，加上所用军队草料、口粮，和人员饷银，一下节省了大量财政支出。以陕西总督孟乔芳为例当年就裁兵一万二千名，一年就节省下三十一万两的军饷。新皇帝对此总结说：“国家钱粮，每岁大半皆措兵饷”的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另外户部、礼部、工部等人员一次减少三百九十余人，除了必要人员外，其余均被裁撤。
接见喇嘛
第三财政造血，不走投机取巧。除了开源节流，裁撤各部外，顺治在如何给财政增收着手设计了许多办法，有趣的是，在他亲政之初就有官员建议将前明开封周王室的宝藏“尽沦于巨浸”，可以进行打捞，同时将李自成的大量金银和张献忠的宝藏更是“巨万银两、珠宝，埋沉于成都锦江”，如果找到“搜尽天下遗银，以资兵饷”，如果顺利推进这将是天上掉下的巨款，但新皇帝顺治断然否决这一想法，他认为这不是帝王做的事：“帝王生财之道，在于节用爱民，掘地求金，亘古未有。”但从这点来看顺治的政治管理智慧。
此后顺治加大对农业水利建设和屯田发展生息措施，颁布了《赋役全书》使得赋税走上制度化规范，“希望小民遵照执行，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在顺治的大力推进下，从登基之初国库存银二十多万两，京城的官员薪俸就要支付六十多万两，根本发不出工资，两年后户部上报存银已经二百六十多万两，创造了清朝入关以来第一次国库有存银的最好水平。除了维护财政增长外，顺治为了进一步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他又大力地在地方开展消除恶霸势力活动，对此他说：“朕似各处土寇，本皆吾民，或为饥寒所迫，或为贪酷官吏所驱，年来屡经扑剿，荡平无期，皆因管并将领纵令所部杀良冒功，因而利其妇女，贪其财帛，朕贼未必剿杀，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顺治能够看清地方动乱的真实原因，最后他决定要彻底肃清真正匪患，并要求地方督抚不能戕害良民，“如地方官仍蹈故辄，纵贼害民，着该督抚指名参奏，治以重罪。如该督抚徇情隐庇，经部臣参奏，定行一并治罪”（《顺治朝实录》）。
在顺治的带动下，清朝地方匪患得以肃清，统治环境渐趋安稳，同时掀起严惩贪官的风暴。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初七，对吏部下发谕旨说：“迩来有司贪污成习，皆因总督、巡抚不能倡率，日甚一日。国家纲纪，首重廉吏，若任意妄为，不死爱养百姓，致令失所，殊违朕心。”两天后他又找吏部官员谈话：“迩来吏治，不肖者剥刻民财，营求升转，不顾地方残荒，民生疾苦。”同月底，顺治给督察员下发谕旨，详细讨论如何肃清贪污，认为“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并且明确在大赦天下的诏书中说，凡是贪污入狱者“遇赦不宥”，就是贪官不在大赦之内,堪称真正意义上的对腐败“零容忍”，同时诛杀了大批贪官污吏，敢于痛下杀手，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腐败，而不是为了博取名声，做做样子，雷声大，雨点稀，成为历史笑柄。
两年后，顺治还是认为反贪成效并不明显，于是打算用重罚来遏制蔓延。在顺治十二年（1655）的十一月下发指令：“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除依律定罪外，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没其家产入官，着为例。”此后顺治成了清朝贪官的噩梦，从顺治半年到十七年，办理的大小贪案，至少五六十件，平均每年五六件，尤其在顺治半年与十二年呈最高水平，贪官从总督、巡抚、布政使、巡按、道员、知县、刑部司官、御史、总兵官、侍卫几乎遍及清朝所有官员级别，在顺治的带动下办了当时最震动的“一督八抚”案，即漕运总督和八位地方巡抚大案，这些高官或死或丢官，占了当时全国巡抚人数的一半，可见顺治处理贪污的坚强意志。如果不是天不假年，顺治能够不中天花病死，他将成为清朝入关以来第一位最有作为的一代政治家，带着巨大的历史遗憾，顺治最终以扑朔迷离的身影仓促告别了历史舞台。
二、顺治学业先天不足，后天恶补，为学习曾努力到吐血的程度。
顺治十六年，年轻的顺治福临高僧木陈忞聊起了过去的学业经历。
福临不无遗憾地感叹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多尔衮）薨，方始亲政，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
福临在继位之初，地位相当敏感，在多尔衮与济尔哈朗两位摄政王的掌控下，能否顺利长大成人都是一个问题。督察院长官满达海等人上书，建议多尔衮对福临进行教育培养：“今皇上聪明天纵，年尚幼冲，若不及时勤学，则古今兴废之道，无由而知，宜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置诸左右，朝夕讲论，以资启沃”多尔衮虽然未明确反对，却敷衍说：“上（福临）方冲幼，尚需迟一二年。”
顺治元年（1644），小皇帝福临同多尔衮一道入京。没几天，户科给事中郝杰又上疏为福临开设经筵“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以让福临接受正规教育。多尔衮再次以顺治名义降旨说：“请开经筵……有裨新政，俟次第举行。”就是百般拖延，不让福临读书。有谁想到，名义上的清朝皇帝，却连基本的“入学”问题都解决不了。
第二年，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有奏请顺治读书，认为自古帝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而且“必习汉文晓汉语，始上意得达，而下情易通。”多尔衮对他们的奏章不予理睬，以此可知，多尔衮对福临教育拖着不办掩藏着最终取而代之的目的。福临九岁那年，三十多岁的多尔衮猝然死亡，让福临脱离了多尔衮的掌控，开始获得了学习的权力。从十四岁亲政开始，顺治还在恶补小时“失学”造成的学业荒废，僧人木陈忞形容顺治这段努力读书场景：“由是发奋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
木陈忞还记了一件顺治读书的往事。有一次，内侍抱了一大堆书，约有几十本，福临对他说：“此朕读过底书，请老和尚看看。”木陈忞一看都是《《史记》、《左转》、《离骚》以及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经典书籍，还有元代著作“无不毕备”。此外顺治对历代君王多与臣下沟通品评，当群臣一致认为唐太宗是明君时，顺治却说：“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紧接着他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祥，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清世祖实录》此外，顺治很喜欢对《水浒传》、《西厢记》的点评，还向外界打听金圣叹，可知读书非常庞杂。顺治多才多艺，写诗绘画无所不通。在其去世多年后，礼部尚书王崇简看到顺治画的山水小幅感慨地说：“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真得宋、元人三昧。”最后由衷赞美说：“上以武功定天下，万几之余，游艺翰墨，连倪瓒和黄公望有的地方都比不上，真是天纵之才。”顺治由于早年被多尔衮阻止读书学习，在亲政后发奋努力，不得不说是一位勤劳学习，天资聪颖的清代一流人物。
三、顺治失去董鄂妃后的寻死觅活，间接造成了顺治因病去世。
顺治十年（1653），不知因为何种原因，刚刚迎娶第一位皇后的顺治仅仅在七个月就决定要废除这位皇后。
顺治对礼部下发谕旨，要他们查阅历代废后的相关章程。以大学士冯铨、陈名夏为代表的数位大臣联合上奏反对说：“臣等不胜悚惧！窃惟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前代如汉光武、宋仁宗、明宣宗皆称贤主，俱以废后一节，终为盛德所累，望皇上深思详虑，慎重举动。”让这些大臣没想到的是，新皇帝要废皇后的意志极其坚决，斥责联名上疏是沽名，并断然说：“皇后壶仪攸系，正位匪轻，故废无能之人！”第二天福临便上奏孝庄皇太后，将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谕礼部说，“今后乃睿王（多尔衮）于朕于幼冲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宗庙之重。”表明了他坚决废后的理由与决心，同时说明了顺治对婚姻生活的挑剔。
顺治十三年（1656）乾清宫迎来一位18岁的新主人，内大臣鄂硕的女儿董鄂氏。19岁的顺治帝对其可谓“一见钟情”。在当年就封她为贤妃，一个月后又晋皇贵妃，在举行封礼时，大赦天下，在诏书中称赞董鄂妃“赞理得人，群情悦豫”。当时的传教士汤若望记述了顺治的感情生活的明显变化：“和一切满洲人一个样，而肉感肉欲的性癖尤其特别发达”。大婚后，“人们仍听得到他在道德方面的过失”。（《汤若望传》）
影视画面
就是说当顺治遇到董鄂妃，曾经颇为好色的他雅竟然从此不再移情。《清史稿后妃传》对此做了佐证“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一年后他们生了一个男孩，顺治特意为此举行了隆重庆典，称为“朕第一子”（《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不幸的是，这个孩子仅仅三个月后就夭折了，顺治为了安危董鄂妃，追封了这个连名字还没来得及起的孩子为和硕荣亲王。
孩子是女人的一切，而对于后宫的董鄂妃更为重要，这个巨大的打击，让董鄂妃陷入病重，没多久便去世。“一六五八年（顺治十五年）皇帝遭遇酷烈打击。第三位皇后所生之子，原定为皇位继承者的，于产后不久，即行薨逝。……这位太子底母后不久崩殂”（《汤若望传》）。在顺治眼里，这个董鄂妃是世间最完美的女人，她温柔贴贴，善解人意，最重要的是她对孝庄皇后非常孝顺，顺治深情地回忆她说：“性孝敬知大体，其于上下，能谦抑惠爱，不以贵自矜。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
董鄂妃的病死对顺治的打击是巨大的，“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董鄂妃死后几天，顺治帝俨然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变成了一个丧偶的悲痛男人，在给身在江南的木陈忞写下了自己悲伤的心情：“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这段时间他频繁与禅僧来往，以至于在其死后被好事者杜撰他出家为僧的谜团。几个月后，顺治由于过度悲痛，身体虚弱情况下，染上天花，距离董鄂妃去世仅仅四个月随之去世，年仅24岁。顺治在勤政后在内政处理上相当有作为，但是却如此结局，颇令人扼腕。在仓促之间，孝庄皇太后掌握权力，推出孙子玄烨继位，由此改变了历史走向。
四、乾隆为何在尘封数百年后亲自为多尔衮翻案？有着怎样目的
时光跨越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一百多年后。
乾隆亲自参与大清历来备受争议的重大案件档案的审阅工作。不仅对当年明朝将领投靠清朝进行重新定义评估编纂了《贰臣传》后，又着手进行一次全方位的“翻案”。这些案件涉及整个清朝位置最高的数位亲王。其中尤其以平凡多尔衮为最为重大一案，如此重大档案实践，在当时乾隆给出为多尔衮平反主要两点必要的解释:一是认为多尔衮不存在谋反：“夫睿王果有异志，则方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随后又进一步说：“摄政幼年， 威福不无专擅，诸王大臣未免畏而忌之”，就是说谋反肯定不存在，但是专擅肯定有，飞扬跋扈的膨胀情绪让诸王大臣没有安全感，但这些并不至于如此对待功劳巨大的多尔衮。
第二个原因认为多尔衮为清朝的贡献太大了，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就是认定多尔衮在开国这件事上，功劳第一，贡献最大。
第三个原因是乾隆同情多尔衮的遭遇。在长长的上谕中解释原因：“睦亲彰善，王政宜先；继绝昭屈，圣经所重。”以非常同情的语气说：“乃令王之身后，久抱不白之冤于泉壤，心甚悯焉。”最后乾隆以其超高情商给多尔衮案件定调。就是多尔衮案件当时的冤屈与顺治无关，是一群小人构陷所致：“当时我世祖（顺治），尚在冲龄，未尝亲政”，并信誓旦旦地说：“假如当时多尔衮真的敢于挑战世祖权威，对其进行惩罚，朕也不敢给他翻案”。最后明确指出“王之政绩，载在《实录》者，皆有大功而无叛逆之迹。”此后乾隆帝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并将其配享太庙，至此，大清王朝最具传奇的案件最终在一百余年后被彻底翻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担心，避免日后再度惹起非议，在上谕中说：“为后世征信计，将从前关于此事之上谕，均不得载入国史。”于是将有关多尔衮的档案记载全部与进行销毁，直接造成了后世研究多尔衮案件的扑朔迷离。不光如此，在持续翻动雍正时代案件后，尤其是康熙第八子、第九子、案后，，乾隆有必要对“三年无改”这一信条做出必要的舆论解释：“我皇考（雍正）晚年屡次和我谈论过去的这些案件，每次提到都非常遗憾，就是有意将这些事情留给我做。”其实这些都是表面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乾隆统治中后期，政治全面稳定，经济进一步繁荣，一心追求“十全盛世”的乾隆要对所有存在争议的事情进行全面重估计，对进一步稳定内部宗室团结，调节历史矛盾，全面收获美名的一个主要举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乾隆在这一年翻案最多，力度最大且成本极低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