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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一，天还没亮，一个太监踉踉跄跄地从乾清宫跑出来，嘴里不断喊着：“皇上驾崩了，皇上驾崩了！”
就在刚刚，刚登基一个月的泰昌帝朱常洛，被人发现暴毙于寝宫之中。此事很快传遍朝野，内阁首辅方从哲听闻后大惊：“难道是因为那颗红丸？”
要说这朱常洛也是可怜，从小不受神宗待见，苦熬了20年才得以登上帝位，却只当了短短一个月的天子。
朱常洛的生母是慈宁宫的一名宫女。一天，神宗朱翊钧来到慈宁宫向李太后请安，在他身旁伺候的正是宫女王氏。也不知怎么的，看惯了美女如云的神宗居然瞧上了平平无奇的王氏，当晚就临幸了她，不过神宗并未把此事放在心上，第二天一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没多久，李太后发现王氏怀孕，怀疑是自己儿子干的，就去问他。神宗自是拼命否认，说自己后宫三千，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个小小的宫女？李太后不信，命人找来起居注（记录天子每天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当场让神宗无话可说。
距离神宗立后已经过去整整三年，皇后却一直没有传来好消息，盼孙心切的李太后就劝神宗：“身为一国之君，理应早早诞下皇嗣，方是立国之本，王氏的出生虽说不好，但如能诞下个皇子，也算是社稷之福了。”
万历十年（1582年），神宗册封宫女王氏为恭妃。同年八月，神宗长子朱常洛出生。
自古以来，立太子均以“立嫡立长”为原则，皇后一直无所出，这头衔自然该落到朱常洛身上。然而这场“国本之争”却持续了十多年，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20岁的朱常洛才被立为太子。
至于为何会耽搁这么久，这其中有神宗宠妃，郑贵妃的一份功劳。
要说这郑贵妃，也是心机颇深之人，还没立太子那会儿，就时常对神宗吹起枕边风，不断贬低出生卑贱的朱常洛，还鼓吹神宗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立自己为皇后。
然而，迫于朝中群臣及李太后的双重压力，神宗还是把他最瞧不上眼的皇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可郑贵妃却没有就此放下她的“皇后梦”。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天夜里，一个壮汉手持木棍，如入无人之境般穿过重重宫门，来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门前，眼看就要冲进去把当朝太子一棒打死，幸得东华门守卫及时赶到，方得以制止。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梃击案”。
在审讯的过程中，壮汉声称自己受人指使，说只要他把穿黄袍的人（指朱常洛）打死，那么下半辈子都衣食无忧。指使之人，正是太监庞保和刘成。
可两个小小的太监，怎会有如此胆量谋害当朝太子？这于他们而言根本无利可图，此案背后肯定另有主谋，那么谁会是当中最大的受益者呢？
要知道朱常洛一死，那么下一任太子必定是三皇子朱常洵，也就是郑贵妃之子，这是她毕生所求。而庞保和刘成均为郑贵妃宫中内侍，要说这事跟郑贵妃没有半点关系，没人会信。
很快，有关“郑贵妃谋害太子”的消息在朝中不胫而走，可由于神宗有意包庇，此案仅以庞保和刘成两人性命草草结案，至于真相，已经永远埋葬在历史长河中。
所以，正值壮年的朱常洛刚登基一个月，便在寝宫中无故身亡，无论怎么看，都像是有人故意为之，而这最大嫌疑自然落到郑贵妃的身上。但真的会是她吗？
可以说，泰昌帝朱常洛之死，虽不能确定这幕后之人是不是郑贵妃，但她的确与此事有所牵连。
有人评价：明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
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怠政就长达28年。可想而知，接下这么一个烂摊子的朱常洛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工作量。
史料记载，在朱常洛继位第一天，就立马招呼群臣上朝议政，然而那些大臣们太久没上过朝了，就连站都不知道往哪站，大伙你一句我一句，熙熙攘攘宛如一个菜市场。所以泰昌帝上朝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肃队形。
随后，泰昌帝又接连出台了六大政策，包括自掏腰包犒劳边防战士、减免税收等等，无不让朝野上下为之“感动”。
也许是用力过猛，登基大典后的第十天，咱们这位泰昌帝就一病不起了，而这病就是郑贵妃给招来的。
史籍《国榷》中记载，郑贵妃在皇上登基之初，进献了八位美人，皇上白天忙于朝政，晚上又纵欲过度，这才得了急病。
其实郑贵妃这一举动，还是为了她那皇后梦。
神宗临终前，曾说要封她为后，不过刚说完，人就断气了，这事自然也就落到儿子朱常洛的头上。而郑贵妃进献的八位美人，一是为了讨好这位未来皇上，二是提醒他别忘了他爹临终前交代的事。
鉴于两人多年来的恩怨，朱常洛不可能如此大方地说封就封，于是便把事情下放到礼部，美其名是查阅古籍看看是否存在先例，实际上就是在拖延时间。
所以有人猜测，正是因为这一举动，才彻底惹恼了郑贵妃，让朱常洛丢了性命。
正所谓病来如山倒，朱常洛一病多日都不见好转，而太医只会在一旁解释说：“皇上这是精损过度，需要慢慢调养，急不来。”也许是病糊涂了，也许是病急乱投医，朱常洛把太医全都轰出乾清宫，转头请了内侍崔文升给自己看病。
这崔文升虽说掌御药房，懂些药理，却不是一个正规大夫。他看过泰昌帝的病症后，认为皇上这是上火了，需要清热解毒，就给朱常洛开了大黄。谁知这大黄根本就一泻药，朱常洛吃下后，当天晚上连泻三四十次，本就身体欠佳的泰昌帝差点把命给丢了。
事后崔文升被问责，有人指出他此前曾是郑贵妃宫中太监，于是矛头再一次指向了郑贵妃。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却传来了朱常洛逝世的噩耗。
自那一夜后，朱常洛越发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甚至找来首辅方从哲交代遗言。
一天，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问他：“是不是有鸿胪寺的官员要献药？”
早在几天前，方从哲曾收到鸿胪寺丞李可灼的奏章，说有“仙丹”要献给皇上，保准能让皇上药到病除。然而方从哲却不以为然，所谓“仙丹”，不过是骗人之词，根本不可信，所以方从哲也没想过要上奏朱常洛。
可朱常洛不知从何处听来此事，甚至直言“我就要试试”，方从哲无奈，只能把李可灼引进宫献药。
在李可灼再三担保下，朱常洛先是在当天早上服下了一颗“仙丹”（红色的药丸），没一会便感到神清气爽，人也恢复了些许力气，还让御膳房传膳。当天傍晚，朱常洛又感觉到不适，于是服下了第二颗红丸。次日五更天，乾清宫传出泰昌帝驾崩的消息。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明王朝先后迎来两位皇帝驾崩，这在历朝历代都是绝无仅有的事。
有人把崔文升、李可灼和郑贵妃串联起来，认为这就是一桩阴谋论；也有人说方从哲身为首辅，却让天子服用这种“来路不明”的药丸，根本就是有违其职，需要负大部分责任；还有人把“红丸案”与多年前的“梃击案”看作是同一主谋，目的就是要把泰昌帝置之死地。
朝堂之上众说纷纭，可这“红丸案”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很可惜，在正史的记载里，此案并没有所谓的幕后之人，因受到党派之争的影响，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和审理，此案最终以“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遣戍边疆”结案，至于方从哲，则自辞告老还乡。
不过对于泰昌帝的死，明史里就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吗？那颗红丸又是什么？泰昌帝真的是因它而死吗？
这几个疑问，似乎都可以在御史王安舜在为方从哲辩解时说的一番话中找到答案。
王安舜认为：泰昌帝本就“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却被投喂了大补之药，岂不加速“亡逝乎”？
对于红丸，其成分至今都没有定论，但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种大补之药。
试想一下，这药是呈给天子的，如果有毒，早就检查出来了，怎么可能没有蛛丝马迹？无非里面都是一些对人体无害的补药。如果泰昌帝身强体健，吃了它或许没啥问题，可在此之前，泰昌帝的身体早就出状况了，偏偏还被“庸医”崔文升下了一剂猛药，一夜之间拉了三四十次，大虚之后又大补，这人自然受不了。
按王安舜的说辞，泰昌帝的死根本原因在于虚不受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中最该负责的是泰昌帝朱常洛自己：不听医嘱，相信偏方，追求快速，才导致这样的结局。
然而真相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已经无从知晓，或许这就是历史的魅力，留下一层又一层的迷雾让我们去探索、去求真，却终归如一个谜团般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