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由明朝第13代皇帝朱翊钧统领，年号万历。
在中国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在西欧历史上，是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次年著名的英西大海战，拥有134艘舰船组成的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仅有34艘战舰和25艘海盗船的英国舰队击败，海上强国地位，就此一去不返。作者认为：这一年，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作者黄仁宇，抗日战争爆发后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得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于1974年入美国籍。本书《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成名作，亦是其代表作之一，于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英文版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无关紧要的1587年》，初稿完成于1976年夏季，耗时七年。1982年，作者自行翻译成中文，由中华书局润色后在国内首版。
全书选择了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大学士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抗倭将领戚继光、知识分子李贽等六个主要人物来解剖，每个人物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悲惨的命运，就如同正值明末后期的帝国命运一般，消亡是它的必经之路，却也是闭关锁国的大幕开启之时。
万历皇帝，8岁即由父亲隆庆皇帝为其举行了象征成人的冠礼。9岁即位后，除了嫡母仁圣皇太后陈氏和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外，他的世界里，需要尊敬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首揆/元辅张居正，一个是“大伴”冯保。而嫡母更多的是尊称，对于万历的管教，由生母负责教导，1578年大婚前，万历与生母同住乾清宫，太后教子极为严格，作为自小照护万历的太监冯保，可称为太后的“亲信”，若是冯保作出不利的报告，万历便要接受可能长达几个小时的长跪处罚。而张居正更是严格，自小对万历的功课严厉督导，毫不懈怠，在母亲和老师的谆谆教诲下，万历即位的前十年，可谓是欣欣向荣的十年。而这两位“严师”，在早年太后需仰望首揆辅助万历的江山时，自是言听计从，然而张居正铁面无私的态度，数次反对太后的一些主张，也为之后的下场埋下了伏笔。
初登帝位的万历，在学习和朝廷大事上十分信任元辅张居正，包括重要官员的任命，先由张居正和吏部提出候选人名单，再呈给皇帝挑选其一，年幼的万历早已知晓，排在首位的即张居正选定的称职人选，他只需在上面画个圈，便能体现他的天子威严。聪明的万历，在长年累月的经史学习中，自然知晓朝野上下对于权力恭维的厉害，但他仍在各种非议声下，维护着元辅张居正，以示其“尊师重道”的态度。
明朝以阁臣代替相职的制度，源于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之初曾设立丞相位，但前后三人都为洪武皇帝所杀，为巩固政权，下令不再设置丞相位。自此后，内阁大学士代为行使丞相职权，万历的祖父嘉靖皇帝之前，内阁大学士为三至六人，地位平等，但万历年间有了较大变化，大学士的任命几乎出于张居正的推荐，万历又在圣旨中明确规定，大学士的职责是辅助元辅办事，内阁大学士有了主次之分。年幼的万历在朝廷大事中，离不开元辅张居正和大伴冯保，而此二人的合作，为今后的朝政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也为二人的悲剧收场预知了结局。
明朝宦官并非如影视剧中那般目不识丁，由于皇帝昏庸而参与政治的误解也是极大的。自洪武皇帝开始，就让宦官参与政治，并经常受到皇帝的派遣，代表皇帝到外国诏谕国王、到国内各地考察税收等。16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由此产生了为皇帝口译奏本的秉笔太监，他们在10岁之前由于天赋聪颖而被送入宫内的“内书堂”学习，由翰林院翰林教育，有着与文官仕途的标准相似的升迁模式，故而这类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些甚至不输文官大臣。而司礼太监冯保喜爱读书写字，弹琴下棋，颇有君子之风，平和谨慎的性格自然受到万历和皇太后的青睐。
1582年，对于万历皇帝是一个转折点，源于两件大事，一是享年57岁的元辅张居正逝世，去世前九天，被加封以太师衔，明朝生前得此殊荣的唯一人。他在重整税赋、丈量全国田地的改革中遗憾死去。但在去世后仅仅半年，反张的舆论经过发酵，至1582年底，即已被盖棺定论，罪责滔天，十年的首辅生涯仿佛毫无建树。而年轻的万历皇帝，历经几个月的反张运动，情绪陷入紊乱。在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中，不到一年，大伴冯保被下诏宣布十二大罪，驱逐出京。1584年，前首辅高拱遗著《病榻遗言》出版，成为万历下决心清算张居正的最后一根稻草，抄家，撤销太师头衔，褫夺子孙官职，其弟和其子被充军……至此，皇帝实际掌握了朝廷的大权。
另一件大事，则是万历初为人父。这位诞下皇长子的人，是慈圣太后跟前的宫女，因被皇帝看中有了身孕被封为恭妃，王氏诞下常洛，即明光宗，年号泰昌，在位一个月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同年，万历一日册封九嫔之中，有一位14岁的淑嫔郑氏，由于聪明好书，虽并非以美貌侍宠，但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一生与万历处于热恋中，后来诞生皇三子常洵被封为皇贵妃。此时，皇长子的出生，也将立储问题暴露了出来。
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开始喜好读书，精神焕发。1585年春，由于干旱，万历决定亲向上天举行祈祷仪式，仪式举行的前三天，他便开始斋戒，北京的居民一睹天颜，皇帝除却轿马，要求几千人跟随他的脚步徒步走向十里之遥的天坛，或许这也是万历皇帝在实际掌权后，难得的一次想要身为君主而主动履行责任的事件吧。
在这一年，时年72岁的海瑞被重新起用，源于万历的祖父嘉靖皇帝时期获得的声名。他是洪武皇帝的坚决拥护者，是一名真正的“人民公仆”，有着强烈的牺牲自我服务于公众的精神，却履任闲职，一身抱负无处施展。他无视潜规则，也要破除别人的潜规则，这样有着高度道德责任标准的传奇人物，是忠臣，是孝子，却并未拥有美好的家庭生活，三位夫人两个小妾三个儿子，或生离或死别，唯有二女尚存。1587年，从政二十多年的海瑞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身份去世，法治建设未能得以传承下去。
然而万历皇帝远大抱负的热情并未持续多久，便开始了不临朝和出席经筵、日讲的谕旨。明太祖朱元璋创业初始，励精图治，天色未明之际，凡有资格参加早朝的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便要在宫门前守候，点名、修整仪态，开始早朝，每天如此，极少例外。偶尔辍朝，需与大学士们商议，而这种辍朝，休息的仅皇帝一人，百官仍须亲赴午门，对着大殿行礼。除了早朝外，还有午朝和晚朝，朱元璋规定政府各部有185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由于第六代皇帝，即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只有9岁，才另做新规，早朝以呈报8件事情为限，且要在前一天以书面形式送达御前，至此早朝渐成具文。
而此时正值1587年，万历年满23岁，已为帝十五载。接替张居正身为首辅四年的，是担任年少皇帝功课最多、时间最久的老师申时行，此刻的他仍然担负着规划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经筵类同于现下的讲座，只是内容讲授的是四书和历史，通常于春秋两季举行，每月三次，这种繁文缛节是当时国家的重要制度，旨在鉴戒历史，古为今用。
申时行清楚地知道，“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而首辅的施政要诀，在于促进文官之间的相互信赖与和谐。明朝时期，除了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的趋势，而申时行任首辅的年代，全国文官总数约为两万人，其中京官占10%。文官多为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为生员；继而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合格者为举人，授九品官职；再往上参加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之为进士，授七品官职。
申时行将人们公认的理想称为“阳”，不可告人的私欲称为“阴”，他认为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所期望的只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他承认现实，却又不愿放弃理想的做法，使得他被视为和事佬一般的人物存在。申时行认为前任是一位聪明绝顶的人物，在去世不到两年竟被清算至此，使得他不得不小心谨慎，步履维艰。坐在张居正的书案后，申时行想要避免前任的错误，他认为首辅的最大贡献，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而不是像张居正般推行政策一意孤行，得罪无数同僚，引得惨淡的结局，用张居正同年王世贞的话来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黄色的龙袍，常常被看作皇帝的标准服装，其实在明朝，它只在一般性的仪式上使用，在不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是青色或黑色的龙袍。比如在被安排的“亲耕”中，便着常服，此乃求雨的戏码，类似于当下的“剧本杀”，万历需要同其他“演员”一起演戏，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耆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三次，耕毕后在帐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
万历自小熟悉各种礼仪，在各类祭祀盛典面前可谓游刃有余，其中“献俘”仪式的描写与过往认知中的并不尽同，俘虏被押解广场，宣读罪状，请求斩首等一系列仪式尚且一致，但皇帝答复“拿去”后的仪式感，超出预料。“皇帝的天语纶音为近旁的高级武官2人传达下来，2人传4人，而后8人、16人、32人相次联声传喝，最后大汉将军320人以最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拥有“献俘”能力的自然是将军，在阴历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代名将戚继光就此陨落。黄仁宇梳理本朝武将的经历，发现他们似乎都有类似的命运，几乎无一幸免，而根源则在于文官和武将的关系，说到底则是双方所经历的道德观念和实战经验而导致的思维差异。自明中期始，文官集团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最高点，而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在这样的处境下，倭寇肆虐横行，戚继光不仅要组织新型军队，还要制定军队标准，写成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岛国能够严重威胁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已初步显现。这才使中枢的文官惊醒，靠文官主导武将打仗的低能军事制度已无法解决帝国的危机，需要选择有战略性眼光又精通各种战术的高级将领。
黄仁宇认为，戚继光之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他获得了福建巡抚谭纶的认同，后又受到张居正的赏识，尽管最后受到张居正清算运动的牵连而被革职。戚继光的陨落，也让明朝失去了重整军备的最后时机。然而不论关于他的是非有多少，他的赫赫战功不可忽略，以及他所写的军事著作也为后世研究明朝军事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有了前面的政治经济制度、法治建设、军事制度的代表人物，最后一个篇章里，作者加入当时的知识分子李贽，1587年，时任姚安知府，留下著作《焚书》和《藏书》，在当时受到各个名门贵胄的追捧，然则却是一个自相冲突的思想家，或许他留给后世更多的是不同的观察角度，从中窥见明末后期，知识分子思想体系的发展脉络，以及他试图革新儒家学说，而主张个性解放、正视人欲、反对封建礼教的前卫思想。
而此时的明王朝，已处于末期，各种规章制度早已运行两百年。皇帝只需要做好守成之主的本分即可，而从小早熟的万历，在皇太后和张居正的教导下，长成一个个性强烈的君主，一位有着理想抱负的青年，与文官集团期待的个性平淡大相径庭。天资聪颖的万历，在历经张居正的“表里不一”后，心灰意懒，又在立储一事上与文官集团争执不下，几乎让双方完全站在对立面上，他愈发对不诚实的、口是心非的臣僚不愿待见，拖延近二十年方才向本朝立嫡立长的传统妥协。
心理学上说：人成长的关键，就是当我们的价值体系崩塌之后，当我们的人生满地残渣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重新建构？很显然，万历是没有的，他选择逃避到了深宫之中，卧于郑贵妃的暖塌之上，终日饮酒作乐，做个不太欢快的大胖子。
万历的个性无从发挥，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没能充分使用，年少时张居正不让他习字，年轻时申时行不许他练兵，一直生活在严厉的阴影之下，难得遇到心心相印的郑氏，连死同寝的心愿都未能达成，却又活成了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君主，他这一生该是何等地憋屈？1585年后，万历除了于1588年对自己的定陵再度视察过一次以外，此后三十多年，未再走出过紫禁城一步，创造了从古至今的最高纪录。他的消极怠工使明王朝陷入深渊，让它再无振兴的可能，却给民间的经济文化得以自由生长的机会，形成了短暂繁荣的局面。
《万历十五年》，虽然运用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传记体式的章节，但从每个章节后面的参考书目可以看出，这更像是一本学术性的著作，只是用了更加趣味性的语言向读者讲述那段历史，回看这些足以影响一个朝代的人物，他没有给出任何评价，只是如实地表述和猜测。本书的知识涵盖面相当宽广，远不止我上面描述的零星一点，算是我近期读的书里最惊喜的一本，以致于后悔才遇见它。如果我能更早的知道有这类写法的历史，或许会早些开始触碰历史类的书籍。
书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有机会可以改革当下所处社会的某一个层面，然而积重难返的时局，即便拥有天下的万历，也不能逆转，所以明朝最终走向了它的结局。
黄仁宇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而清算张居正的运动，以道德为武器，通过舆论发酵、道德审判尤为显著。作者试图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制度实在是有着太大的关系。以道德标准治国，而非法治，终究会被时代的年轮所推翻。而在我看来，对企业的治理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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