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后世的曾国藩被评论成多个极端，赞誉者将他捧为真正的圣贤，诋毁者将他批判为“曾剃头”。其实曾国藩在其生前就已经预料到身后名必然存在巨大争议。
（一）曾国藩生前不编撰文集，预感身后名将掀起巨大争议，希望后人能够给出公正评价。
同治六年（1867年）的八月酷暑的一天，曾国藩与幕僚弟子赵烈文谈天，看到曾国藩两江总督的办公地连一幅有款的字画都没有，赵烈文问他说：“人得无笑其苟简乎？”不会有人嘲笑您太简陋了吧？曾国藩说：“足下以后如果给我写墓志铭，可以加上这句话。”赵烈文谦逊地回答说：“老师您编书和年谱数十年，这样的道德文章千万岁的后事铭都写不过来，恐怕没再没有大手笔能把您的身后裁剪得准确。”曾国藩未接话，而是说其了去世多年的胡林翼：“他日见《胡文忠集》，选刻多不当，且多代笔吾身后亦不免此一劫。他颇为忧虑地问赵烈文说：“足下何策以善其后？”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赵烈文回答说：“请老师您先定论，我愿意做您的编纂。”曾国藩说：“吾无所有，不足编纂，惟望他日持正论耳。”
曾国藩画像
曾国藩深谙历史评价是后人的盖棺定论，而非自己主动去做这件事，并颇为朴实地希望身后获得客观真实的评价。虽然两个月前，二人已经谈过这个方面，赵烈文就希望曾国藩将自己作品结集，认为“观人之事，不如观人之言”。“老师为何不把平生所写编纂出来？否则千载后只靠形迹相求，失公之神矣。”而曾国藩却谦逊地对他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其实此时曾国藩已经写了几十年的日记，光是书信已经多大数十万言，各种奏折和处理军政大事的文章比比皆是，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蔚为大观的《曾国藩全集》。但他却谦虚说什么都没有，说明了他愿意将自己的身后名抛给后人，只求“他日持正论”。曾国藩到底是怎样的人呢？由于其在近代地位重要，他的整个人生是复杂的，多面的，我们只能选取人性的普通一脚对其解读，或许也不失一种务实的“以善其后”。
赵烈文画像
（二）、顾家好男人，从三十岁起，日夜自我监督，学做圣人。
曾国藩农民家庭的出身，虽然较当地百姓富足，却在年轻时依旧未能摆脱贫困。贫困的生活让他在京城做官体会的更加明显，但是也正因此，他开始了清教徒式的修身养性。
三十岁开始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自我浮躁、多欲、好动的毛病。“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说话又多戏谑”、“自窥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日内闺中不敬”等等，曾国藩就是这样一边改造，一边自省才最终炼成了惊人的意志力和定力。
曾国藩笔迹
多少年之后，幕僚赵烈文曾国藩谈起人处于贫贱和富贵的不同感受，他说：“前几年我在上海穷困到吃不上饭的地步，往往过午不食而心处之泰然，条件略微好转之后，各种嗜好欲望纷纷涌起，难以克制，这是为什么呢？”
曾国藩当面对赵烈文说：“足下天分甚高，第未充学历之故耳，然少年人有此无损。”赵烈文接着说：“我经常看到您有事情就叫兵丁，左右没有专门服务人员，吃东西极其简单，衣服老旧，晚上点一个小灯，木榻独坐，扪心自问，换成是我，绝对做不到，所以对老师您不免望洋兴叹。”曾国藩却回答说：“这是古人最起码的小事，没什么大不了。我过去经常对人说，有地位的人不能不摆点架子，但不能过分，令人作呕；寒士不能不求人，也不要过分，骨气都丧失了。”赵烈文听了非常受教。他或许不知道，正是年轻时期的自我修炼才达到晚年性情淡泊的“炉火纯青”，彼时曾国藩已经无欲无求。
赵烈文日记
做京官时巨大的经济负担，让曾国藩颇为焦灼，还要亲自照顾儿女兄弟。“夜二更尽，内人生一女。是夜，与九弟同守一夜，不睡。儿子病，甚烦闷，哭泣不时。”因为儿子身体不好让做父亲的倍感慌神，“因儿子不好，未尝看书……儿子已四日不饮食。”在懂医道朋友的治疗下，孩子病慢慢好转，曾国藩才逐渐恢复正常工作学习。家里人手不够用，曾国藩常常是：“抱护小儿一日”，在家哄孩子就是一天，分担妻子压力，这些无不让人感到，曾国藩年轻时就是一个顾家的好丈夫。曾国藩对孩子最大的特色就是“严管厚爱”，通过严厉的学业教导，让孩子们逐渐在学习中获得成长。与所有父母一样，都希望孩子能够成龙成凤，曾国藩对孩子最大的期许就是做一个有用的人，但是反对他们当官：“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在外带兵打仗时，他希望儿子来看看自己，父子团聚一次，或许能减少病痛，可知在内心深处，这个做父亲的对孩子们的眷念之情。他还曾嫌大儿子每次写给自己的信都太短：“泽儿写信太短，以后宜长些。”当时书信是唯一家人的见面方式，对孩子的来信总觉得看不够，越长越好，无不说明，作为父亲来讲，对儿子那种难言的想念。
（三）、儒家信徒，理学修养培养下的典型忠臣，个人心志淡泊，“称帝”只是一个伪命题。
曾国藩从人生最初的奋斗目标就清晰明确，不是做官，而是学做圣人。认为“不圣则狂，不上达则下达”，在他的人生目标上没有中间迂回折扣，“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在通往圣贤的道路上，曾国藩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譬如掘井，与其多掘数井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在道光二十二年的一封信中，他深情地向父母保证要做一番大事，“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由此才不愧对父母生养，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的精神导师就是儒家的顶尖人物。直到多年后，已经身处高位的曾国藩对儿女们提出人生要求，“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吾有志学为圣贤。”
曾国藩名言
平定太平军是曾国藩的历史宿命，咸丰五年，在人生最为困顿之时，他写信勉励弟弟们的同时自己也进行表态：“余食禄有年，受国厚恩，自当尽心竭力，办理军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对清朝的高层地位他毫无杂念，由此也遭遇后世的唾骂，殊觉遗憾。对于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关于他的谣言随即而起如渲染他即将“称帝”云云并进行大肆渲染，野史更是不遗余力进行舆论包装。对于曾国藩的价值观来说，权位是被他看得最轻的一个，他追求的是“圣贤”，这种至刚至大的境界比做皇帝要更有吸引力，对物质毫无渴望的人，权位如同“倚天照海花无数”都是过往云烟。作为儒学滋养起来的理学大家，再也没有比“乱臣贼子“更让他反感的词汇了。其实对于外界对他的权重的猜测，曾国藩均以实际行动作为回应，可以称之为光做不说。与早年急需事权不同，进入事业巅峰之际，他主动要求朝廷收回对他的任命，敏感地指出这种任命无疑会导致中枢过于放权，使得地方做大，不好控制。
曾国荃画像
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书信，经常予以警示：“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忝窃将相，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并对外间所传弟弟贪财进行敲打。在平定太平军几十天后，就将自己和弟弟所辖军队全部遣散。早在功成的前一年，他就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砺，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他以实际行动表示“功成身退”，也正因为曾国藩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光做不说”，不久就将谣言彻底消弭。
(四)、世上已无曾国藩，抑郁和健康问题让曾国藩提前推出历史舞台，经常想好好休息一下。
曾国藩性格有着明显的“间歇性抑郁症”，对此他说“余向来本多忧郁，自觉平生之事，多可愧者，近因右眼失明，身体衰弱，尤念从前衍咎难再补救。”
曾国藩从青年开始“学做圣人”付出了巨大的体力和精力，加之身体条件“先天不足”，从三十岁就多次发生咳血，几乎不治。除此之外，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和失眠，在巨大压力的工作面前，曾国藩的身体情况日趋糟糕。除了身体不好外，他就是感觉“心累”， 同治四年的九月开始，曾国藩的失眠老毛病不断家重，身心疲倦至极，在当时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倦甚，不愿治事。三点睡，五更醒。”严重睡眠不足已经损害了曾国藩的精神，与此同时，一种巨大的忧郁始终缠绕在他的心头，挥之不去。失眠直接导致神疲、体倦、代谢率降低，加之年岁渐长，空前的孤独和颓唐让这个晚清重臣感到格外无助。这年的下半年多次出现如下记载：“九月十七：“倦甚，不愿治事。又围棋一局，观人一局。”十月初二：“倦甚，不愿治事。与幕府诸公鬯谈。”十月二十二：“二更后倦甚，又似畏寒者，老景侵逼，颓然若难任也。”
曾国藩规箴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在当天日记里他这样写道：“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甚至他希望早点死去，这样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在日记书信中时常也会出现“寸心焦灼，了无生趣”也是这年，他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棺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入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杳无信息，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以为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唯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
疲乏占据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的大量感受，同治十年，在日记中写到：“疲乏之至，不能治一事，非仅畏暑，亦衰颓甚矣。”“疲乏之至，目若一无所睹者然。”在全面推出李鸿章作为自己接班人后，曾国藩彻底淡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资料：本文参考资料均来源于《曾国藩全集》、《能静居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