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自隋唐年间真正建立起来后，对于底层百姓上升空间提供了一条渠道。相比推荐制、世袭制，科举制的最大好处就是公平，以及“活水问题”。
公平是人们“追求”的事情，但“公平”永远是相对的。正如民主、自由等许多观念都是如此。因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因为地域导致不同的经济和文化层次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因为人性的问题等，公平和稳定之间就形成一种不断地平衡中。
在古代社会，科举制的相对最公平与效率
尽管科举制也会导致团团伙伙，但问题是相对世袭制这种“永恒的自我利益联盟”、推荐制这种“迅速搭建利益联盟”选材方式，科举制构建的“利益联盟”的稳定性要差得多。当然，世袭制、推荐制也有好处。
比如世袭制下的新人，往往因为自幼跟随长辈耳濡目染许多行政能力、权力斗争谋略，如果真想做事儿，看问题、做事情要比科举制的人的成功可能性更高。例如唐朝的“牛李党争”中，科举制下的牛僧孺的能力并不如李德裕。但问题是，世袭制下的能臣数量比纨绔子弟少得多，而且大多靠近权臣色彩。对皇权威胁颇大。
隋唐时期，世袭制、科举制间更多的是皇权依赖科举制制衡世家大族。到了宋朝，科举制选材形成主体，但宋朝因为皇权为了最大化拉拢文人，科举制下的世袭制官场特征也很明显。当科举制来到元朝时，问题就有些麻烦了。原因就在于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朝代。
元代科举制中的不公平与世袭、推荐
元朝的科举制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科举官员人数太少，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其二，因为蒙古贵族、色目贵族、汉贵族的阻拦，科举出身的官员难以获得实权。
元仁宗时期开始科举制
延祐元年（1314年）八月二十日，在元朝境内施行乡试。延祐二年（1315年）的第一次殿试中，录取56名蒙汉进士。右榜（专供蒙古、色目人）、左榜（汉人，也就是原金国、夏国统治区的汉人）第一名分别为护都答儿、张起岩（辽宋金三史总裁官）。
很显然，左右榜的难度是不同的，虽然其内容都是以四书为基础，但汉人的科举难度要高。例如右榜的考试内容主要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加《朱氏章句集注》。
左榜则是在右榜的基础上增加《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等儒家经典。
以上考试内容的解说都以程朱理学的解说为标准。清代科举制和元代科举大体上也如此，比如满蒙与汉也是分别考试。但问题是清代科举中汉知识精英获得大量入职机会，同时，汉知识精英特别是满化汉知识精英也可以借助推荐、世袭进入官场。由此，清代的成功是将汉精英彻底臣服，而臣服的主体就是科举制。
元惠宗的“至正新政”中，各民族第一次、各阶层知识精英共同参与了科举。正是元惠宗的这种努力，反促成了当时儒家对元惠宗的认同。清代科举制、儒家化获得成功，元朝元惠宗时期才真正进行“有效科举制”且并不成功，即使如此其效果也对朱元璋统治初期构成很大麻烦。从反例看，就可以看出，清朝的成功也就很正常了。
古代知识精英对劳动者往往有一种“蔑视”心理，特别是对无钱无权的劳动者。在这一心理状态下，他们对于朱元璋的蔑视心理远远高于对统治者对儒者的蔑视历史。
在这一问题上，朱元璋也曾走过弯路。
明朝的南北榜，朱洪武拼了为了子孙再举屠刀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南方统一北方的朝代，再加上北方在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了三五百年，因此，南方许多人对北方是一种蔑视心理。在北伐元朝、北元的历次战争中，朱元璋对于北方各省都有一定的语言攻击。
但问题是，无论南北还是东西都是“朕”的天下，一拨人看不上另一拨人始终会惹出问题来。由此，朱元璋在执政后期开始特别重视“南北平衡”，在科举上也进行“学习元朝”制定了“南北榜制度”。
这说明什么？元明在科举制问题上也有一个“继承关系”。元朝的左右榜是为了让汉精英支持自己的政权，南北榜则是希望北方汉知识精英不要产生对政权的愤怒。对于南北榜的形成，也是朱元璋对过往行为的一种激烈反应。虽然史书上对明初的南北歧视没有公开描述，但大凡有现实生活经验的人都应该能够感觉到。一个饺子就能说明问题。
朱元璋以自己的铁血刀剑，为北方汉儒支持自己的政权做了再一次努力。之前为了自己的后代坐稳江山，朱元璋屠戮功臣；现在同样是为了这个，他对于北方汉儒进行最大限度的妥协，你们不是愤怒嘛，那我就单独给你们弄一个榜，而且杀几个你们痛恨的人让你们消消气儿。
朱元璋在“南北榜事件”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而他的“南北榜遗产”则陪伴明朝长达247年。可以说，科举制从来不会带来“真正的公平”，但因为科举制比世袭制、推荐制更公平，更可以引来人才的活水，科举制的“相对公平”最重要。
“相对公正”看起来很容易，其实要密切关注变化，二十年前是“相对公正”，二十年后也许就要变成“相对不公正”了。所以，时移世易、不断校准是必须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