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在不断选拔文官，兴建衙门治理地方后，不忘对此进行了“题词”。他写了《戒石铭》立在各州县衙门旁，以此警示州县衙门好好为官：“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后来的大书法家黄庭坚又将这16字为官箴言重新书写，颁行天下。一直发展到清代，这种衙门文化越来越完整鲜明。
清代扬州衙门从暖阁到天花板都涂上红色，天花板和地上的篾席也都是红色的，意思是坐在这的官员要凭天理办事，不然就要“天诛地灭”。
当时对于好官提出了三个标准即清、慎、勤，据说提出者竟然是司马懿。据《晋书》记载，有一个叫李秉的很有才敢，曾任泰州地方官。他过去陪同司马懿时，有三位官吏来见，离开时司马懿对他们叮嘱说：“为官者要做到清、慎、勤。这样就不用担心治理不好地方了。”转过话头问这三人说：“如果要从三点中选出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回答说“清为本”李秉抢过话头回答说：“清、慎之道，相须而成，必不得已，慎乃为大。”司马懿称许说：“你的回答才抓住要领。”
顺治时期的宋权任顺天巡抚时，特意在衙门口题写：“报朝廷某事，荣父母某事；宽百姓几分，爱子孙几分。”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时，给各地方劝诫州县的厅堂也出了一个对联：“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这些都说明有一些好官确实秉承了衙门最初提出的为官操守。
自乾隆中叶后，衙门风气日趋变坏，当时的郑板桥就曾深刻指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做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此后整个官场逐渐蔓延“千里为官只为财”的风气，造成了晚清吏治逐渐败坏。常听到“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以为只有穷人打不起官司就错了，就算当时清朝的富人们也打不起官司。在当时凡是涉及官司，要承担种种费用：什么盖戳费、告期挂号费，传呈费、纸笔费、取保费、差役承票费等等甚至二十余项，这些费用有钱人也承担不起，没等打官司，已经倾家荡产。衙门里的差役往往会主动“走出去、请进来”上门服务，所谓传纸费、坐差费就是因此得来。为了“招揽”生意，这些衙门差役开通多项“附加服务”，道光时期徽州府衙的附近甚至形成了出租一条街，租户大多都是衙门里的门丁、长随、幕友，相当于“官司中介”一条街，出租者为了让房子租出高价，特意用一些年轻女子吸引这些衙门人员，俨然一个庞大的交易市场，在这种情况不断的恶化，清代衙门司法腐败日趋严重。
衙门中的小鬼儿
州县衙门的衙役大体概括为三班，所谓“三班衙役”，皂班直接服务地方官，快板分为“马快”和“步快”，主要负责奔走驱使，侦查密探，也称为“捕快”。另外一班叫做“民壮”，负责看管门户，管理粮食收入支出和参与衙门的杂务，如伙夫、后厨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编外的临时工”的薪酬完全是地方官自掏腰包，有的县太爷光仆从就有几十个，虽然位置低微，但却是“宰相门人七品官”，其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在当时清政府虽然明确规定地方官所带长随数量有着明确要求，如知府可带30名，同知带20名，知县带20名，这些人掌握着主官的一切权利部门，其中最著名的就要数“富贵双全”的门政大爷。俗语说，阎王好见，小鬼儿难缠，说的就是这些给官员看门的。在众多的长随中，能够称得上“大爷”的，只有两类，一类是门政大爷，一类是签稿大爷。其中“门政大爷”的主要收入，如果不打通这个看门“小鬼儿”，想见“阎王”绝无可能。因此给当官看门的往往是富致千金。州县长官到上级衙门办事更是如此，平时在地方耀武扬威，见了上级官员的“门政大爷”也必须谦恭孝敬。
这只是衙门中的一类“小鬼儿”，以此可知，清代衙门坐的虽然是官员，实则被一群看似卑微出身的社会人员全面把持，从长随、师爷、衙役，这些都成了迅速腐化清代执政基础的蛀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