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季驯是今天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乃是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一位“治水名臣”。他的治水理念直到清亡前夕都是当时的主导思维方式，直到今天都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嘉靖与严嵩：被改革的对象
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明朝湖州府乌程县（今属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生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卒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享年74岁。他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科考成果，这一科进士共有320人。其中：
一甲进士及第状元、榜眼、探花分别为唐汝楫、吕调阳、姜金和。
二甲进士出身共95人。
三甲同进士出身222人，潘季驯名列第73名。年底被任命为江西九江府推官，这一年乃是潘季驯个人的大吉大利之年。但这一年，却是疾病缠身的大明需要改革的一年。
这年的大事儿就是俺答进犯北京。这年的中秋节之后，俺达进犯北京周边地区。面对威胁，大明实行北京总动员、诏令各镇勤王队伍火速救援，文武大臣各九人分守九门。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有些老态龙钟、百病缠身了。
怎样一个百病缠身？
总而言之就是：皇帝不干正事儿，文武尸位素餐、首辅一心迎合皇帝。
嘉靖是一心忙着修仙炼道，面对京师的危险状况，竟与朝臣临朝不语。城内之师老弱病残，领兵之将好大喜功、芦苇之躯，数万勤王之师更是缺粮少衣。面对焦急的兵部尚书，严嵩的坚守城池不出，敌寇掠饱后自退的方针，竟让满朝将士最终各个“抗敌有功、退敌有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世人都说严嵩是奸臣，似乎他的形象永远改变不了了。世人在不久之前还说嘉靖无道，近几十年来似乎对其愈发理解、愈发觉得他很智慧。
其实在我看来：嘉靖是一位很聪明、很有智谋的皇帝，天下之乱、天下之静皆在其掌控之中。他是药吃多了，他的帝王之心让一切有能力的人都成为其手中玩物。你想荣华富贵、大权在手就必须要满足他的欲望和面子儿。
相对来说，奸相严嵩是一位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大臣。他心知帝王之心，举手投足间为帝王尽心办事。后世的和珅其实很像他。他的奸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贪腐、大权独揽。但哪位干出过成绩的人不大权独揽呢？当然，贪腐未必所有能臣都如此。
尽管，严嵩和嘉靖有各自理由去为自己的不负责任、乱负责任推脱。但国事、军情摆在那里，世人对此的愤怒不言而喻。而这一年正好是新科进士们在京等待工作分配的时期，除非你是京城本地的进士可以回家，大部分人都得在京城等待消息或参加遴选考试。
所以，俺答进犯全过程，新科进士们都遇到了。
对此，三十而立的潘季驯也和普通正常人一样，三十岁正是“不识时务”的年龄。他们大多暗生怨气，以今日之状况，自然成为日后的改革动力。
严嵩倒台，张居正、潘季驯都有了腾飞的机会
1550年12月月底，潘季驯得到任命，前往江西九江任七品推官。路上赴任、交接仪式完成正式上任，恐怕也要等到1551年三四月份了。潘季驯到任之时，后世著名的“一条鞭法”已经在县级试运行多年了。
所以，潘季驯对此并不陌生，只不过“一条鞭法”在当时名称很多、表现形式也很多，毕竟各地分别试运行，全靠主推县令个人经验、边摸石头边过河。因此，名称很多，诸如：里甲均平法、十段锦法等。
但无论怎样，其改革的核心点很明确：一者白银交税，方便缴税者；二者减少摊牌和负担不公、负担过重，减少偷税漏税问题。
潘季驯在1551年到1553年，任九江推官（七品）时进行的改革，主要是针对邮传驿站。他将“力差”变为“银差”。如此，官府把收上来的钱去招募劳工，邮传驿站官员的薪酬也由官府发放，从而使邮驿官员不能再向邮传驿站所在地区摊派。
这在新税法推行初期、为政官员较为开明精干时期，自然会对百姓剥削度有所降低。潘季驯为此政绩颇好。1554年被转任河南道监察御史，不想丁父忧三年。1557年，再任监察御史。1559年，被任命为巡按广东，在广东期间积极推进“一条鞭法”。政绩突出的他，在1561年北上督学顺天府。年，大明朝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1562年，严嵩倒台了！
严嵩一倒台，大明朝的吏治整顿立即开始。一些不攀附严嵩、工作能力突出的底层官员迅速受到重视。在上面，徐阶、张居正等终于有了干一场的机会，但没有人不行呀，由此，下面的底层官员们有许多人被迅速提拔。
水利专家潘季训
1563年12月底，潘季驯（九江推官后的几年为丁忧三年、河南道监察御史一年多、巡按广东三年多、督学顺天两年多）被调入大理寺任右寺丞（从五品）；1564年11月升为大理寺左寺丞；1565年7月，被提拔为右少卿（从四品），11月再升为左少卿（四品）。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从六品升到四品，其速度不可谓不快。内中原因，我想与严嵩倒台大有关系。因为严嵩一案比较重大，虽然没有文字证明潘季驯参与审核这一大案要案。但作为大理寺官员，与严嵩一案相关的案件肯定是必然碰到。
按照惯性思维，在大理寺干得不错的潘季驯很可能在大理寺、督查院、刑部等部门逐渐升迁。然而，1565年11月28日（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潘季驯却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其主职是总理河槽，协助工部尚书朱衡开凿新河。由此，拉开了潘季驯一生最为壮丽的篇章——治河生涯。
1565年之前的潘季驯的官场生涯属于传统的儒家官员生涯；1565年，他却成为了技术型官员。
封建社会的技术型官员
在封建社会官场，技术型官员很难出现。虽然，技术型官员往往因为知识面宽，愿意、能够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就比较快。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最基础的思维方式之一，对技术型官员却有一种抑制作用。
儒家思想有功有过。其功就在于让我们有了统一的理念，我们的文化之所以数千年绵延不断，其基础原因就在于儒家思想。但也正是儒家思想不断地“亲权力”，造成宋明清时代的儒家思想反而愈发保守、缺乏进取精神、缺乏求变思维。
在宋明清时代，包括沈括在内的科学家、学者、专家型官员都是在仕途并不顺利的时候，在“被闲置时期”完成了“伟大的功绩”。
例如沈括就因为1082年永乐城之败被闲置，由此，沈括才有时间写出了“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许多官员科学家、文人其实都有类似情况。
潘季驯与沈括等失意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不经意间成为治河官员的。
技术型官员在工作中往往因为有性格、有专业能力，在封建社会的政治斗争中不知不觉地被人利用，或者成为牺牲品。
因为时代的原因，张居正成为嘉万时期最出色的改革家、政治家，潘季驯的上级。潘季驯的成功与失败与他就有了很大的关系。
他们二人有着很好的团结基础，那就是共同的改革语言——对严嵩掌权时期的不满、对“一条鞭法”改革的认同。
张居正很多情况是靠汇报，他没有直观的改革经验和感受，是一种“纸面规划”。可潘季驯作为“一条鞭法”的创始人之一，他有着很强的工作经验。
但奇怪的是，在四次主管河政工作期间，前两次合作非常不愉快。张居正甚至指使言官弹劾潘季驯，致使潘季驯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