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
他一手抓住孔子,一手抓住皇帝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国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生在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比孙中山先生大十一岁。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试、取科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渊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澈底的。后来梁启超批评他说:
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 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态度,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在甲午年中了举人,乙未年成了进士。他是那个国难时期的新贵。他就趁机会组织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一时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数并不了解他的学说,也不知道他的改革具体方案,只有极少数可以说是他的忠实同志。但是他的运动盛极一时,好像全国舆论是拥护他的。
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他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之中,一再上书给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光绪也受了时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国。他先研究康有为的著作,后召见康有为。光绪很赏识他,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总理衙门行走。戊戌春季的瓜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行了百日的维新。
在这百天之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总督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添了一个农工商总局,好像我们现在的经济部,想要推行经济建设。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的心血,想从之乎也者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
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这时光绪虽作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政完全打消了。
选自《中国近代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
一本书读懂中国近百年史实
附录《琦善与鸦片战争》《李鸿章》等
内容介绍
《中国近代史》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全书写于1938年,从鸦片战争始,终于抗日战争,将中国近百年的史事浓缩在短短不到十万字里,主题鲜明,史论兼具。书中对鸦片战争、天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均有条分缕析的解读,多有新意;对于林则徐、洪秀全、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历史人物也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本次特别收录《琦善与鸦片战争》《李鸿章》等七篇散论,有助我们更加全面读懂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百年史。
作者自述
“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彼时他“已辞去驻苏大使的任务,还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在汉口有几个月的安逸”,“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把对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1965),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9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代表作《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
名家评价
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
——何炳棣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郭廷以
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
——李济
这本被他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
——沈渭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