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蒙古战争发生于绍定四年（1231年）至至元十年（1273年），元朝（蒙古）先后九次征伐高丽。中统初年，高丽国王王瞰死，王子倎在蒙哥末年来朝，被留不遣。赵璧、廉希宪等因建议忽必烈乘机礼送王子倎归国，即国王位，这样便可以不烦一兵一卒而得一国。
忽必烈采纳了这个建议，王子倎归国即位，更名为植。按照成吉思汗的定制，凡内属之国，均需纳质子、助军役、输粮饷、设驿站、编户籍、置长官，通过这些措施以便对归属国进行严密控制与剥削。
忽必烈一再责令王子植奉行这些规定，并令他从江华岛迁还王京。忽必烈同时利用高丽作为跳板，对日本进行侵略，强迫高丽提供人力物力资源。至元五年（1268年），令王子植造能涉海载重四千石的大舰一千艘。
当时，高丽经过了从成吉思汗入侵以来连续数十年的破坏，人口凋残，生产荒废。在这种情形下，忽必烈复强兴大役，致使全境骚然。高丽朝野都对王子植十分不满。
至元六年（1269年），权臣林衍废王子植而另立其弟淐为国王。忽必烈闻讯即遣头辇哥国王率兵入高丽，扶王子植复位。头辇哥进据王京，以脱脱朵儿充其国达鲁花赤。这时，林衍已死，三别抄军首领裴仲孙等立王子植庶族承化侯温为国王，迁入珍岛（全罗南道），坚持抗元斗争。
忽必烈乃令忻都、史枢为凤州（黄海凤山道）等处经略使，领军屯戍金州；又令洪茶丘领民屯田，而以阿剌帖木儿为副经略司总辖之，从政治、军事方面加强控制。当林衍废立王子植时，高丽统领崔坦、李延龄等以西京五十余城来附于元。元改西京（今平壤）为东宁府，属辽阳行省，划慈悲岭与高丽为界。
忽必烈
至元八年（1271年），坚持在珍岛的抗元义师在忻都等的进攻下溃败。余部金通精走耽罗。至元十年（1273年），金通精被擒。至元十一年（1274年），王子植死，子愖立，后改名为昛。忽必烈以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王子昛，通过这种政治联姻而进一步加强了高丽国王对元的依附关系。高丽被迫更改官职称号，革其所谓“僭滥”者，“凡省院、台、部官名爵号，与朝廷相类者改正之”。并遣其衣冠子弟二十人入侍。高丽侍中金方庆谋组织反抗、事败,被流放海岛。元朝所委派的官员们飞扬跋扈，洪茶丘更特别专恣。根据忽必烈再次大举进攻日本的要求，至元十七年（1280年）在高丽设置了驿站。至元十八年（1281年）侵日之役，高丽被迫征发军士万人，水手万五千人，战船九百艘从征。
“是时，驿骑络绎，庶务烦剧，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至元二十年（1283年），正式设立了征东行中书省，以王昛与阿塔海共领之。
元与高丽的联姻，并非如某些史家所说：它是元廷强加于高丽王室的一项桎梏。
实际上，高丽最先提出请求，而由元廷加以允准。高丽的请婚，乃是迫于内外交煎的情势。对外方面，至至元七年（1270年）左右，高丽陷于兵燹之中，已六十年。而自绍定四年（1231年）起，蒙古屡次挥兵入侵。高丽王室虽因退保江华岛，而得暂延残喘，但是半岛上下，蒙骑纵横，所过之处，庐社为墟。高丽早已陷于兵财两竭，不能再战的地步。
武臣的跋扈，更是高丽王室的心腹大患。自乾道六年（1170年）以来，王权旁落、武臣专政已达百年之久。其中崔氏一门，更独秉政纲达六十年，欺凌王室，恣意废立。开庆元年（1259年）崔氏覆亡后，新武臣金俊、林衍又相继专政。武臣对王室的顺服蒙元殊为不满。在这种情形之下，高丽国主乃决定牺牲国家主权换取元廷对他王权的保障，请求公主下嫁便是争取元廷保护的一个手段。
忽必烈的允准通婚则是为加强对高丽的控制，使后者全力支持他进攻宋、日的计划。忽必烈之所以改变过去对高丽的武力政策，改施怀柔，一方面是由于单恃武力使高丽完全屈服，并非易事。另一方面，高丽由于地理位置，在忽必烈进攻宋、日的计划中，占有很大的重要性。
李璮
蒙元的伐宋，虽因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争位一度停顿，但自景定三年（1262年）起，因宋与元叛将李璮相勾结，战端又告重启。此后十几年中，攻灭南宋，统一中国，一直是忽必烈最重要的目标。
自至元三年（1266年）起，忽必烈又欲招降日本。但因屡次遣使诱降都未奏效，自至元七年（1270年）起，即已准备出兵讨伐。而在忽必烈的地理观念中，高丽与宋、日一衣带水，是一个理想的进攻跳板。
他屡次在诏书中说：“宋则如得顺风，可两三日而至，日本则朝发而夕至”，“若至耽罗，欲往南宋、日本，海道甚易”。由于高丽的重要性，元廷一方面必须加以控制，防阻暗通宋、日，结成反元三角海上联盟。
另一方面，则须督促高丽，履行属国义务，协济粮舰、兵力，助攻宋、日。后来由于元廷采取西路攻宋的策略，取道襄樊，以致高丽在伐宋战争中未起作用。但在元军二次征日中，高丽发挥了预期的效用。
而林衍废元宗事发生后，忽必烈已决定支持元宗，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宗主国必须维护臣属国的合法君主，但主要原因则是忽必烈已知悉高丽未能真正臣服的梗概，在于武臣牵羁，而王室则甘愿臣服，易于操纵。因此，忽必烈即派遣大军，协助元宗即位，并铲除武臣。
忽必烈
元宗复位后，即于至元七年（1270年）2月亲朝忽必烈于大都。一方面表示愿意还都，另一方面则请求下嫁公主于世子谌：“伏朝降公主于世子，克成合卺之福，则小邦万世永倚，供职唯谨。”事实上，世子谌此时年已三十有五，早在十年则即已纳有嫔妃，元宗的请求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纯粹为子觅妇，乃属显然。
忽必烈对元宗请婚世子一事，并未立即应允，拒绝的理由是：“鞑旦法：通媒合族，真实交亲，敢不许之。然今因他事来请，似乎欲速。待其还国，抚存百姓，特遣使来请，然后许之。朕之亲息，皆已适人，议于兄，会当许之。”
忽必烈显然洞察元宗请婚的动机。因而虽已决定给予支持，但亦不愿予以空白支票。唯有待元宗归国，全面履行臣属国的义务，然后始可允婚。
元宗返国后，确能符合忽必烈的期望，至元七年（1270年）5月铲除林衍的势力及完成还都开京，以及与蒙军协力追剿反对还都的三别抄。至此，元宗已以事实证明臣服的意愿，遂于1271年遣使再度为世子请婚，并造世子入朝为“秃鲁花”，即质子。
不久忽必烈即允许以幼女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但此时公主年仅十三岁，不能立即成婚。三年以后，世子谌才得与公主完成婚礼。
不久，因元宗逝世，世子返国即位，是为忠烈王（1275年——1308年）。据说，公主与王同辇入开京时，“父老相庆曰：不图百年锋镝之余，复见太平之期。”可见高丽人对公主下嫁的重视。
公主下嫁确实是元与高丽关系史上，也是高丽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象征着高丽对元廷的完全臣服和元廷对高丽王室的信任与支持。而且此后在元廷的支持下，高丽王室不必再忧心于武臣的跋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