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与王安石握手言和的两封信——兼谈吕惠卿与王安石关系嬗变

最近翻阅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于宋人魏泰《东轩笔录》中得吕惠卿与王安石握手言和的两封信，兹公布如下：

《吕惠卿致王安石书》

“惠卿启：合乃相从，疑有殊于天属；析虽或使，殆不自于人为。然以情论形，则已析者，宜难于复合；以道致命，则自天者，讵知其不人。如某叨蒙一臂之交，谬意同心之列，忘怀履坦，失戒同巇。关弓之泣非疏，碾足之辞未已，而溢言皆达，勃气并生。既莫知其所终，兹不疑于有敌。而门墙贵善，数移两解之书；殿陛对休，亲奉再和之诏，固所愿也。方且图之，重罹苦块之忧，遂稽竿牍之献。然以言乎昔，则一朝之过，不足害平生之欢；以言乎今，则八年之间，亦将随数化之改。内省凉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揆高明，夫何旧恶之念。恭惟观文特进，相公知德之奥，达命之情，亲疏冥于所同，憎爱融于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傥示于至恩；桑榆之收，继此请图于改事。侧躬以待，惟命之从。”

《王安石复吕惠卿书》

“安石启：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预焉，则公亦何尤于我。趋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亦宜照于此。开谕重悉，览之帐然。昔之在我，诚无细故之疑；今之在我，尚何旧恶足念。然公以壮烈，方进为于圣世，而某蘭然衰疾，将待尽于山林。趋舍异事，则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之愈也。趋召想在朝夕，唯良食自爱。”

吕惠卿、字吉甫，号恩相。《宋史》作晋江人；清乾隆《泉州府志》作南安人；其同母弟吕温卿所作《昌惠卿公字吉甫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则自云“祖居（晋江）曾埭，迁居南安县杨山之左，（惠卿）为家不归，而终于其地。有子仍住曾埭。”①宋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历官参知政事。卒谥文敏。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宋庆历进士。位至宰相。初封舒国公，改封荆国公，世称荆公。卒谥文。

这两封信的写作时间，史无明载。魏泰仅交代时“惠卿服除，荆公为宫使居钟山。”

查吕惠卿“丁忧守制”有两次：

一次在熙宁三年九月。是月，“以曾布为崇政殿说书，同判司农寺。……吕惠卿遭父丧去职，安石遂荐布代之。”②斯时，王安石在朝为相，不居钟山。

另一次为其母杨氏持服。据吕惠卿函中“重罹苦块之忧”、“恭惟观文特进”（王安石赠“特进”，事在元丰三年[1080年]）、“以言乎今，则八年之间”（自熙宁八年(1075年）王、吕失和起往后推算)等语，推断吕惠卿“服除”当在元丰五年，此时王安石正“为宫使（以尚书仆射衔充任集禧观使)居钟山”。是时，吕惠卿守制三年届满，寓京师汴梁朝请候召，以故吕函有“桑榆之收（时吕惠卿年逾50），继此请图于改事。侧躬以待，惟命之从”，王函有“公以壮烈，方进为于圣世，……趋召想在朝夕”之语。

吕惠卿与王安石都是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都是发动和领导“王安石变法”的头面人物，王安石为统帅，吕惠卿为副帅。

北宋自庆历新政失败，积贫积弱政局日趋严重。嘉祐(1056~1063年)以后，朝野有识之士要求政治改革呼声日高。嘉祐五年(1060年)五月，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满怀“矫世变俗”之志上万言书，强烈呼吁“改易更革”。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吕惠卿结识了王安石。时吕惠卿任真州（今江苏仪征)推官秩满回京候调。俩人论经文，意多合，一见如故，倾心相交。后来，吕惠卿除补开封府通判，旋迁少尹，再入三司为检法官，编校集贤书籍，与王安石朝夕相处，关系更加融洽。

王安石对吕惠卿的学识和才干十分器重，多方为之延誉引掖。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提举制置三司条例司时，向宋神宗举荐吕惠卿：“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③遂任命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都与吕惠卿商量谋画；所有建请章奏，都由吕惠卿一人执笔草拟。此时，王安石把吕惠卿当作政治上的接班人来培养，“安石知制诰，荐公（吕惠卿）集贤校理、御史中丞；及安石参加政事，公代安石制诰，自是二公接连相代，安石同平章事，公代为参知政事。”④

吕惠卿也投桃报李，对王安石忠心耿耿。他把王安石当成父挚前辈（王比吕年长11岁)、良师益友和政治上的靠山，真心实意、竭尽全力地支持王安石变法。他积极协助王安石制定、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免行法、市易法、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等一系列新法，不顾韩琦、司马光等守旧势力的强烈反抗，坚持推行新法，严格监督新法的实施，同时裁并州县，整顿军队，罢明经诸科，实行太学三舍法。变法扭转了宋王朝积贫的局势，增强了国家的军事防御力量。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因新法遭到保守势力的猛烈攻击，宋神宗一时犹豫退却，请求去位。吕惠卿却毫不动摇，他一方面发动监司、郡守向朝廷奏明真相，挽留王安石继续执政；一方面搜集大量事实，从容地向来神宗辨明得失，促使神宗及时醒悟，重下决心，“终不以吏废法之故，为之违法”⑤，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新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坚”⑥。时人称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在变法的初期和中期，吕惠卿与王安石关系极为密切，“惠卿事安石如父子”⑦；“惠卿与安石，出肺肝，托妻子，平层相结，唯恐不深”⑧；“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⑨

变法后期，尤其是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以后及再次入相期间，因权力结构的变化，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及在如何变法问题上意见的分歧，吕惠卿与王安石亲密无间的关系发生了嬗变，由芥蒂而失和而恶化，以至后来

各奔东西，不相往来。

“风起于青萍之末”

翰林学士司马光极力反对变法，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是王安石的政敌，但与王安石私交甚好。熙宁三年三月，司马光移书王安石，请罢条例司及常平使者，信中且言：“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憎，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⑩含沙射影指斥吕惠卿为“谄谀之人”。在此之前，司马光入对，在宋神宗面前攻击吕惠卿“非佳士”，断言“使王安石负谤于天下者，惠卿也。”⑪王安石另一好友，右正言、知审官院孙觉在宋神宗征求对吕惠卿的看法时也说：“惠卿辩而有才，特以为利之故，屈身王安石。安石不悟，臣窃以为忧。”⑫訛捕风捉影，制造舆论，在王、吕之间挑拨离间，挖掘鸿沟。这些谣言在当时虽然没有直接影响王、吕之间“父子”般的情谊，但后来当王、吕失和时却加速了他们关系的恶化。

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对王安石执政时屡以“乞辞位”、“称疾不出”、“乞东南一郡”要挟皇帝，固宠保位的做法看不惯，加上私心膨胀，想利用王安石去位之机攀登权力高峰。因此，在是年十一月冬至圜丘祭祀天地时，向宋神宗建议，援引郊祀赦例，任命王安石为节度使，当即被宋神宗驳回：“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复官？”⑬“安石既出金陵，公始有隙。”⑭吕温卿在墓志铭所说的这句话，盖指此而言。吕惠卿一时不慎，走错这着棋，为王、吕交恶播下种子。

王安石弟王安国反对新法，曾多次当着王安石的面羞辱吕惠卿。其好友监安上门福清郑侠串通参知政事冯京，上疏并进“流民图”，肆意诋毁新法，王安国也参与其事。熙宁八年正月，诏付御史狱。冯京出知毫州，郑侠编管英州，王安国放归田里。吕惠卿“缘国事”（维护新法的权威与尊严），整治王安国，伤了王安石的“手足”，给王、吕关系蒙上一层浓浓的阴影。

宰相韩绛与吕惠卿意见不合，事多稽留不决，又斗不过吕惠卿，于是密请宋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诏书出，吕惠卿“愕然”。王安石一反过去闻命累辞方允、矜持自重的惯例，当即应召“不辞”，而且立马动身，“倍道而进，七日至京师”。⑮事在熙宁八年二月。王、吕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熙宁八年闰四月，王安石复相后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给事中，安石之子王雱龙图阁直学士。王雱推辞。吕惠卿不知王雾是假意推辞，劝宋神宗允其请，结果弄假成真。王雱为人剽悍阴刻，本来受其叔王安国影响，对吕惠卿已有成见，由是更加怨恨。王安石亦心中不快。王、吕关系裂痕加深。

王安石复相后，其坚持变革的意志热情和棱角锐气均大不如前，而且故技重演，继续以“称疾不出”胁迫宋神宗，并以“一切托疾不事事”，与吕惠卿分庭抗礼。吕惠卿洞察其情，主动上表请求外任。他对宋神宗说：“……前此安石为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复来，乃一切托疾不事事，与昔日异，不知欲以遗之何人？”“安石不安其位，盖亦缘臣在此。不若逐臣使去，一听安石，天下之治可成。”⑯神宗不允，惠卿乃复就职。王、吕关系失和终于表面化、公开化。

王安石对吕惠卿态度的转变，使一些本来反对新法、仇恨吕惠卿的不同政见者乘机而起，对吕惠卿发动攻击，恶意中伤。如御史中丞蔡承禧以吕惠卿妻弟方通考试名列高等，告发吕惠卿弟、崇政殿说书吕升卿担任国子监试官舞弊，并攻击吕惠卿“弄权自恣，朋比欺国”。⑰为此，吕升卿被逐出京师，转任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吕惠卿也被逼提出辞职。此时，王安石作“局外人”袖手旁观，不发一言。王、吕关系继续恶化。

在此期间，王安石又默许其子王雱勾结御史中丞邓绾倾陷吕惠卿，诬告吕惠卿兄弟强借华亭富民钱五百万购买田地，与华亭知县张若济居中牟利。吕惠卿兄弟与知县张若济置狱讯问，吕惠卿被罢政事，贬守陈州。时熙宁八年十月。至此，王、吕关系彻底破裂，分道扬镳。

之后，王雱又背着王安石，与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将邓绾所罗织的吕惠卿所谓“罪状”掺杂其他书信交给鞠讯官。吕惠卿得情后十分愤慨，以为此事是王安石所为，于是上书自辩，且云：“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为奇术，以至语诉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恶君。凡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⑱宋神宗将吕惠卿的自辩书交给王安石。安石阅后，懵然不知，回家责问王雱，方得实情。王雱因羞愤，背疽暴发而死，邓绾、练亨甫也相继被罢斥。案件虽然澄清了，但王、吕关系却雪上加霜。

吕惠卿熙宁八年十月出任陈州知州后，一直辗转外任。一年后，即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也离开政治中枢，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退居钟山。从此俩人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见面。

时隔八年，吕惠卿终于鼓足勇气，主动给王安石写了第一封信。而王安石在“开谕重悉，览之怅然”之后也回了信。俩人终于在信中握手言和了。

信中俩人恭恭敬敬，客客气气。修辞造句，小心谨慎。他们彼此说了真话、实话，如吕惠卿“叨蒙一臂之交，谬意同心之列，忘怀履坦，失戒同。”；如王安石“同朝纷纷，公独助我”。也说了假话、套话，如吕惠卿“一朝之过，不足害平生之欢”；如王安石“昔之在我，诚无细故之疑”。总之，过去情同父子的真挚之情不见了，过去生死相依、肝胆相照的诚挚之情不见了。因为他们曾互相伤害，裂痕太深，伤口虽“随数化之改”表面愈合，但他们失和分裂，互相伤害所铸成的历史错误，仍使他们的心在滴血，他们心里都明白，此时尽释前憾、握手言和已经为时太晚，已经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了。

他们心里都明白，离开权力中心，他们的团结与分裂，他们的“和”与“不和”已经同寻常百姓的人际关系一样，无足轻重，不足挂齿了。

他们心里都明白，当他们身处最高层次的政治舞台，身处权力中心，由于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地位，即使因“细故之嫌”而闹不和，也足以掀起轩然大波，影响整个政局，甚至可以改变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改变历史运行的轨迹；而今，即使他们刀枪相见，拼个你死我活也无碍大局了。

他们心里都明白，由于他们的不和和分裂，他们断送了自己联手开创的轰轰烈烈、辉煌壮丽的政治改革事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历史错误。

他们心里都明白，由于他们的不和和分裂，他们两败俱伤，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权力旁落，事业毁于一旦，成为沉重的历史教训。

元丰五年以后，吕惠卿和王安石虽然恢复了书信联系，但在心底下，彼此之间最终谁也没有原谅对方，谁也没有原谅自己。

(1994年)

引文出处：

①④⑭《吕惠卿公字吉甫墓志铭》，载《泉州市志通讯》1993年第1期。

②《续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2年1月第1版，下同）卷68。

③⑤⑥《宋史》卷471

⑦⑮⑯⑰⑱

⑧《续资治通鉴》卷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