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司马光起了个绰号“司马牛”，从这个绰号里就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执拗固执的人。性格执拗的人一般大都心胸不够阔达。他与王安石一起可以说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这对曾经的知己为了变法和反变法却视对方如寇仇，一个是变法派的代表，一个是保守派的代表。他们所代表的派别左右了仁宗以后的宋朝朝局，“你方唱罢我登场”新旧两派的斗争，伴随着北宋的灭亡。可以说北宋的灭亡与两派的党争密不可分。试想如果他们两个人但凡有一个能够听进去别人的忠言，特别是司马光，我想就不会出现仁宗后北宋朝廷的一连串党争，北宋因此延续一二百年也未可知。
历史上司马光算得上是寿终正寝的，活了68岁的他，在那个年代还算高寿。但是他的死却不是终点，围绕他死后所追赠的谥号，新旧两派展开斗争。司马光死后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死后，哲宗将他葬于高陵。
熙宁变法是中国中古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运动，但这次改革主要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因而就改革内容来看，丝毫没有触及政治领域，其政治勇气比起庆历新政来都有明显倒退的迹象。改革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而经济领域更是重中之重。变法真正兴奋点是富国，不是富民，因而其最大成效也就是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
变法不仅解决了治平年间的财政赤字，还建立起五十二座元丰封桩库作为战备物资库，到北宋后期还是“余财美泽，至今蒙利”。
然而，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变法之初就曾有过三段争论。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财务百货，不在民，则在官，彼民设法争民，其害乃甚于加赋”。这一说法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保守立场上，固然不足取。王安石反驳说“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在熙宁新政中，王安石与司马光各自所代表的新旧党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论；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因而不能用改革派与守旧派来论定。
司马光
而整个变法过程中，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给人的观感是君子之党；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给人的观感是小人之党。所以当神宗驾崩，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在道路两旁欢迎他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
高太后派使者间他当务之急，他上了好几篇奏札，归纳起来，一是广纳谏言，一是废除新法。尤其对新法，他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变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兴害除利”。
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力量的壮大
不久,司马光以门下侍郎入朝，吕公著也以尚书左丞被召。这时，宰相是蔡确与韩缜，章惇知枢密院事，他们都是变法派。
司马光执政以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变法派放出抵制的舆论，援引孔子的话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司马光针锋相对地还击，他一方面把神宗与王安石、吕惠卿分开，说新法都是王、吕所为；另一方面他强调高太后把新法与神宗撇清，显然是自欺欺人，但这种政治手段往往在清除旧权威的当口被袭用。
所谓“以母改子”，深契高太后心意，但只是在字面上绕开了“以子改父”，从皇权继承角度却是讲不通的，因为继承皇位的是神宗之子，而不是高太后。这也为日后哲宗绍述提供了逆反的口实。
司马光认为朝中尽是变法派的天下，便推荐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范祖禹、唐淑问，以为他们的品行学问可以担任台谏或经筵官；还推荐了吕大防、王存、孙觉、胡宗愈、王岩叟、苏轼、苏辙等，希望朝廷委以重任，尽其才干；并建议让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等德高望重的旧臣各举人才。于是，一大批反变法派联骈入朝，力量对比顿时改观。
关于尽废新法的争论
神宗去世的当年七月，首先废除的是保甲法。十一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市易法与保马法也相继废罢。次年，改元元祐元年（1086年），废除新法工作雷厉风行地推开，史称“元祐更化”。
闰二月，右司谏王觌向变法派大臣发起攻击，说：“国家安危治乱，系于大臣。今执政八人，而奸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接着连续上奏指斥蔡确、章惇、韩缜。孙觉、刘挚、苏辙、王岩叟等其他台谏也猛攻蔡确。于是，蔡确罢相，章惇罢知枢密院，分别出知州郡。
四月，韩缜也罢相出朝。司马光与吕公著先后拜相，宰执大权转入反变法派的掌握之中。司马光和高太后全面而彻底地废除新法，变法派竭力反对，反变法派也有不同意见。
范纯仁
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与司马光又是姻亲，认为新法只要去掉那些太过分的，“徐徐经理，乃为得计”。三月，司马光要求各州县五日之内罢免役法，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不禁惊愕失声道：“亦罢及此乎？”许久，又说：“此法终不可罢也。”
司马光同一阵营内对免役法行废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以为，“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苏轼说得更在理：“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
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但司马光固执己见，令苏轼私下里感慨大呼：“司马牛，司马牛”。南宋吕中也以为：因其利而去其害，差役免役二法都是可行的。苏轼在这一问题上远比司马光通达。
五天恢复差役法的期限，只有知开封府蔡京如期完成，他是个典型的骑墙派，很快从变法派阵营倒向反变法派。司马光高兴地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八月，范纯仁因国用支绌，建议仍行青苗法，很多人以为不妥。司马光正抱病在家，闻迅急忙入见高太后，追问是哪个奸人主张重新实行这个方法的，吓得范纯仁在旁不敢吱声。
王安石
王安石是这年四月辞世的。司马光认为，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很多，变法是因为不晓事体而喜欢更张，现在矫其失、革其弊，有人百般诋毁，我们应该对他优加厚礼，拯救风气。五个月后，司马光也去世了，这时新法已废除殆尽。
后世对司马光的评价
王安石和司马光，他俩曾是朋友，但大变法使他们成为政敌。尽管如此，他们所争的不是个人的权力，而只是治国方略的出处异同，对对方的人格才学仍抱着充分的尊重。在坚持自己政见上，他们都过分自信和固执，听不进不同意见，并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忧国忧民。
他们都是君子，但作为政治家，处理问题却过于绝对化,，都或正或反地给当时的国计民生留下了种种问题。
王夫之这样描述以司马光为首的元祐更化：“进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退一人，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行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革一法，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王安石已经听不进不同意见，容不得反对人士，司马光对新法缺乏分析，不分是非，全面否定，一切复旧，比王安石走得更远，做得更绝。连朱熹都讥讽这种一切以熙丰划线的思路，是“闭着门说道理”，因而“矫熙丰更张之失，而不知堕于因循”。熙丰新法已经操之过急，元祐更化更是急于熙丰。南宋吕中指出：“去熙丰小人不可以不急，而变熙丰之法则不容以太急。”熙丰小人之说还值得商榷，但政局与制度的转圜承受不起这种大起大落的折腾，还是说在点子上的。
总的说来，司马光是一流的历史学家，却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