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读清乾隆版《乐陵县志》时有一个惊奇的发现，明末清初有一位名叫周璜的举人，陕西陇西人(康熙七年陕甘分省，陇西县今属甘肃)，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出任乐陵知县。令人称奇之处在于，他既是明代乐陵最后一任知县，又是清代乐陵第一任知县。同时，根据清顺治《乐陵县志》记载，在1644年清朝定鼎中原、迁都北京后，周璜于顺治二年(1645年)又升任刑部广西司主事一职。
顺治版《乐陵县志·官师志》对周璜的记载
由此可见，于明清鼎革之际，周璜在乐陵为官三年后，从明朝不知名的基层七品芝麻官，摇身一变成为清朝初期刑部清吏司中掌管一省刑狱事务的正六品要员。这是颇令人值得玩味的。
康熙版《巩昌府志》对周璜的记载
我们“按图索骥”，根据其籍贯出处，查清康熙《巩昌府志》、清乾隆《陇西县志》知，周璜是崇祯庚辰科举人，即1630年中举出仕，其条目下记有“九江府知府”之字句。也就是说，周璜作为举人，从不入流的小吏，熬了12年才当上了乐陵知县，并最终累官至九江知府。继续查清代《九江府志》又获悉，周璜于顺治五年至顺治九年(1648-1652年)期间出任九江府知府。
康熙《九江府志·职官》对周璜的记载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明清易代之际周璜的一份官场履历：
明朝：
崇祯三年(1630年)，中举出仕，学官书吏一类，八九品；
崇祯十五年(1642年)，任乐陵知县，七品；
清朝：
顺治二年(1645年)，任刑部广西司主事，六品；
顺治五年(1648年)，任九江府知府，四品。
这里需要留意的是周璜任乐陵知县的第三年，即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这一年明朝灭亡，史称“甲申之变”。当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缢殉国；四月二十一日，山海关大战爆发，李自成溃败；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攻入北京，明朝旧部迎降；九月十九日，顺治帝车驾抵达北京；十月一日，顺治登基，正式宣布“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建号大清。
山海关
我们不禁会想，在天下时局如此混乱的情形下，作为乐陵一县之长的周璜又是如何进行抉择的呢，竟然能在改朝换代之际“稳坐钓鱼台”？1644年前后的乐陵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些问题，在清代乐陵地方志中并无过多记载，只能通过其他史料去获取答案。据《清史稿》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上命饶馀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以图尔格副之，帅师伐明。自畿南徇山东，南极兖州”，“克河间、顺德、兖州三府、州十八、县六十七，降州一、县五，与明大小三十九战，杀鲁王朱衣珮(即朱以派，应为满文音译之误)及乐陵、阳信、东原、安丘、滋阳五郡王，暨宗室文武凡千馀员，俘获人民、牲畜、金币以数十万计，籍数以闻。”于1643年六月，清军返回辽东。
这是清朝正式问鼎中原前，连续五次深入明朝腹地中的最后一次，也是向南推进最远的一次，发生在松锦大战之后。这次入关作战历时七个多月，清军可谓大获全胜。不难想象，这种打击更多的是对精神、心理层面的重创，它加剧了明朝上下无力回天般的绝望感。为何清军这五次入关作战，不是趁势南下，而是采取“攻而不占，打完就跑”的袭扰战略呢？正如有人总结的，一是清军尚不具备南下大作战的实力，二是起到掠夺物资、消耗明朝的作用。皇太极有句话，一语道破了清军入主中原的战略：“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砍之，则大树自仆”。
乐陵也对这次清军入关作战做出了简单回应，据《乐陵县志》记载：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二月初一日，乱兵绕城，杀伤千余人，被掳者无数。
——顺治《乐陵县志》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二月，“乱兵掠乐陵，外濠陷，杀伤千余人，城未破而去。”
——乾隆《乐陵县志》
顺治版《乐陵县志》记明末清军来袭
可见，在1642年冬清军袭扰之际，乐陵县城又显现出了“不陷城”的作用，此时正值周璜上任不久，应该是组织了乐陵城中军民做了拼死抵抗，并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其中被俘虏或杀害的还包括明代郡王乐陵王朱以泛。显然，这是一场攻而不占的掳掠之战，清军并不恋战，也许是一小股清军见乐陵城池坚固，军民奋力抵抗，不易攻陷，遂见好就收，在城外劫掠一空后又迅速转移袭掠他处去了。
这应该是明末乐陵百姓第二次直面清军，因为据顺治《乐陵县志》记载，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乐陵也被清军偷袭过一次，“乱兵过四乡。”这与《清史稿》等记载相吻合，因为这一年是清军第四次入关作战，也是清军首次深入山东境内，并发生了著名的明末济南屠城惨案，乐陵作为鲁北军事要塞，自然也难免被清军偷袭洗劫。
明代山东乐陵县区位图
1643年，清军此次北撤后，乐陵似乎得到了短暂的休整喘息的机会，但天下形势依然岌岌可危。这一年，乐陵留下这样的记载：
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清明后大雪，冬十二月除夕，雷雨大作。
——顺治、乾隆《乐陵县志》
这种阳春大雪、冬雷震震明显违背自然规律的天气，似乎预示着一种不祥之兆。我们难以获知乐陵这一年的具体社会情况，但必然是一种“人人思危，惶惶不可终日”的危急态势。
按《南明史》一书记载，1644年春，李自成攻克北京后，“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这一广袤地区的百姓、官绅认为大明王朝气数已尽，纷纷寄希望于大顺政权，欢迎恐后，“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不难推测，乐陵知县周璜此际也在“望风归附”之列，因为这是唯一的选择。
李自成起义军受到百姓夹道欢迎
不久，形势又急遽变化。四月初，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战略目的已由掠夺财物变为进取中原。”山海关大战后，清军势如破竹，李自成被迫西撤，接着清军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县)、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两战中获胜后，彻底将北京及周围地区收入囊中。随后，五月下至六月初，清朝又趁势对河北、山东等地展开边抚边打的攻势，颁布檄文：
我国建都燕京，天下军民之罹难者，如在水火之中，可即傅檄救之。其各府州县，但驰文招抚文到之日，即行归顺者，城内官员各升一级。……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至于明朝之破坏，俱由贪黩成风、德不称任、功罪不明所致。自兹以后，凡我臣民，俱宜改弦易辙，各励清忠。
——《清实录》
五月二十五日，“以故明井陉道方大猷为监军副使招抚山东。”
六月初四日，“令户部右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
六月初十日，“遣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率将士平定山东一路地方。”
1644年11月全国形势图
接着，广大北方地区几乎全部被清朝占领，“河北、山东、山西郡县人民悉闻风归降，接踵恐后。”因此，我们可以推知，乐陵应该是六月初左右(公元1644年7月初)被纳入清朝统治体系。这一次，乐陵知县周璜在权衡利弊得失后迫不得已再次作出抉择：向清朝投诚。
此时面临清军兵威扫荡，摆在乐陵知县周璜面前的只要三个选择：随风归降、抗清殉国、南逃附明。抵抗则必死无疑，乐陵城必将不保，乐陵男女老小也将被难遭殃，而南逃也无多大意义。虽然降清于周璜个人名声、名节有亏，但好歹保全了乐陵城池和全县百姓，也算舍小节而保大义之举了，这是最无奈又最实际的选择。
同时，次年(1645年)天下初定后，清朝也确实兑现了自己的归降许诺，即“招抚文到之日，即行归顺者，城内官员各升一级”，乐陵知县周璜遂被擢升“刑部广西司主事”，官至六品。并且短短三年之后，又继续被提拔当了九江府知府，官至四品。
乐陵乾隆时期城池图
所谓“识时务、知进退、善其身”，于明末乱世之中，周璜在乐陵任上先后作出抗清、降顺、降清三次趋时奉势的抉择，以举人出身致仕，最终以知府身份平稳隐退，其仕途也算落得了一个圆满。正是因为当初周璜选择了向清朝投诚，才有了乐陵城的完安无损，也延续了乐陵“不陷城”的名号，并能够在清朝建立后十余年(1660年)就召集乡绅编篡出一部乐陵县志来，足证彼时人心之归向与社会秩序之井然太平。
尽管周璜这一变故为清代修志者以“贰臣”之名所有意回避和隐藏。但是时至今日，历史地来看，在明清易代之际，周璜以个人之失而成一县之完，这一笔贡献还是值得我们乐陵人追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