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治学之严谨，修身律己之严苛，“屡败屡战”之坚毅，识人善任之明达，荐引人才之胸襟，特别是治湘军灭太平军和致力于洋务运动这两项成就，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不过，由于他不识变通、谦谨、终身处于拂逆之境等原因,从他的时代至今都对曾国藩有这样或那样的误解，甚至与史实偏离，以至于他在湖南双峰县荷叶镇的故居富厚堂，在2006年底时都还处于杂乱不整状态①。
实际上，至今大多数人对曾国藩的认识也是杂乱不整的。
即便认为曾国藩天资不高的“钝拙”之说（梁启超），实也是以其自谦而讹证的结果。
其实，以曾国藩对儒学理解之深来说，是没有多少人可以达到的，也绝不是天资稍差之人可以求其至理。
曾国藩在《答刘孟容书》中说：
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杰之士，或有释解撰者，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欲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自荀、杨、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源，可谓博矣。……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之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之隘。其他……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仆且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②
曾国藩此一番话，讲了五件事情。
第一，孔学四科分别是知兵、富国、问礼、论乐，是为博，《易》以明道、《春秋》以衷人事是为深；这些内容均是以道而求经世致用之学。
第二，一个人见道的多寡将决定他的学问高低和文章的醇驳，以此而论，孔子之后惟孟子一人可称醇厚正大，荀子、杨朱、庄子、列子、屈原、贾宜等依序而次之。
第三，许（慎）郑（玄）的汉学训诂之文，虽深博但失之琐碎；程（颖）朱（熹）的义理宋学，虽深博但失之狭隘；除汉学宋学外的其他各代文学词章，则因深博不能同时具备，而流于杂蔓。
第四，道与文，深与博之间的上述关系和各代成就，说明必须以道（中庸之道）统领文章（词章与考据），且深博兼综并蓄，才能明道救世。
第五，曾国藩自许不以汉学、宋学、各代文学词章的成就为满足，而是要兼取深博二者之长，且要反本（孔孟）务要，将孔学的义理、词章、考据之学综合起来，既作为经世之学的基础，又相互融合。当然这是他立志成为“外圣内王”大儒的最明确证据。
此时的曾国藩年及36岁，读书之通博和精深，已到相当程度，尤其是立志成为“外圣内王”一代大儒的宏愿，绝非常人所能及。
曾国藩不仅是如此立志的，也是如此去努力和坚持的。正如萧一山正确评价的那样，此时的曾国藩已经“超出了宋学的范围，凌驾秦汉而直入孔氏之门，求合乎《易经》辨证、《中庸》执两的道理了”③。
曾国藩的“思想中心总不离乎孔子的‘中庸’之道，‘经世’之学，所以能合道文而为一，尽博深之能事，刚柔相济，老墨并用，综为大成之礼学，兼具圣王之事业”④。
这是孔孟之后，汉学与宋学以来，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
可以说，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的发展已经从“明道救世”的根本，走向了舍本求末的歧途，已经从经世致用的要务走向了义理、考据、词章的枝蔓之境。
这不仅是中国思想发展的愈趋穷途末路的方向，也是农业－士绅体系的中国文明走向千年衰弱的重要原因。
自孔子及战国以来 2000 多年时间里，思想上缺乏积极创新的中国，能够维持文化的统一和民族的统一，算得上是一种奇迹了。
如果不能从思想的枝蔓之境回归“明道救世”的“中庸”正途，漫说要取得对商业－军事体系文明的胜利，就是没有西方的商业侵蚀和军事侵略，自身都会陷入内部的倾扎之中。对此，今天的诸贤们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曾国藩“经世之学”的社会实践，是从他1852年编练湘军开始的。
在此之前，1847年37岁时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39岁升授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副部长）。
他在北京的为官生涯中，个人的主要旨趣在精深学问，也对官场习气深感惆怅，且时有牢骚忍不住要发。在其《与刘孟容书》中就曾发过如下的牢骚：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认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输囷肝胆，又欲掀振一番。非吾弟亦无以发吾之狂言！”
这个“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正是清朝晚期的官场写照，也是宋明两代大部分时间内官场的写照。
由此可见程朱理学熏陶下的官场，已经没有真正的是非观念和进取之心了，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场的堕落，使皇权统治所依赖的“脊梁”柔糜于理学僵化的末路之中。
这使曾国藩一度心灰意冷。
就在他升授礼部右侍郎不久，曾于给诸弟的信中说：“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对于一个刚升任副部长的39岁汉族官员来说，萌生“归养”之志，大约是早了点。
但对曾国藩来说，身居朝堂而将光阴消耗于“无补于国计民生”的繁俗之中，是与他致力于经世之学的大愿违背的，与其如此，倒不如在兄弟们解决了“仰事之资”（按：孝敬父母的必要之资）后，归养家乡，“以行吾素”（按：致力于精深学问）。
此后，曾国藩曾连续上疏，陈奏自己的治国主张。
1851年初春向刚继帝位的咸丰所奏的《汰兵疏》，阐述国家财政与军事的关系：
“天下之大患，盖有两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瓷（目隼），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伤，不能稍变锢习。至于财用之不足，内外臣工，人人忧虑。自庚子以致甲辰，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固已不胜浩繁矣。乙巳之后，秦豫两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廉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努数百万以赈救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宣宗成皇帝每与臣下言及开捐一事，未尝不咨（口差）息，憾宦途之滥杂，悔取财之非计也。”
这个奏疏体现了曾国藩经世之业的一貌，连同此前专门就人才问题给道光的上疏，反映了曾国藩对治理国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人才、财用和兵力问题。
这三个问题恰恰是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社会国家现状中最堪忧虑的三大问题。曾国藩在给胡莲舫的信里说：
“国藩尝私虑以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财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于去岁具疏略陈大指，财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
然而，咸丰与道光一样，才具不堪国家大任，对曾国藩的奏疏略表“切中时蔽”之意，便置之不理了。
曾国藩急切之中便又奏《敬陈圣德预防流弊》疏，直陈咸丰帝用人原则“罢陟朕自持之”之不当，并结合时政三大流弊——遗大务小、虚饰不实、骄矜袖手，痛指“若不重直臣，专取谐媚，稍有锋芒者，必盖挫其劲气，满廷皆疲恭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之人，如何“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
这奏疏简直是在骂咸丰帝不会识人善任了。
曾国藩的这个奏疏被咸丰怒掷于地。好在咸丰仅仅掷于地而已，未实加其罪，曾国藩因此成为清朝晚期谏臣之中比较幸运的一个。
他也算是“冒死”谏了一回，略略惶恐之余，也知道了咸丰不是一个匡扶社稷的帝君，因此，在年底时又上了一个《备陈民间疾苦疏》，以尽为臣的职责，剩下的便是找个机会，做归隐打算了。
湖南,在曾国藩之前，在朝中享有声誉的鲜少，便是进士在本土18盛中排名也后。但从曾国藩起，却人才辈出。何也？这与近代曾国藩在三湘大地倡导的儒家经世之学及实践有关。
曾国藩不仅以其睿智，将程朱理学的狭隘给予了客观的针砭，其欲扭转儒学回归正途的努力，也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经世致用的大门，这使他成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真正先驱者。
曾国藩还通过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军事实践、发起洋务运动的政治实践、注重人才培养和人格训练的教育实践，使以“明道救世”为主旨的孔孟儒学，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得以存续，并成为近代中国自强运动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曾国藩对中国思想发展的贡献及其影响，均超越了他的时代。
第一，曾国藩的经世之学及其社会实践，开辟了儒学在近代中国复兴的艰辛道路。这一复兴首先由湘乡士子弃文投戎开始，影响所及，使 19 世纪后期的广大士子，从汉学和宋学的枝蔓及琐碎中破篱而出，纷纷弃文投戎、弃文从商、弃文创办实业等，为新军创建、洋务兴起、工商崛起开了风气之先。
尤其是湘军的忠义之气、军事之风，在湘军解散之后依然存续于三湘之地并因深受王船山、曾国藩经世之学思想的影响，为近代中国革命孕育了一批经世致用的人物；同时，也由于湘军的解散，使湖南人“愤郁惨沮”而相率加入会党，尔后为革命党人准备了推翻满清的力量。
尽管儒学在近代的复兴，险些断送在西学东渐的欧洲化进程中，但儒学能够逐渐从程朱理学的腌制中回归“明道救世”的经世之本，实是由曾国藩和湘军开始。曾国藩曾壮年立志：有民胞物与之量，“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始终以经世、治世为己任。
他在日记（辛酉十一月）中说道：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已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⑤。
第二，曾国藩及其湘军在加强清朝政治地位的同时，也加强了汉人在满清政府中的重要性，使汉人在政府中的权力与满清贵族几近相当，也改变了清朝初期和中期由朝廷决定各省政策的惯例，中央政府开始就国是咨询地方大员，实权派的各省巡抚和总督常会摆脱朝廷的控制而自行其是，“比如，在 1898 年‘百日’维新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便激烈反对皇太后废黜皇帝；在 1900 年的义和团事件期间，东南诸省当局拒绝服从朝廷支持义和团的命令，而单独与外国列强缔结了协议，以求‘自保’。各省独行其事的最显著例证，发生在 1911 年……的革命军占领武昌之时，各省当局宣布拥护革命，公然对抗朝廷，加速了清朝的崩溃。”⑥
同时，由曾国藩一手促成的军事力量地方化趋势和财政管理结构的地方分权趋势，实则是动摇了满清政权的根基，使地方政府的自治趋势开始与汉人地区乡村自治趋势并流，为 20 世纪初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准备了前提，也为 20 世纪30 年代的土地革命准备了前提。
第三，先后曾效力于曾国藩并受曾国藩举荐出任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的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不仅是曾国藩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承继者，也是洋务运动的鼎力承继者，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使以上海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在中国沿海及沿江地区快速发展，在经世之学影响下军事工业的兴建、工商业的发展、西方教育和技术工艺的引进等，为中国全面学习西方的商业技能和工业技术，奠定了知识、人才和实业基础。
尤其是在洋务运动中逐渐兴起的以上海为代表的工商业力量，在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以官办民助的方式快速成长，成为瓦解农业－士绅体系社会结构的新力量之一，同时也成为近代中国新崛起的重要社会力量。
【本文完】
注释
①作者曾于 2006 年底时，与友人前去拜谒文正公故居。其时当地政府拟开始修缮富厚堂，院外草石凌乱，院墙缺破多处，院内有文革时标语隐隐可见，内室多有破旧不整之处。
②转引自：萧一山著，曾国藩，第 42 页。
③萧一山著，曾国藩，第 42 页。
④萧一山著，曾国藩，第 69－70 页。
⑤引自：萧一山著，曾国藩，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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