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中国历史，西方学者往往从商朝开始谈起，偶尔有谈及大禹与夏朝的，也只是用“相传”、“据说”来定性，明显是不承认大禹与夏朝。
谈及西方历史，亚历山大东征是必谈的一段历史，西方学者更会浓墨重彩地描述，讲述亚历山大建立横跨欧亚非庞大帝国的丰功伟绩。
然而，禹夏与亚历山大东征都有史料记载，却都没有考古上的铁证，为何质疑中国禹夏，却肯定亚历山大东征？只能说，西方历史标准令人质疑。
史书上的禹夏与亚历山大东征，都有相应的文献记载，但也同样都有让人质疑之处。
在《尚书》、《诗经》中，没有将大禹与夏朝联系起来，其中大禹更像一位创世天神，因此大禹是不是夏朝始创者，至少早期史书上没有确凿证据。本世纪初，考古专家发现的西周“遂公盨”中，也只谈到大禹治水恩惠万民，但同样没有提到夏朝。
在亚历山大东征传说中，让人质疑的地方就更多了，最惊险的后勤安排、最合理的出兵时间、最极限的军事行动、总能遇到了最为巧合的机会等等，几乎没有一点失误，每个环节几乎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现代战争都达不到这种水平。更何况，阿拉伯史料中还有“亚历山大东征中国记”，讲述亚历山大征服中国的虚构故事。因此，亚历山大东征比禹夏还不可靠。
从史料上看，禹夏与亚历山大东征都有存疑之处，因此想要证实，最严谨的做法就是拿出考古铁证。
关于禹夏，史书记载了四件事，即大禹治水、禹征三苗、建都阳城、涂山之会（禹会诸侯）。在距今4000多年的考古发现上，除了大禹治水缺乏疑似证据之外，其他三件事都有高度疑似的证据，分别对应为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安徽蚌埠禹会村（村名与禹会诸侯极为吻合）遗址。
尤为巧合的是，王城岗遗址位于登封，相传大禹父亲鲧被封在嵩山，位置上极为吻合，且王城岗中的占地30万平的大城，与大致位于三苗地区、因河南龙山文化入侵而同时衰落的石家河文化时间一致，即这两座遗址非常对应大禹建都阳城与征讨三苗。
夏朝初期，在河南新密发现的新砦遗址，处于夏朝时期的早期遗址，但这座遗址中竟然出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因素（比如上图）。所谓山东龙山文化，其实就是东夷文化。史书记载的“太康失国”与“后羿代夏”，就是东夷后羿发动政变，一度夺取了政权。因此，新砦遗址中的龙山文化因素，反映的极有可能就是后羿代夏历史。
夏朝中后期，最疑似夏都的是二里头遗址，如今已经确认二里头后期出现了“广域王朝气象”，是不折不扣的王朝都城。而且，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位置，与史书记载的夏都位于“河洛之间”相吻合。
然而，虽然上述遗址可以串联起来，似乎也能印证史书记载，但仍然只是高度疑似，因为没有确凿的铁证，没有找到刻有“禹、夏”字样的证据，遭到质疑也很正常，但亚历山大东征其实也没有铁证。
虽然亚历山大东征（上图，剧照）时，横跨欧亚非，行程数万里，征服无数国家，但考古却没有发现确凿的铁证。
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中西亚的一些亚历山大城，是以“亚历山大”命名，以此其实无法证明亚历山大东征的存在。因为亚历山大在阿拉伯世界也广为流传，上文说的“亚历山大东征中国记”就出自阿拉伯，所以“亚历山大”可能是一个多个民族尊崇的神话人物，故而以他名字命名城市。
况且，中国也有以禹、夏命名的城市，比如夏邑、禹州等，至于与禹夏有关的、历史悠久的地名或遗迹就更多了，如果“亚历山大城”就证明亚历山大东征存在，中国禹夏地名岂不是证明禹夏存在？
印度的犍陀罗艺术，具有希腊化的艺术风格。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城址，可能是中亚希腊—大夏王国城市遗址，城市具有希腊风格，据说出土了希腊文铭刻和手稿残迹。所谓“大夏”又叫巴克特里亚，据说是位于阿富汗一带具有希腊文化特征的政权，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从塞琉古王朝分裂出来，不过张骞在阿富汗似乎没有见到古希腊风格。
按照质疑禹夏的逻辑，无论是犍陀罗艺术，还是阿伊哈努姆城址，都没有出土亚历山大东征的铁证，比如刻有“亚历山大事迹”的石碑之类，只是高度疑似亚历山大东征存在，换言之并不能证明一定是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也可能是其他人、以其他方式带来的。比如，距今5000多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与辽河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高度相似，难道说相隔数千里的两个部落，被某一方征服了？日本存在唐宋风格的古城，难道说唐宋攻占了日本？
总之，关于亚历山大东征的考古，所发现的只能用“高度疑似”来说明，并没有亚历山大东征的铁证，与中国禹夏考古差不多。
禹夏与亚历山大东征，都有史料记载，史料都有存疑之处，考古都没有铁证，都只有高度疑似的证据，但大致相同的情况下，西方却质疑禹夏，肯定亚历山大东征，如此标准岂能不让人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