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统治中心究竟在哪？先秦史书留下的所有跟夏朝有关的地名，去掉重复的，共有70条左右，这些地名多数指向两块区域，第一块是河南中部的洛阳盆地及附近地区；第二块则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一带。
正是基于此，1959年，著名史学家徐旭生首先到豫西开启了对“夏墟”的寻找，果然，在偃师二里头一带，发现了一处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并陆续发掘出土了宫殿建筑群和大量高等级墓葬、礼器。
虽然二里头至今也没有出土能直接证明是夏朝都邑的证据，不过，考古工作者却想出了一个“笨”办法，那就是先理清商文化的来龙去脉，得出商文化由下七垣文化（先商）—二里岗文化（早商）—殷墟文化（晚商）发展而来。
接着再用二里头文化去和商文化做比较，得出二者存在文化面貌上的显著区别，并无前后继承关系，由于二里头文化在碳十四测年上早于先商文化，那么也就得出了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为夏文化遗存的结论。
2019年10月，随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在洛阳偃师落成，夏朝的统治中心在伊洛已成考古学界公认事实。
不过，这一事实却存在几处明显的bug漏洞：
首先，所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学术报告和新闻通稿中，均明确指出“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城的遗址”，这句话隐藏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二里头并非夏朝唯一的都城遗址；第二层含义是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哪些夏朝君主在位时期的都城，目前还没有明确结论，只能笼统的概述为中晚期。
事实上，夏商时期受气候以及周边形势的影响，王朝政治中心并不稳固，迁都频繁，商朝建立前后有“前八后五”多达十余次迁徙，而夏朝也不例外。
如：大禹始封阳翟（今河南禹州），辟舜子商均于阳城（今河南登封），受禅于平阳（今山西夏县）；启居阳翟，太康迁斟鄩（今河南洛阳），帝相又迁帝丘（今河南濮阳）……此外，还有原、西河也都做过夏朝都城，算下来有六七处以上。
其次，二里头遗址虽然已被证实是夏朝中晚期都邑，与《史记》记载的“太康居斟鄩……桀又居之”形成了吻合，但如果二里头是末代君主夏桀的都城，那么商汤伐夏的进军路线就充满了Bug。
因为考古发现显示，商文化起源于东夷，在方位上讲，是位于夏文化区域的东部，在距二里头遗址东北6公里处发现了偃师商城，经测年判定，偃师商城的兴建，承接的刚好是二里头遗址的衰落。
照此推算，商汤在剪除了豫东一带的韦、顾、昆吾三个夏朝仆从国后，一路向西即可长驱直入洛阳盆地，对夏桀兵临城下。
但奇怪的是，商汤大军从同处伊洛平原的河南巩义向洛阳进军时，区区几公里路程，不仅要“升自陑”（翻越地势险阻），而且还要“升道渡河”（渡过黄河），最后“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绕到了夏桀背后，发起攻击。
难道是夏都东部一带设有不可逾越的军事城防，故而商汤才采取绕道而行从背后突然袭击的战法？显然不是，二里头考古已经证实，二里头遗址仅有宫城而无外城，地处平原的二里头遗址，根本无险可守。
事实上，商汤灭夏的战役，在史书中被称之为“鸣条之战”，鸣条，史载位于安邑西，也就是山西运城夏县。如果夏桀都城是在晋南一带，那么商汤从豫东向太行山南麓进军，就必然要翻越山脉和渡过黄河。
那么我们就又回到开篇的疑问：彼时的夏朝中心究竟在山西还是河南？
如果是在河南，那么商汤灭夏的诡异路线，就成了无法解释的Bug。如果是在山西，虽然可以解释了商汤进军的路线问题，但却带来新的疑问：
二里头文化共分四期，在二、三期时（前1610—前1560年）进入兴盛，在四期（前1560—前1520年）晚段时，仍有大型宫殿建筑在兴建，聚落的人口在不断增加，贵族群体和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作坊依然存在。
要知道，在二里头文化进入第四期时，6公里外的偃师商城已经崛起，并开始兴建具有二里岗商文化特色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
让人困惑的是，二里头都邑缺乏典型二里岗下层风格的遗物，偃师商城同样罕见二里头文化四期风格的遗存，这表明此时共存于偃师一带的夏都和商都，彼此之间保存了各自的文化面貌，既没有军事上的征服，也没有文化互动，丝毫没有王朝兴替的迹象。
那么此时的晋南又是一副什么场景呢？
上文已述，徐旭生先生曾将寻找夏朝的希望寄托在了“豫西或晋南”两个地方，由于大型都邑率先在河南发现，故在晋南寻找夏墟也就失去了最初的意义。
在二里头发现20年后，考古工作者才开展了对晋南安邑（今山西夏县）的考古发掘，并将所发现的夏文化遗址命名为“东下冯文化”。
东下冯文化一经发现，就极具争议。
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认为东下冯文化主要文化因素来源于二里头文化，开始形成时间又晚于二里头，是二里头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向晋南传播的产物，应称之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
按照这个逻辑，夏朝的中心在河南，而晋南是夏朝强盛后所辐射的边疆地区，在商汤灭夏之际，无险可守的夏桀从豫西逃亡边疆晋南，最终历经鸣条一战，夏朝彻底覆亡。
然而，另一位考古界泰斗王克林却提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主要炊盛器如鬲、甗、斝等，发现的时间都晚于东下冯类型，形制又多与其晚期相接近，这就决定了二里头类型的一些主要文化因素是源于东下冯类型。
由此我们同样得出相反的逻辑，夏朝早期中心在晋南，而这块区域也是尧舜陶寺遗址所在地，大禹的天下正是承继自晋南，并最终在豫西大展宏图，建立了广域王权政权。那么商汤灭夏时，夏桀逃亡晋南就不是向边疆逃亡，而是向夏人的故地收缩。
但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同样来自北京大学的孙庆伟教授提出了第三种结论，他认为东下冯和二里头在核心器物群炊器和酒水器方面几乎没有交集，而这两种器物是考古学文化最具标志性的核心器物，东下冯文化更应该看作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以后，东下冯类型与郑洛地区同时期文化在面貌上不仅没有趋近，反而是渐行渐远。
孙庆伟教授的言外之意，是认为东下冯既不是夏朝的边疆，也不是夏朝的故地，而是地方诸侯。至于这个位于晋南的诸侯，究竟是夏人离开晋南迁居豫西后，留守晋南的国族所建立的政权，还是豫西的夏人在强盛时北进占据晋南后分封的国族，我们已不得而知。
看到这里，是不是满腹狐疑？没关系，我们把上述疑问做一个简单梳理和增补：
首先，东下冯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相比，二者存在某种文化共性，由于东下冯遗址没有呈现二里头遗址那样的恢弘宫殿、高等级墓葬和青铜礼器，所以，晋南的东下冯遗址对于豫西的二里头遗址而言，只有两种可能：夏人起源的故地，或夏朝灭亡前的逃难地。
其次，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任何暴力冲突痕迹，它的衰落，是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逐渐控制了洛阳盆地后，自然降格为普通聚落的“和平演变”。而传世史书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夏商鼎革是和平禅让，反倒记载战争惨烈的内容比比皆是。
比如《国语》记载“汤伐桀，桀与韦、顾之君拒汤于莘之墟，遂战于鸣条之野”，《清华简》记载“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墨子》提到“帝（商汤）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天命融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
所以，夏商的最终决战，发生在晋南，比发生在洛阳更能契合所有史书记载。
第三，二里头从兴盛到衰落，始终没有发现二里岗商文化下层风格的遗物，反倒是与二里头几乎同时消失的东下冯分布区中有较丰富的二里岗下层文化的遗存，并且营建有二里岗文化早期城邑，这表明：商朝人对于洛阳盆地的夏文化维持了原貌，而对东下冯的夏文化则采取了“干涉”和震服，这也是晋南的夏文化出现了商文化遗存，而洛阳的夏文化却未见二里岗商文化的区别所在。
既然东下冯与二里头几乎同时消亡，也就基本否决了东下冯是地方诸侯的可能，而是夏朝的直辖区域，否则商汤没有理由放着夏桀不管，反倒用重兵去征服一个旁系方国。
那么东下冯遗址到底在夏朝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白一个概念，夏商周三代时，还没有“面”这个国土概念，只有“点”，即以一处大邑为都城，周围分布着军事据点。直到战国中期以后，国与国之间才互相接壤，有了国土和疆域的概念。
比如历史上的武王伐纣，就是长驱直入，直接攻到了纣王所在的朝歌郊外，一战定乾坤，这跟战国时期要攻打一国都城，需要先攻克沿线的城池有很大不同。
夏朝情况同样如此，如果二里头是夏朝中晚期的大本营，那么东下冯就是夏朝控扼晋南的军事据点。虽然考古专家们对东下冯遗址的认识还存在很大分歧，但有一点形成共识的是，东下冯类型遗存与当地的龙山文化之间存在缺环，不是顺序演变的结果。
这表明，东下冯文化的确是外来影响所产生的，也就是说东下冯是夏朝最后盘踞地的可能性很高，对于这一点，《战国策》曾有一段记载：“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伊洛也就是二里头所在的洛阳偃师一带，如果夏桀亡国前在二里头的话，那么“伊洛出其南”这个方位明显存在问题，但如果夏桀彼时已逃亡晋南的话，那么伊洛在晋南以南的方位，显然是正确的。
结合“太康居斟鄩……桀又居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商汤势力从豫东西进至洛阳盆地时，夏桀仍然在二里头一带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修政不仁），直到意识到危险后，才率族人逃亡尚在夏朝掌控中的另一处据点：东下冯，想凭借晋南的险要与商汤长期抗衡，怎料商汤绕道有莘国（今陕西合阳县）渡河突入安邑（夏县），夏桀败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