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崔志海研究员和他的新著《美国与晚清中国（1894-1911）》（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该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之一。（资料图/图）
中美关系常常是世界性的热点话题，近期更是热上加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崔志海研究员的新著《美国与晚清中国（1894-1911）》，无疑是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厚重之作。崔志海主要依据中美两国档案，深入考察从甲午战争至清朝灭亡中美两国的交涉与互动，成果极为丰硕。从形式上看，该书也可以看作该时期中美交涉事件专题研究的合集。
全书共分12章，分别是美国政府与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庚子事变后中国政局、日俄战后中国朝政、宣统朝政、清朝覆灭的关系，以及美国首倡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兴学、货币专家精琦访华与币制改革、载洵访美与中美海军合作计划等，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原原本本，有条不紊，使每个专题的研究尽量达到透彻的程度。本文不拟对每个专题的成果作全面介绍，避免“剧透”，仅就几个别突出亮点作介绍与讨论。
晚清中美特殊关系的由来
自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清代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所谓“特殊”是与英、法、俄、德、日等相比而言。“特殊关系”的形成由来有自。鸦片战争中美国商人按照林则徐的禁令，具结不再贩卖鸦片，中美贸易如常进行。《中美望厦条约》谈判时，美方尊重清廷意愿，不强求公使入都。1900年中外决裂时，美国军舰不参与占领大沽炮台的侵略行动，在接下来的《辛丑条约》谈判中“袒护中国”（第136页）。
崔志海对“中美特殊关系”作了雄辩的阐述，核心观点是，美国与欧洲列强的远东政策有所区别，作为新兴大国，美国认为一个相对繁荣强大的中国对全世界、对美国有利，其着眼点在于进一步扩大贸易，没有领土野心；自1899年起，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三次提出“门户开放”声明，客观上有利于抵制瓜分中国图谋，维护中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崔志海也揭示，中日甲午战争及谈判过程中，美国在各环节几乎都偏袒日本，对中国国家利益产生了很多危害，这一史实不能忽略。作者的研究表明，美国与清朝内政之间有着复杂曲折的关系，所谓“不干涉内政”并不真实，只是与欧洲列强、日本相比，仍有节制。本书不是全面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具有“专题研究”性质，因而对美国国内的排华恶行着墨较少。
退回部分庚款是美方主意
清华大学在中国是神一般的存在，该大学的创办源于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往对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研究，利用档案相对不足，学界大多将功劳归于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崔志海全面解读中美档案，得出一个全新的结论：“庚款兴学主要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意图，其中驻华公使柔克义起了关键作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庚款用途问题上除了于1905年商议退款初期根据美方意图建议清政府同意将退款用于兴学之外，便没有再发生任何影响和作用；清政府对于庚款兴学原则上虽然表示赞同，但对将退款直接和全部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始终持反对态度。”（本书第320页）在交涉期间，清廷官员一度想将退款用于开发东三省等其他用途，遭到美方的坚决反对，他们担心在清朝官员管理下，这笔巨款最终被浪费，不能产生真正效益。崔志海也指出，退款兴学背后，含有美方希望通过派遣中国学生留美培养一批亲美领袖的意图。
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资料图/图）
张荫桓平反问题
《辛丑条约》谈判及签约后，列强要求清廷惩处顽固势力、给遭受迫害的开明官员平反，首先出于中国外交官伍廷芳的推动，这一点崔志海有所忽略，只按档案表面文字平铺直叙，很容易让读者误解为只是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后，慈禧派人捉拿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准备加以处死，因英、日驻华公使请李鸿章出面说情，改为流放新疆。1900年7月，慈禧发电报给新疆巡抚，下令将张荫桓“即行正法”。郭世佑在《伍廷芳与美国代理国务卿希尔的庚子密谈解读》一文中，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威廉·麦金利文献”，指出早在1900年9月，伍廷芳就已力促美国出面，要求清廷为张荫桓平反。慈禧对张荫桓恨之入骨，刻意拖延，经多次催促，才在1901年12月不情不愿地发布上谕：“奕劻等奏，英美两国使臣请将张荫桓处分开复等语。已故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著加恩开复原官，以敦睦谊。”上谕宣称，纯粹出于与英、美两国维持友谊起见，同意给张荫桓开复原官，措辞可谓丑陋之极。伍廷芳还提出要惩处朝廷中顽固的排外势力，点出“祸首”系端郡王载漪，还暗示要恢复光绪帝的权威。郭世佑认为，伍廷芳这是“把国家的利益与朝廷的利益适当区分”，“折射出近代外交伦理的转变的某些闪光点”。
本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中美交涉细节，显示外交与内政之间常常难以分割。货币专家精祺访华时，张之洞等高官对精祺方案大肆抨击，暴露出他们对币制原理的无知，显示“科举精英”对西学的了解大多浮于表面。为扶植亲美势力，美国驻华公使干涉美国洋行与端方的经济诉讼，原因是认为端方倾向改革，需要加以“保护”。当袁世凯被清廷罢职之后，美国竭力保护亲袁世凯势力，为袁氏复出铺平了道路。
作者多次强调外交的“国家理性”问题，也即要从国家长期整体利益出发处理冲突，不逞一时意气，外交人员不能以个人好恶以私害公，仍有借鉴意义。本书大量翻译英文档案，行文风格也深受影响，使用较多密集长句，引用大段史料。这种行文方式，在作者看来是学术著作所应有，却可能会增加普通读者的阅读困难。
陈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