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英语opium阿拉伯语Afyūm），又叫阿片、阿芙蓉，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果汁烘干制成的一种毒品。18世纪之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的走私贸易，强迫中国承认的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大量输入，不仅使几百万中国人民感染恶劣的嗜好，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毒害，而且使中国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遭受重大的破坏和损失。正如民族英雄林则徐所指出的：“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1840年6月，英国殖民者以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在1858年英法等国强迫中国签订的《通商善后条约》中，规定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从此，鸦片一直作为合法进口商品，在中国行销近60年。
汕头因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根据中美《天津条约》而被迫开埠通商。开埠之前，地理区位优势、港口条件优越，特别是闽、赣、湘三省作为韩江流域腹地所带来的广阔市场前景，使汕头进入渴望打开中国贸易门户的西方列强视野，也成为国际鸦片交易商们重点觊觎和追逐的对象。
开埠前，汕头就有一定的鸦片走私贸易。从文献记载来看，至少在道光年间，潮汕地区就有商民参与鸦片贸易。饶宗颐的《潮州志》记载道光十八年（1838年）鸦片船来南澳，这些鸦片船在南澳“去而复来”，实际上是在从事鸦片贸易，南澳就已经成为鸦片船停泊与鸦片销售的据点，地方商民也非法参与鸦片交易。据记载，英国人与美国人都曾到南澳岛从事鸦片贸易。英国人福钧记其19世纪四十年代初来南澳，看到本地人聚集海岸边，盖起简陋的小屋和市场，与鸦片船交易，向鸦片船供应物品与购买鸦片。
后来，南澳岛的鸦片船遭到地方官员驱逐，英国人和美国人将鸦片贸易据点“转移于双岛”。双岛即沙汕头港外围的妈屿岛和德屿岛。开埠前，汕头就出现了西方商人与当地商人的鸦片交易，“早在1851年就有一个未经承认的外国商人团体在此成长起来，并有趸船数艘储存鸦片”。
1858年《天津条约》确定十口通商，其中就有潮州。同年《通商善后条约》签订，鸦片贸易合法化。本来就有鸦片走私的汕头，鸦片贸易更加肆意地发展，汕头港已经固定停泊了两艘英国鸦片趸船。
汕头港埠出现了大鸦片商贩，在怡和公司档案所保存的当年书信中，就多次提到与汕头著名鸦片商“德盛”的生意往来和信贷交易。“德盛”50年代就移居上海，向各国商人买进鸦片，将其鸦片贸易扩展到北方沿海，并曾与怡和、沙逊洋行联手，试图操纵整个中国鸦片市场。在鸦片战争后的鸦片贸易中，“中国商人的行会，特别是广州和汕头商人的行会，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开埠后，由于鸦片贸易合法化，汕头鸦片贸易十分严重，成为潮汕地区鸦片贸易的中心。
一、开埠后汕头严重的鸦片贸易
港口的优越条件，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与开埠这一历史条件相结合，产生强大的叠加效应，一时间，汕头的鸦片贸易热火朝天，出现两个鸦片贸易高峰期。
第一个鸦片进口高峰期是从1873～1880年。在这个高峰期中，汕头港埠每年平均进口鸦片10000担左右。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汕头口岸也因此取代广州口岸的华南鸦片分销中心地位。
第二个鸦片进口高峰期是在1886～1891年。在这个高峰期中，汕头港埠每年平均进口鸦片约7000担。据《1882～189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披露，这一期间的大多数年份，潮海关收取的鸦片税与其他进口税不相上下。1887年鸦片厘金归入海关征收后，鸦片税和鸦片厘金在每年关税总收入中的比重十分可观。
可见，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汕头港埠鸦片贸易最繁盛的时期。对此，《1882—189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作了这样的评述：“优越的自然环境使汕头作为一个贸易中心具有非常牢固的地位。供应本省和毗邻省份大片地区的鸦片，必定进入本埠，再运销出去。既然不因地区间税负不平等而转移销运方向，外国鸦片贸易持续多久，本埠在这项贸易究能幸存多长时间自然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目前就本埠而言，并无任何衰退的迹象。”
1892～1901年是开埠后汕头鸦片贸易的“平稳发展”时期。在这十年间，汕头口岸关税总收入为13940272关平两，鸦片除外的进口税为2519728关平两，鸦片税为1565940关平两，鸦片厘金为4171275关平两，鸦片税和鸦片厘金合计5737215关平两。与前一个十年相比，鸦片税减少205676关平两，鸦片税与鸦片除外的进口税之比，由前一个十年的0.96：1下降为0.62：1；但鸦片厘金比前一个十年增加了1440472关平两。鸦片税和鸦片厘金之和占关税总收入的比重仍高达41.16%，鸦片贸易仍汕头口岸进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但这十年也是进口鸦片总量和货值开始下降的十年。1892～1901年，从印度进口鸦片数量平均每年5200多担，比1889～1891年的每年平均7500担减少了2300担，鸦片税在潮海关关税总收入中的比重也开始下降。
20世纪之交，汕头港埠鸦片贸易由盛而衰。造成这一转折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商品输出大增，这一期间汕头口岸一般货物的进出口贸易增长较快，关税总收入基数增大；二是进口的印度鸦片大幅度提价，且因质地较优越于形成毒瘾，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对“洋药”（进口鸦片）的需求；三是云贵川等地生产的“土药”（土产鸦片）价格只及进口鸦片60～70%，且不易成瘾，从而拉升了对“土药”的需求。1901年，土产鸦片进口数量已从1892年的43担增加到1459担，与进口鸦片之比由.63：1上升为30.16：1。四是由于清政府鸦片厘金制度的变革，部分原来由汕头进口的鸦片转回广州口岸进口，而云贵川等地生产的“土药”可以更加安全快捷地从海路直接运到汕头，再分销到邻近各省，节省了陆路运输各种成本，“土药”因而更具价格优势。
1902～1911年是汕头口岸鸦片贸易“缓慢而稳步发展”时期。在这十年中，除鸦片外，其他所有项目下的税收，一直保持上升的好势头，“征收的鸦片税和厘金，从1903年648668关两的最高记录下降到这个十年最后一年的344685关两，减少了30多万关两。”1900、1905、1910、1911年这四个年头，汕头港埠的进口鸦片数量分别为5246担、4129担、2655担和2233担。
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发布禁烟令。禁烟以后，汕头进口鸦片逐渐衰落。1911年下半年停止输入土产鸦片，到1915年，汕头进口鸦片仅有293担，汕头地区也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鸦片贸易中心和中转站。
二、开埠后汕头鸦片贸易的主要特点
㈠与全国基本同步
鸦片贸易是19世纪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内容。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汕头在内的一批沿海、沿江口岸的开放，最终导致中国社会性质发根本性变化，都是缘起于对华鸦片贸易能否合法化而逐步展开的。
在中国人民反对鸦片贸易的斗争中，在清政府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和鸦片贸易利益分配问题的抗拒和妥协中，汕头作为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口岸，一直是各方力量激烈搏弈的舞台。包括鸦片进口税和鸦片厘金的征收比率、进口鸦片和土产鸦片的输入比例、鸦片贸易中潮海关功能的界定、汕头口岸与周边的广州、厦门、惠州口岸的竞争等。汕头仅是中央政府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各项条约、章程和中央政府对内各项法令的执行者，不可能具有独立的鸦片贸易规则与政策。所以，汕头港埠鸦片贸易从走私到合法，从“洋药”到土烟，从繁荣到终结，与全国基本是同步的。
㈡鸦片是开埠后汕头最大宗的进口商品
开埠后，汕头迅速成为仅次于广州的中国南方另一个进口鸦片转运和分销中心。鸦片贸易一直是汕头港埠最大宗的进口商品。同治三年（1864年）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所有年份汕头口岸进口鸦片数量都高于广州口岸，许多年份是十几倍、甚至数十倍于广州口岸。《粤海关1871～1872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认为，“香港是印度和各地运来的鸦片的集散地”，仅1871年从印度等地进口的鸦片就达9万担，其中，汕头口岸就从香港进口了6840担。相关资料表明，同治三年（1864年），汕头口岸由国外输入总额为3，899，542元，其中鸦片就有2，910，938元，约占国外输入总额的74%；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六年（1873～1880年）为鸦片贸易的鼎盛时期，每年从印度进口鸦片超过1万担。最高峰的1876年、1877年，汕头口岸进口鸦片数量分别为11679担、11622担，高于广州最高峰的1906年的11146担。1887～1908年，汕头口岸进口鸦片大致稳定在4000～7500担左右。
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川、云南、江苏等地土产鸦片也开始大量输入汕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土产鸦片输入达到3172担，占汕头进口鸦片总数的42%，汕头的鸦片商将这些土产鸦片与外国鸦片混合煮成熟膏后供应台湾市场。
1864～1911年48年间，通过汕头口岸运到潮汕地区的鸦片达91179司马担（一司马担折合为0.60公担，即60公斤），价值24000万银元，约占进口货总值的36%。
上面资料充分证明，开埠后，鸦片贸易是汕头港埠的最大宗商品，鸦片贸易对汕头具有十分明显的意义。
㈢最主要国家是英国
历史上，西方殖民国家都对汕头进行鸦片贸易。当中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持续最久的是英国。18世纪后期，英国对中国丝茶的需要日益增加，而其工业产品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却很难找到销路。为了扭转必须以现金抵消贸易差额的局面，英国及其商人就积极发展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
1757年，英国占领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鸦片专卖权，1797年又垄断了鸦片制造权。在这个机构的操纵下，英国对华鸦片贸易迅速发展起来。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人运华鸦片逐渐增加，从每年三四千箱递增为每年一二万箱。
鸦片贸易给英美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1817年，一箱印度鸦“公班土”成本仅二三百卢比，在印度的拍卖价格为1785卢比，在中国的卖价达2618卢比，因此，输运印度鸦片进中国被视为发财快捷方式。怡和洋行、沙逊洋行等外国企业均以私贩鸦片起家。鸦片贸易使英国改变了对华贸易的入超地位，单靠鸦片一项，就接近抵消从中国进口的全部货值。而鸦片贸易又为英属印度政府增加了一笔巨大的收入。1829年鸦片税收超过100万英镑，占英印政府岁入的1/10。
英国人老早就到汕头港埠进行鸦片贸易。1858年，汕头港已经固定停泊了两艘英国鸦片趸船。1864～1911年48年间，英国输入潮汕的鸦片共达170000吨，每年从汕头外流的白银就有300多万两。英国殖民者不遗余力地向汕头输入鸦片。“最可惊者在烟禁未颁之前，此港之贸易输入额，殆以鸦片为大宗，此亦中英贸易史上之一污点也”。
三、严重的鸦片贸易加速、加剧了汕头半殖民地化
历史上，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严重毒害中国人民，进而丧心病狂地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对于中国来说，鸦片贸易是破坏，是灾难，也是奇耻大辱，有百害而无一益。
开埠后，汕头成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倾销鸦片场所，无论是走私的还是所谓合法的，都是有害无益的。对于汕头来说，严重的鸦片贸易除了危害人民身体健康，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外，最为直接、最为突出的危害，就是对汕头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加剧了汕头的半殖民地化。
严重的鸦片贸易造成一个最为直接的严重后果，就是白银大量外流。从1863年开始直到20世纪初叶，汕头口岸因进口鸦片每年流失白银少则三万两，多则四五百万两。白银的大量外流，造成汕头口岸长时间“入超”，从而严重地破坏汕头经济。
由于成为鸦片贸易中心，汕头拓展了兴梅地区、东江流域以及赣南、闽西、湖南的鸦片市场，并与云贵川等土产鸦片产地连通，最终构筑起覆盖中国南方感到腹地的鸦片进口——分销——稽征网络。而汕头作为鸦片集散地的鸦片购销、储运活动和就地吸食活动，也给汕头市、潮州府、嘉应州及鸦片商路沿线乡镇带来了畸形的经济繁荣。
鸦片贸易带来的白银外流，灾难性地损害了潮汕经济的正常发展，既抑制了潮汕本土居民的消费水平，又削弱了潮汕地区进口急需的生产资料能力，挤压了商贸服务业的发展空间。正如温廷敬先生在《劝告汕头绅商倡设戒眼公会会文》所指出的，“通商以后，鸦片输进口多，我潮丰腴之地，遽化学为枯瘠。虽有糖业之当产，洋客之置富，不能敌漏卮之广，而贫不聊生者，反仰给予外人而为其奴隶……鸦片大入，而我潮商贩与订转约，为之运卖，沪上此业几壅断于潮人之手。其大商则列栈卖土，其小者则挑膏开灯，潮人之行贾各省为者盖十居八九。以害人之物为我潮特别营生之业。”
鸦片贸易是近代亚非拉国家与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主要标志之一。对于半殖民地国家与地区来说，严重的鸦片贸易破坏了社会经济，还造就一个买办阶级，而社会经济的、买办阶级的出现等，正是半殖民地化的重要表现。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为更便利鸦片贸易，千方百计在汕头培植鸦片贸易代理人，从而造成一个汕头型买办群体，加速、加剧了汕头半殖民地化。
作者：陈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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