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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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修葺一新的中共六大会址
为保证代表的安全，并让代表准时赶到目的地，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在哈尔滨、满洲里等地，安排了地下交通站秘密接应代表过境。1928年春，中共中央在哈尔滨设立了秘密接待站，并委托中共哈尔滨县委做好安排。县委指派中共党员、共青团北满地委书记李纪渊负责接待工作。
秘密接待站设在哈尔滨的道里外四道街（又叫面包街，红专街）14号的一座平房里，这里也是共青团哈尔滨县委委员阮节庵（又名阮昌、魏仲仁）、沈光慈夫妇的住处，党的秘密机关，比较安全。阮节庵当时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工作，妻子沈光慈在电话局做打字员。两人都有职业，便于掩护。阮节庵和李纪渊一起负责接待工作。沈光慈和县委交通员、原在上海党中央做翻译、朝鲜族的小白，也参加接待工作。
此外，中共中央还派龚饮冰、何松亭和在中共中央妇委会工作的杨之华（瞿秋白的妻子）到哈尔滨协助完成接待工作。龚饮冰当时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会计。杨之华带着女儿独伊到哈尔滨后，被安排住在阮节庵家里，随时接待来哈尔滨的六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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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之华与瞿秋白及女儿瞿独伊
从1928年4月开始，关内的六大代表陆续来到哈尔滨。他们到哈尔滨后便按照接头地址和暗号与小白或李纪渊会面。接头地点是设在道里中央大街一处卖故衣的商店里。小白在那里以店员身份作掩护，随时会见来哈尔滨接关系的代表。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关系接上后，再由李纪渊通知杨之华，由杨之华或阮节庵夫妇安排食宿。
单个来的男同志，通常由杨之华带着女儿一块儿活动，对外就说是“夫妻”。当时杨之华的女儿独伊只有6岁，但很懂事。杨之华教她，如有人问就说是“爸爸”。独伊很乖，但喊过几次“爸爸”之后，她有些奇怪了，便问妈妈：我怎么有这么多的爸爸呀?
从哈尔滨出境到苏联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乘火车往西去满洲里；二是乘火车往东去绥芬河。
往西走满洲里线路的，临行时由接待站交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到了满洲里后，在车站附近就会看见两辆马车在那里等候着，马车的前面挂了一个车灯，一个车上为67号，另一个为69号。代表手里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时，把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马车夫扬起鞭子，马车很快消逝在黑夜里，偷偷越过边境。边境那边也设立了接待站，负责安排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
走绥芬河路线的，由哈尔滨乘火车，到达绥芬河后，与一个苏联铁路工人接头，被安排在他家休息吃饭。到了晚上，再由这个苏联人带路过境，需要翻山涉水，走很长一条路才能过境。晚上起程，得到第二天早上才能进入苏联境内。然后先乘火车去海参崴，再由海参崴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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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芬河通往俄罗斯葛罗捷阔沃边境站的别勒洼交通线森林小路
哈尔滨接待站尽量安排六大代表们走满洲里而不走绥芬河，因为从满洲里到莫斯科距离更近，但有时来的代表比较多，就得分散行走。
唐宏经（1901—2005，又名唐韵超，时任中共满州省临委职运书记）是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同时又承担了在哈尔滨接送六大代表的任务。他回忆说：
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1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之后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已先期到达这里。张国焘与我打过招呼后，我把火柴盒交给了他。他数了数，对我说：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
记得第一次护送的是广州代表团。我到车站买了去满洲里的火车票，带着他们乘火车。火车要开一天一夜，一路上他们几人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头。送走广东代表，我在满洲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哈尔滨。就这样，我先后护送云南、贵州和江西的代表过了境。
大约是5月下旬，我护送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等中央代表出发时，张国焘告诉我，这次就不返回去了，一起过境。车到满洲里后，马车夫把我们送到远处山上的一间房子里，晚上我们乘火车到了赤塔，又在赤塔住了一夜，第二天才换上去莫斯科的列车。
火车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运行到了莫斯科。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许多代表，因为有几个省的代表还没有到，会议没有马上召开。有一天，大会秘书长周恩来找到我，对我说：老唐，你怎么把团员也带来了？这时我方知朱秀春竟是个团员。我一时没了主意，问他：这怎么办？周恩来想了想说，让朱秀春写个入党申请书吧。就这样，经过与会代表一致通过，朱秀春在莫斯科加入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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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共六大代表名单之一
关于穿越国境线的经历，还有六大代表回忆：
我们经中长路到哈尔滨，在一个指定的招待所住下来。和我们联系的苏联同志给了我一张美钞，让我们记住上面的号码，这张美钞实际上是一张苏联境内的“通行证”。他还告诉我过边界的联络暗号。在满洲里下火车后，我们跟着这个苏联同志坐上一辆马车，车夫扬鞭一甩，四匹剽悍的马拉着车奔驰向前。这时天还没有亮，还挂着闪烁的星星，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国境分界线，马车穿行在碉堡群中，如入无人之境。正当我们离开我国边防哨兵的最后一个碉堡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马车夫镇静自若，快马加鞭，一股劲就冲出了国境线，安全地进入了苏联境内。
六大代表黄平的回忆录记载：
1928年5月，我奉中央之命带着三个香港海员同志一起去莫斯科参加六大。我们是乘日本船到大连。同船去的有杨殷（著名工人运动领袖，时为中共南方局委员），但是我们装着不认识。我们坐的是统舱。船到大连时日本警察盘问杨殷，杨殷说他是做药材生意的，并打开手提箱，拿出一些药材样品给他们看，警察就走开了。我们从大连乘火车到哈尔滨，在哈尔滨接上了关系，并得知在满洲里怎样过境的办法。之后辗转到赤塔，苏联的有关部门来査我们是否带有私货，没有发现什么就走了。住了约一个星期，我们乘火车到了莫斯科。
1928年4月1日，福建代表罗明和许土淼离开厦门到上海，在上海等了很久，然后取道大连到哈尔滨，到哈尔滨住了20多天，才由交通员带着乘车去满洲里。下了火车后，改乘马车到中苏边境的一个山地。他们是晚上爬山过边界的。事先，交通员提醒他们不要咳嗽，而当时许土淼患肺病，咳得很厉害，过边界时，只好捂住嘴。到达苏联境内的火车站，他们看到了蔡和森等人，大家一起乘火车于6月初抵达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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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列席中共六大时在莫斯科所用的证件
当时在中共中央妇委会工作的杨之华、李文宜带着杨之华的女儿独伊是从上海动的身。据李文宜回忆，她们先乘船到大连。这是艘货船，她们住在底层的货舱里，空气污浊。李文宜又晕船，一动就吐，只好躺着不动。关键是李文宜的心情不好。她1928年元旦刚结婚，爱人罗亦农，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李文宜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从事营救工作，但没有成功。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英勇牺牲，年仅26岁。
李文宜当时的名字叫哲时。罗亦农在给她留下的遗嘱中深情地写道：“哲时，永别了！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灵如有知，将永远拥抱你。”大难之后，痛定思痛。想到罗亦农，李文宜不禁泪如泉涌。想到大革命失败后多少同志被逮捕牺牲，罗亦农如果活着，也是要去参加党的六大的。现在却只找到罗亦农的遗体，并暂时厝放在安徽会馆。
想来想去，李文宜不免终日以泪洗面。茫茫大海，一望无际，水天一色，变化无穷，李文宜无心观赏。杨之华看她三天不吃不喝，尽力劝慰照顾。李文宜在货舱里恨不能放声大哭，以泄多日来隐忍着、压抑着的悲痛。杨之华劝说：“你这样不坚强，万一弄病了，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该怎么办呢。”船到大连后，李文宜才进了点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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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亦农与李文宜
下了船，她们买火车票，经过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继续北上。车到哈尔滨、满洲里，都有组织负责人来接头，要李文宜和杨之华分开，各自与人配成假夫妻，而且不能说话，免得暴露南方口音。还要她们脱下旗袍，穿上东北农村妇女穿的衣服，箱子里所带的物品，只要是南方的东西，一律留下。李文宜和杨之华时分时合，一路风餐露宿，终于到达了国境线。
过国境线时，杨之华和李文宜乘一辆马车。杨之华带了20美元，放在女儿独伊的一条裤子里，以免被人察觉。不料，下马车时，她们把裤子忘在车上了。杨之华悔恨不已，对她们来说，那是一笔很大的损失。
李文宜回忆，她们5个人一起，住进了一个居民家里，等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女主人很殷勤地接待她们。午饭时没有筷子，也没有刀叉，只有木制的一柄汤勺。先来一碗罗宋汤，再就是几片黑面包和香肠。每人一根酸黄瓜，吃起来香甜可口。男同志们边吃边谈。李文宜细听，他们谈的都是湖南农民革命以及反革命摧残革命的情况。晚上，男士们睡在一间卧室里，杨之华和李文宜被安排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过了两三天，火车来了，大家才上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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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大场景蜡像复原图
火车经过贝加尔湖时，正遇上倾盆大雨。一望无际的湖水，更显得烟雾迷蒙。李文宜在车上写了一首感怀的诗，其中两句是“雨打车窗人共泪，水天浩淼心与惊”。一行人都对李文宜十分同情。
据哈尔滨中共党史大事记载，经哈尔滨接待的六大代表共40多位。他们都安全到达了莫斯科，从而保证了六大的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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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审 丨 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