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书斋叫做“求阙斋”，按照他的想法就是世间上不要追求圆满，一旦如此下去势必走向滑落得深渊，因此他宁愿抱守残缺，永远不走上名位的巅峰。曾国藩:出大名者更要懂得谦虚，否则容易跌下来，摔得粉碎。
通过他的家书和日记，表达最多的就是时刻保持清醒，不膨胀，不贪图名利。在兄弟二人拿下天京后，名望和位置都达到了巅峰时刻，他给弟弟写了一首非常富有智慧的诗作：“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总之就是要淡泊名利，越是成功越要看得风轻云淡，因为在曾国藩看来一切名利都是浮云，最终飘散的无影无踪。
其实对于这种思想，曾国藩是一以贯之的。从性情来讲，曾国藩从来都是比较谨慎，且终生以儒学规范作为人生指导。花半开，月半圆，是他一直追求的人生状态。
无论在宦海浮沉的京官生涯，还是出任地方团练对抗太平军，他都是靠着这种精神坚持下来的。早在同治元年，他就已经发现了自己的弟弟前线指挥官曾国荃开始有了膨胀，有时到处“乱放炮”发表一些对朝政不满的言论，对此，曾国藩一直对其不断敲打和训诫。
“余家目下鼎盛之际，余添窃高位，汝所统近两万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书信很长，暂录几笔，最后在后面还是警告他说：“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给后人之福被我一人享用，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
其实教育他弟弟，不是一篇书信就能完成，对于不断敲打膨胀中的弟弟，曾国藩几乎是每月就要来几句。
比如这年的六月，曾国藩对曾国荃的训诫更为严厉：“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最后并且说：我真的担心我在名望全盛的时候不能给你们教育让你们能够走上正路，还担心在我身败名裂之际，会连累于你们，所以我现在不断地跟你互相劝诫。
其实，曾国藩的话外音是，弟弟你如此膨胀，不知天高地厚，恐怕最后也要把我多年的谨慎也一同葬送。
也是这年的七月，听说曾国荃又买房子置地后，他又发来书信说：“良田美宅，来人指摘，弟当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实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实不小。”告诉他如果还不满足，祸患也就快来了。
而真正让曾国荃领受到教训的是，在攻下天京后，慈禧不仅没有对他进行奖赏，而是不断责难，甚至要拿洪秀全儿子逃脱问罪曾国荃。其实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洪秀全的已经土崩瓦解，十几岁的孩子完全没有说明威胁，但是这个根源还在于，慈禧发现了曾国荃的不断膨胀和邀功，因此，这个危险的信号不断证明曾国藩是多么富有先见之明。然而，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朝廷发来的不是颁赏 而是严厉的斥责。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该在攻破城池后马上返回老营，第二件就是天京的海量金银珠宝哪里去了？并且在谕旨中的结尾威胁说:“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成之功或有中变，至稽时日，必惟曾国荃是问。”
为了增加事态严重性，朝廷顺带给曾国藩也发去了一道谕旨，提醒他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葆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如果膨胀或者不懂形势，后果很严重。
按照曾国藩的理解是，攻取天京这样的事情也不是除了你我兄弟二人就不能做，左宗棠和李鸿章可能会完成得更快，而他只不过是依靠湘军的力量的积蓄才得意完成，所以曾国荃不应该有任何膨胀。
曾国藩似乎早有准备，于是给曾国荃写信:“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收场耳。”
在朝廷免去曾国荃职务时，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辞气不平”，让在场的曾国藩也相当尴尬，具体是曾国荃当着数百位官员发表了怎样的讲话曾国藩未作描述，但是显然是公开了自己的所谓立场和底线，并且认为朝廷这么多年做的都是错的，而他才是对的。曾国藩显然认为他已经失去理智，荒谬至极，以至于不得不亲自出来灭火，配合朝廷让他赶紧回老家,最终靠着曾国藩的“减法智慧”才化解了危机，也让得以成了长盛不衰人才辈出的曾氏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