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安门沿着长安街西行，就能看到路北边有一堵约二层楼高的红墙，绵延数百米，在绿树和红灯笼的辉映下，显得格外庄严和肃穆。红墙里面就是占地1500余亩的中南海。
中南海原为皇家的游宴胜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了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点，是中国的政治核心所在地。
中南海不对公众开放，新华门前高高的旗杆和威严的哨兵，让中南海充满了神秘感。
大家虽然经常听说中南海的名字，但却无法轻易走进这个大门，心里不免对里面领袖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好奇。
中南海忙碌的日常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中央机关刚刚进京时，毛主席一直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内办公。他认为共产党人不应住进封建皇帝的行宫，因而不愿意搬进中南海。
那时的中南海虽然规模仍然浩大，绿树成荫，但其实已经破败不堪，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水中的淤泥能没过大腿。
叶剑英等人接管北平后，对中南海进行了大规模修整，使之具备了基本的办公、生活条件。
随后，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中央机关搬入中南海办公的问题。周总理以两个理由说服了毛主席：一是安全，当时国民党特务还很猖獗，中南海有天然的优势；二是可以集中办公，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毛主席因此，领袖们搬进中南海主要理由就是为了工作。工作也就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重中之重。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中南海的领袖们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相对于他们来说，被现在年轻人所诟病的“996”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对此深有体会，这里不仅没有上、下班和周六、日的概念，而且忙起来是不分白天、黑夜的。
毛主席就是有名的“夜猫子”，白天没干完的事情，晚上必须做完，关键还老有做不完的事情。因为需要他操心的事情太多了，身边工作人员也只得跟着连轴转。
毛主席周总理一生都在忙碌，可以说是中南海最忙的人了。他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要超过12小时，而且越到节假日越忙，最忙的时候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才去休息。
有时熬夜太晚，他肚子有些饿了，不忍心叫醒工作人员，就自己拿出花生米充饥。把所有的工作忙完，走出办公室时，天色已经微明了。
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回忆，父亲的作息时间是中午12点起床。洗漱后，花一个小时看《人民日报》等报纸，处理一些秘书上午准备好的文件。
吃完“早饭”后去办公室上班，晚上12点左右才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后，接着处理带回来的一大堆文件，有时要忙到凌晨五点才能睡觉。
为了跟上领袖们的工作进度，中央办公厅成了最辛苦的部门。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曾经说过：“我每天得上四个班，没在家里安静地吃过一顿饭。”
周总理在中南海的领袖中，还有一个大忙人就是叶剑英元帅。叶剑英当时担任北平市市长和军事管委会主任。
面对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他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了。光是清理垃圾一项，就让他头疼不已，天安门旁边的垃圾堆积成山，差不多有三层楼高。
天安门广场上的杂草也有大半个人高。叶剑英挂帅成立了“清洁运动委员会”，治理京城的脏、乱、差。
同时，还要尽快安抚人心，恢复京城的社会秩序。俗话说“能者多劳”，毛主席又让他领导华南的剿匪工作。
因此，叶剑英每天也是忙得脚不沾地。
叶剑英有一次，正值大年三十，周总理当天还在召集大家开会，一直开到晚上九点还没有停歇的意思。坐在一旁的叶帅忍不住向总理提了一个建议：“总理啊，今天是春节，你看能不能给大家放半天假？”
周总理抬头看了一下大家期盼的眼神，难得爽快地说了一句：“行，大家回去过年吧！”
最终，领袖们罕见地在晚上十点前回到了家，与等待已久的家人吃上了一顿团圆的饺子。
中南海领袖们的日常生活主要就是工作。他们秉承“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念，夜以继日地工作，领导新中国尽快走向正轨，进入快速发展的道路。
周总理朴素的日常生活
在一些宫廷戏中，王公贵族们每天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过着奢华自在的生活。而中南海领袖们的日常生活却是大相径庭，简直朴素到了极点。
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初次进入中南海时，惊呼道：“这里的生活也太朴素了吧!”
在饮食方面，毛主席的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平时以大白菜、空心菜、辣椒、苦瓜炒豆豉等素菜为主，每周增加一、二次红烧肉或者清蒸鱼改善生活。
主食是以糙米加些红薯、豆子做成的杂粮饭。
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带头不吃荤菜，中南海的领袖们和红墙外的百姓们共度时艰。
毛主席刘少奇的午餐通常是两盘清淡的小菜，很少见荤腥。中午没吃完的饭菜，晚上要接着吃。
有一天晚上，刘少奇发现中午剩下的苦瓜没有端上来，服务员回答是没剩下几片，就倒掉了。刘少奇心疼地说：“太可惜了，我们不能浪费劳动人民的果实啊！”
工作人员见刘少奇经常忙到深夜才吃晚饭，担心剩饭剩菜会导致营养不良。于是向组织申请了每天五角钱的夜餐补助。
刘少奇得知后，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我的生活由我自己负责，节衣缩食也得把补贴退给公家！”
中南海的领袖们在吃的方面保持着节约粮食、勤俭朴素的作风，不多吃一口肉，不多花公家一分钱。
刘少奇朱德的工作餐是红薯饭加“三菜一汤”，以素菜和泡菜为主。朱德夫妇的粮食定量只有26斤，一家子人口较多，难免僧多粥少，孩子们有些吃不饱。
朱德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他在院内开荒种菜，不仅改善了自家的生活，工作人员也跟着沾了光。
别人家的院子是鲜花争奇斗艳，朱老总的院内则是瓜果飘香，这也成为了中南海大院内的一则趣谈。
朱德1961年春节，周总理请工作人员和在京的亲属来西花厅吃年夜饭。客人热热闹闹地坐满了三大桌。
开饭时，摆上桌的却只有包子和小米粥。
侄子周保章有些迷惑不解，邓颖超语重心长地解释道：“这些都是好东西，新中国就是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成功，我们才能吃上肉包子啊！”
邓颖超领袖们在穿的方面也是厉行节约。
据为毛主席做过衣服的田阿桐回忆：“毛主席对衣服要求并不高，从不挑剔，有什么穿什么。相对喜欢穿灰色中山装。”
周总理的衣服缝补次数最多。有一次，周总理拿来一件大衣，请田阿桐给缝一缝。
田阿桐一看实在是又破又旧，于是就说：“我看还是帮您做件新的吧？”
总理坚持要修补，田阿桐只得将大衣全部拆开重新加工，周总理穿上后，高兴地说道：“这不是很好吗？和新的也差不多！”
周总理在住的方面，中南海的领袖们一般都有自己的小院子，相当于现在的独栋别墅。可是这些房子都比较老了，修修补补是家常便饭。
屋内的家具虽由公家配备，但其他设施都比较落后，几乎没有什么电器，大热天还得摇着蒲扇解暑。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院内才配备电冰箱、电视机等物品。
每个小院除了领袖们自己一大家子以外，还有警卫员、秘书、司机、炊事员等人在一起生活，给人感觉也是十分热闹拥挤。
毛主席的小院居住体验虽比外面大多数人要好一些，但与现在住别墅的感觉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要说特殊一点，那就是在行的方面。中南海的领袖们出行一般都有专车接送，不用骑自行车、挤公交。
但这种特权也仅限于本人，其家属是没有这种便利的，家属们对此也都习以为常。
有一次正值放学，刘少奇的司机办完事后，去学校把孩子顺趟给捎了回来。
刘少奇得知后，严厉地批评了工作人员：“政治局规定家属不能坐专车，我们怎能不遵守呢？不能让孩子养成特权思想！”
刘少奇在文化娱乐方面，中南海春藕斋的舞会是领袖们最好的放松活动。毛主席一般晚上10点后从办公室出来散步到春藕斋，在轻快优美的舞曲中舒缓一下紧张的大脑。
毛主席跳舞喜欢迈大步，不讲究踩舞点。跳上一个多小时后，仍回办公室继续工作。中南海内也会定期放一些露天电影。
放映时间都在晚上10点以后，下了班的领导们借机换一下大脑，休闲一下。家属们也从家里搬来凳子凑个热闹。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福利了。
由此可见，中南海领袖们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与红墙外的普通百姓也没有太大的差距，更别提与古时候封建帝王的奢靡生活相比了。
毛主席得算计着过日子
在常人眼中，中南海的领袖们每天关心国家大事，应该不用为日常的柴、米、油、盐而操心了吧？事实并非如此。
1955年开始，我国干部的分配制度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实行了24级工资制。中南海领袖们的级别较高，工资相对多一点，但各项开支也不少。如果不精打细算，日子也会过得捉襟见肘。
除了警卫、厨师等公务人员由国家派遣，不需要付费以外，其他的各项开支大多也都是要由自己花钱的。
1960年，毛主席提出了“降薪”建议，级别越高，降得越多。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德等人每月的工资降为404.8元。
警卫毛主席、周总理还好，刘少奇和朱德家里人多，日子过得明显紧巴起来，夫人们每天都要记帐过日子。
孩子们则拿着饭盆和粮票去食堂打饭，以节约开支，因为在大食堂几分钱就能打上一小碟子萝卜干或者花生米等小菜。
纪登奎刚来北京工作时，中央后勤部人员告诉他每月房租是150元。其夫人当场急眼了：“我一个月工资才170块，交了房租哪还有钱吃饭？”后经组织协调，特批按30元的标准收取。
同为9级干部的华国锋进京时，交的就是150元的房租，走进家里，连个收音机和自行车都没有。炊事员每天去买菜都是要从领袖们的工资里面支出的。
纪登奎中南海里面有特供商店，里面的物价与外面差不多，但菜品的质量要好一些，种类也要丰富一点，还能买到一些外面没有的商品。但各种消费同样是要花钱才能实现的。
中南海里面领导众多，每天要召开的会议自然也不少。开会时口干舌燥，免不了要喝水、喝茶。时间一长，茶叶的消耗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958年，周总理定了一条规矩：“开会时只免费提供白开水，要放茶叶的话，自己掏两毛钱。”
有一次开会，陈云习惯性地要了茶水，结果身上没带钱，只得出去找秘书借了两毛钱才避免了尴尬。茶水钱开支最大的是毛主席，他一个月要花上30多元钱。
为了节省开支，他经常在自己的菊香书屋开会，用自己的茶叶免费招待大家。
菊香书屋后来，领袖们外出视察时，把这个规矩带到了地方。一些老干部舍不得花这个钱，开会前先得和服务员声明上白开水。
李先念在筹备四届人大前夕，经常要找大家开会。
有一天，忙到凌晨一点多了，李先念有些过意不去，就请大家喝咖啡提神。每杯咖啡定价四毛钱，30个人花费了李先念12块钱。大家难得奢侈了一回，过了把“洋瘾”。
中南海的露天电影不用花钱，但在小礼堂的电影院看电影是要花钱的。小礼堂每周会放一到两场电影，票价是两毛钱一张，如果当晚是两部影片联放，票价就是三毛钱。
无论是毛主席、周总理还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大家都自觉买票入场，对号入座。
李先念据参观过中南海的群众描述：“中南海环境挺好的，不过跟北海公园也没什么区别。”
有区别的只是大家的职业分工不同。几代中南海领袖们在这里埋头思索、伏案工作，带领全国人民奋力拼搏，才换来了新中国的蓬勃发展、繁荣富强。他们在看似平凡的生活中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
时光荏苒，时代在进步，而新华门内的“为人民服务”那几个大字将会一直存在中南海领袖们的心中。
参考资料
《中南海往事：领袖们主动降薪，刘少奇、朱德生活费“吃紧”》，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7月6日；
《揭秘中南海国家领导人的文化生活》，凤凰网，2012年4月3日；
于俊道，《红墙里的领袖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