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小学的时候，这是我初中的照片，那个时候还是圆脸，样貌还是比较清秀哈……”2022年9月的一天，80后大伟（化名）在他家客厅将手机里的照片指给《新民周刊》记者看。“现在已经完全认不出了，回到老家几年没见的人是不敢认你的。”作为肢端肥大症患者，这样的窘迫时常在发生。还有人被拦在人脸识别机器前，不停地要去拍照片换身份证。也许人们面对一个人容貌怪异或者发生巨变的人，最多投以惊诧的目光，很少有人知道这可能是肢端肥大症最常见的外显症状——头颅及面容宽大、颧骨高、下颌突出、手脚粗大……
人们大多可能注意到了他们不太美的容貌，但这背后其实蕴含的是一个人、一个家庭数不清的疼痛。而容貌这道伤口早已结了痂，变成他们对抗命运不公的不屈武器，而真正的疼痛一直在渴望被更多人知晓。
上图：大伟家里的常备药。摄影/李婷婷
无法确证的身体之痛
对于像肢端肥大症这样的罕见病患者来说，确诊往往就是最难的一步。真相对于他们已经不是负累，相反是希望和重生的机会。
2006年，在上海念大三的大伟第一次出现了剧烈的头疼。头部笼罩着的沉闷的疼痛感让大伟很难集中精力学习，很难受，他只能趴着。他回忆说，“在别人看来好像就没有好好学习”。趴累了，便偏侧着头看书。学校图书馆大概晚上9点关门，大伟就选择到自习室再趴着看一会儿，就这样忍着头痛趴着学，最终还成功保了研。
大伟告诉《新民周刊》，这种疼不是像锥子钻、像破了的伤口那种尖利的刺痛，骤急但能很快消逝。它是钝痛，像橡胶锤咣当砸了一下，像在沙坑里摔倒了，那种软的东西造成的痛，绵绵无尽地释放着痛感。找不到具体痛的地方，但又哪里都疼。这样的疼还常常伴随着呕吐，有时甚至是喷射状地吐，让人感觉五脏六腑都在抽离出身体。
2008年，大伟对头疼的忍耐已经超出了身体极限，“那怎么办呢？”面对《新民周刊》记者的提问，大伟只是笑着用轻快的语气说：“忍着啊，其他也没有办法。”而这一忍就是两年，也是这一年6月，他终于被确诊为肢端肥大症。
然而，大伟又是幸运的。根据中国罕见病联盟的肢端肥大症患者调查报告，患者确诊的平均时间为3.74年，最长的一位患者确诊花了25年。在国外较先进的垂体疾病诊疗中心，病人病程也要7—10年。在此之前，他们辗转在各科室求医，被当作各种疾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分别治疗。
也是在2008年6月，大伟第一次知道自己患上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疾病。肢端肥大症是一种起病隐匿的慢性进展性内分泌疾病，是腺垂体分泌生长激素（GH）过多所致的体型和内脏器官异常肥大。垂体是人体内分泌中枢，分泌多种激素，对人的生长、发育和生殖等都有重要作用。大伟的主治医师之一、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叶红英告诉《新民周刊》：“垂体疾病种类繁多，单垂体瘤就分为无功能的瘤和有功能的瘤，有功能的瘤包括肢端肥大症、库欣病、泌乳素瘤、促甲状腺素瘤等等。就垂体瘤本身来说不算罕见病，在功能性垂体瘤当中，肢端肥大症、库欣病都是罕见病。”
因生长激素分泌过多，儿童青少年起病者可表现为巨人症，四肢生长迅速，体力也比常人充沛。体育赛事中运动选手注射兴奋剂就是同一原理。成年或者骨骼愈合后发病则会横向发展，出现巨鼻大耳，颧骨及额骨突出，下颌突出，手大脚大等表现。数据显示，肢端肥大症患病率约每100万人群中有40—125例，年发病率为3—4例/百万人。
早发现、早诊治是所有病症的最佳治疗方式，对于肢端肥大症患者来说尤为如此。激素水平升高导致整个内分泌系统紊乱，肢端肥大症经久不治还会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如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受损、性功能障碍等疾病，使得早期患者的识别变得更加艰难。
“肢端肥大症患者需要内分泌科医生，更需要其他专科医生如神经内科、骨科、心内科等的早期识别。由于肢端肥大症不在临床医学的教学大纲内，广大医护人员对肢端肥大症的认识有限。生活在边远地区的病人很难具备到大城市就医的条件，由此进一步导致诊断延误。”叶红英医生表示。到了一眼就能看出是肢端肥大症的时候，往往已有多年病程。
诊断不易治更难
2008年确诊时，大伟在江苏老家的父母年纪大了没法过来照顾他，是姐夫赶到上海陪大伟做了手术。本来内心充满希望的大伟，因为术后身体的巨大反应让他又体会了个体的渺小。“吃饭也不想吃，一点生气都没有，就感觉要死了，就是那种濒死感。”乏力、头疼没法控制，就像大伟说的，“心理上你能自我控制，但是那种生理上的难受你是控制不了的”。
对于肢端肥大症患者而言，找出疼痛根源仅仅是第一步难关，如何治疗是更大的挑战。
目前国际上对肢端肥大症有三种治疗方案——手术、药物与放射治疗。其中手术是公认的首选治疗，可以迅速、明显地消除肿瘤影响。但手术效果因每个患者的肿瘤位置和侵袭情况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异。叶红英医生介绍说：“目前神经外科医生的手术水平越来越高，手术治疗缓解率越来越高。但那些侵袭海绵窦、包绕周围大血管的肿瘤则难以手术切除干净，目前这部分患者约占30%—40%。残留的肿瘤会继续分泌生长激素，而且还会长大。”而大伟的瘤就没法切干净。
如果药物能够控制住肿瘤的激素分泌水平，并不再长大，肢端肥大症患者可以选择一直用药，带瘤生存。而在价格昂贵且需终生用药的现实条件下，这对于患者而言就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负担。
左图：华山医院垂体疾病多学科联合门诊部分工作人员，左一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上海伽玛医院副院长潘力，右一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叶红英。
2008年做完手术时，当时针对肢端肥大症的特效药有善龙（2018年才进入医保），一支费用在1万元左右，每四周需要用一次药，当时还没有进医保，患者只能自费。“08年打药的人确实很少，医院开不出来，只能自己去找医药代表买。医生也没有办法，他只能告诉你有这个药，甚至很多医生不知道有这个药。”大伟的语气中难掩遗憾。念了研究生之后，大伟的辅导员曾组织过同学捐款，但打针的费用实在太高昂了，农村家庭出生的大伟一支药也没有打过。只是默默忍受，继续熬着。
2009年，大伟进行了伽玛刀放射治疗。伽玛刀手术治疗起效需要时间，3个月以后才开始起效果，通常这个持续时间可以达到2—3年。“伽玛刀不是一种真形的刀，是一种放射外科治疗，把高剂量的放射线投放到病灶上，通过放射线把肿瘤细胞里面的DNA破坏掉，从而达到类似外科手术的效果。如果DNA双链都被打断了，这个细胞马上就逐渐开始死掉，但这个比例大概只有27%左右。”为大伟做伽玛刀手术的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上海伽玛医院副院长潘力告诉《新民周刊》。
除了作用缓慢，手术前的外在装备还得让人遭一番罪——金属头架用螺丝拧紧固定在头盖骨上，直冲天灵盖的疼，大伟戏称自己是“钢铁侠”。如果头太大，安不了支架，就没法做伽玛刀治疗。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可以佩戴专用面罩，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
2011年研究生毕业，大伟进入职场。头依然很疼，并产生了严重的颈椎病。“当时还年轻嘛，身体各方面基础比较好，能硬撑，能撑住。”因为一次偶然的住院机会，大伟发现特效药之外的一种药物对缓解症状有效。自己就能打，但属于短效药，一天至少要打3针。但一个月下来比28天打一针的进口药要便宜。一天打3针，意味着出门得随时备着这个药，工作时间还要偷偷摸摸跑去厕所给自己来一针。
医院一次并不能开大量处方，“医生很烦你，其实自己也很烦，药去哪里买针去哪里买，然后自己还要不停地捅自己。”但大伟不怕被烦，只要能治病，并一直坚持了半年。“可能全上海就我一个人这么干过。”他甚至训练出了给自己打针的好手艺，瓶口啪一下掰掉，用针管抽出来，注射到肚皮上，半分钟都不到。大伟自嘲说，“如果当时一次能开到100支，我就能继续坚持下去”。十余年时间过去，当初无奈之举背后的心酸或许早已淡去，但这份乐观背后的自我释怀和坚韧却始终让人动容和备受鼓舞。
2015年，大伟开始使用另一种特效药——索马杜林（2019年纳入医保）。当时这个药也还只能自费，在医药代表与公益组织的合作下，拿到手大概3500元一支，两周打一针。
但打这个药并不容易。“它里面是粉末状，和溶剂混合以后要在平台上平稳地摇动，不能晃动，晃动的话微球的破裂就会突然释放很多，药效就不能维持太久；晃动还很容易使液体像胶水一样粘附在药瓶内壁上，降低药物剂量；此外还容易堵住针头。针头与注射器要连接紧一点，打的时候注意均匀推药，要打深一点。”潘力医生告诉《新民周刊》，刚开始上海大部分医院都不能打这种药。
半年给自己皮下注射的经历，让大伟有信心“也许我也可以自己打”。他反复观看医药代表提供的注射视频，甚至上网搜论文看别人研究的如何打这个药。需要肌肉深度注射，自己不方便打，兑好药，大伟会让妻子帮忙注射。针管又粗又长，打起来很疼，但两人都没有任何犹疑。
在如今的大伟家中，柜子里、冰箱里都常备着药物，“摆出来应该有满满一沙发吧”。对大伟来说自己打针已经成为最平常的一件事情。
生病会让时间变得模糊，这是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但命运选中一些人总爱有意提醒。2019年大伟又患上了肾癌。患癌没有让大伟措手不及，他说：“因为得了这种病（肢端肥大症）就容易增生，包括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肠息肉等等，生癌概率增加。”
潘力医生也证实了大伟的说法，“肢端肥大症患者的甲状腺癌和肠癌的发生率高于正常人10倍，同时还伴有发生心血管意外和呼吸道疾病等多种风险。如果患者的内分泌水平没有恢复正常，那么他比正常人的平均寿命还要少10年。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对生命周期有影响的一个疾病。”
包括外科手术、药物治疗、伽玛刀手术、两年中药治疗，大伟的瘤一直处于反反复复的状态。2020年他又进行了第二次伽玛刀手术，如今让病情控制住是他最大的愿望。
上图：2018年华山医院建立起国际首创的“华山·金垂体”多学科融合病房。
同心接力，爱不罕见
罹患罕见病，每一个罕见病人几乎都会忍不住向上天质问“为什么是我？”甚至有人因为得病而产生一种病耻感。
当一天需要打3次针时，大伟不得不将针剂带到公司，而只敢趁着人少或没人的时候在洗手间偷偷地打，整个工作经历结束甚至都没有人知道他是肢端肥大症患者。虽然这个病不传染，但大伟还是害怕看到别人面对一个病人时那种无意流露出的疏离感，更害怕丢了工作。
而几乎每一种罕见病都有一个病友群，天南海北的病人汇聚在一起，他们相互倾诉、相互鼓励。作为肢端肥大症群体，垂体瘤生长激素型患者及其家人还自发成立了公益性、非营利病友互助组织——垂体瘤GH病友会，从2006年创建QQ病友群，到2012年成立病友会，2017年加入WAPO（垂体组织世界联盟），2018年获准挂靠上海市罕见病防治基金会，如今成员已逾700人。
病友会不仅成为患者之间、医患之间交流的平台，更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患者提供实际帮助。完成公益网络讲堂垂体瘤系列讲座45讲，（叶红英和潘力两位医生就在其中担任讲师）；完成肢大调研问卷>5份、邀请专业的心理专家为肢大患者做心理疏导等等；还鼓励病友自己用EXCEL记录检查数据，门诊时提供给医生，方便医生做纵向横向比对，做出个体化治疗方案。他们用自己的力量一步步打开肢端肥大症这座孤岛，使其成为大陆的一部分。
好消息是，目前关于肢端肥大症治疗共识、手术方案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进步。2018年华山医院建立起国际首创的“华山·金垂体”多学科融合病房，在垂体瘤及相关鞍区肿瘤治愈率方面国际领先，并入围2022年第五届“上海医改十大创新举措”。如今肢端肥大症手术全切比率也从40%—50%提高到60%—70%。
然而，病友群中患者们的现实困境依然牵动人心，潘力医生观察到病友群中患者们仍然面临着用药可及性问题，其中口服药因效率低至今仍未引入中国内地，患者到海外用药仅医院内花费每年就在2万—5万元；注射类药物医保报销只能通过住院注射，而不能通过门诊，带来极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因为各地的医保报销政策差异巨大，很多人甚至背井离乡到上海和北京这样能使用医保的城市工作……
叶红英医生则补充表示，现在有的医院允许门诊注射，但病人又不愿意了。因为门诊用药需自付的钱远高于住院用药自付的钱……
谈到早期病人的识别问题，潘力医生指出了其中难度。“专科医生如果要做肢端肥大症的诊治，如果没有3个月以上的培训，都是不行的。要求基层医生能够一眼看出是这个病是很难的，但是通过对基层医生的专病培训使其能够具备一定敏感度，再由专科医生化验甄别，这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确诊率。”
除了对基层医生的期许，叶红英医生还希望病人能够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和就诊的依从性，按计划随访，从而尽早调整后续的治疗，改善愈后。和控制糖尿病一样，70%的术后疗效在于病人的自我管理。
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河里会泛起层层涟漪，蝴蝶扇动了翅膀世界另一端也会有波澜，一朵云会汇聚起更多的云，当人们将目光更多投向他们，更多的希望被实现，那么每一个罕见病人就能真正乐观地面对一切挑战。（撰稿 李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