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建伟
1948年，各解放区发动了猛烈的夺城攻势，相继解放洛阳、延安、宝鸡、开封等城市，同时对济南、烟台、长春、郑州、沈阳等城市作了战斗部署，逼得蒋氏四处调兵救火。
双方的军事对抗已到了白热化状态，蒋氏深感局势对自己越来越不利，加上美国对其有些不满，甚至有扶植李宗仁取代蒋氏的打算。
为了争取更多往东北调兵的时间，蒋氏幕僚给他出了一个看似高明的主意：请苏联出面调停对抗，暂缓目前的紧张局势。
蒋氏认为此法可行，于是安排前外长王世杰写了一封请求调停的信。
王世杰颇有文字功底，把信写得很是高大上，什么“国家连遭战祸，决不应再起内讧”、“当今要事乃停止内战，同心协力共商国是”、“兄弟不可同室操戈以致两败俱伤”、“内斗将上负于天天下负于地，我们都将成为民族的不肖子孙”、“立即消除私恨，相互联合，解人民之苦”……
这封请求信，蒋氏很满意，于是让人把信送到了莫斯科。然而，蒋氏焦急等待，却迟迟不见任何回复。
原来，莫斯科收到这封信后很是为难，在苏联高层商讨后，决定把信原封不动地转给西柏坡。转文时特别强调：这是蒋氏给苏联的信，现将原信转给你们，供你们参考。
西柏坡收到莫斯科转来的信件后，主席马上给周、朱、刘、任四位书记传阅，但大家看后却没有发表意见。据当时办公室主任师哲回忆，只有周副主席淡淡地讲了一句话：一看这信，便知是王世杰的手笔，文绉绉。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周副主席对王世杰其人是相当了解的，对信的内容有种不屑的鄙视。
【王世杰】
王世杰，湖北人，十四五岁时曾得清朝重臣张之洞的接见，亲批其进入新式学堂学习。在湖北求学期间，同李四光等人成为至交好友。
后留学英国进修经济学，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被蔡元培请去北大当教授，参与筹建武汉大学，并被任命为首任校长。
因其对教育的执着与投入，进入当局任职，先是担任教育部长，之后又担任宣传部长、外长等职，到台后还曾经担任过蒋的秘书长这一要职。
1953年，因在大会上同蒋家大公子争吵而被免职，后在陈诚等人的提携下于1958年再次起用，从此不问政，专心于文化研究工作。1981年在台北去世，临终前立下遗嘱，将其一生收藏的书籍、字画全部赠与武汉大学，这也可见其对武汉大学的特殊感情。
现在来说一说西柏坡的决策层为什么对这封苏联转来的调停请求信置之不理。
首先，苏联明确表示，转信只是供我们参考，并不是征求意见，也就不需要发表意见。
苏联作为红色阵营的领头羊，在当时的东方乃至欧洲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出面调停，西柏坡自然重视。但苏联的态度相当明确，并没有任何调停的打算，如果有，一定会用另一种说辞让我方明白其意思。
而且，苏联对交战双方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早在1945年8月份时，苏联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用极短的时间解放收复东北，同时表示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把东北交给中国人。
【东北民众欢迎苏军入城】
此时的苏联，对谁来接管东北的态度有所矛盾。有一种态度，是有意利用这三个月的时间，让我军在东北先行接管，造成事实上的占有东北。从苏军安排抗联人员或我方成员担任驻东北军队卫戍司令部的副职便可看出这一点。当然，苏军并没有态度鲜明地支持我方，所以我军进军东北时，也遇到了不少麻烦。
起初，我军只派了离东北最近的李运昌部几千人前往辽宁，另外派出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诗及万毅三部从各地前往东北。
在随后的九十月份，延安意识到了东北的重要，与苏联有所接触后，坚定了进军东北的决心，仍还是难以放开手脚地接管东北。
李运昌
当时，苏联同蒋氏之间签订了同盟条约，苏方开始让老蒋的人接管东北，但暗地里给予我方一定的默认支持，此时苏联对我军和蒋军的关系没有很明确的态度，处于模棱两可的阶段。
当时有一点可以肯定，苏联并不支持打仗。苏联曾在1945年6月发表过一个代表决策层意思的评论：“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阵线”，其意就是支持中国建立多方合作的联合机构。
另外，8月20日左右，延安收到莫斯科的来电，明示中国不能打战，否则会有毁灭的危险，毛应赴重庆和谈。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态度是和谈，而不是开打。
随着重庆和谈的结束及随后发生的军事较量，莫斯科不愿过多地干涉，更多地是在一旁观望。
其次，我军已做好辽沈战役的准备工作，不会给蒋氏更多的调兵时间。
西柏坡于8月份就已作好在东北大打一仗的准备，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的辽沈战役。我军在东北的实力，加上有群众的支持，是可以一搏的。
进军东北
在这种时候，收到蒋氏请苏联出面调停的信，一看就是蒋氏的缓兵之计。所以，西柏坡五大书记不把这封信放在眼里，反而更加坚定了拿下东北的决心，而且越快越好，不给蒋氏调兵的时间。
事实证明，西柏坡的判断完全正确，我军随后在黑土地上展开角逐，直至完全解放东北，并且越打越强，整体军事力量超过了蒋氏。
再者，蒋氏出尔反尔不是第一次，骗人的把戏难起效。
自抗日战争以来，合作抗日有过一段时间的友好，但双方摩擦不断，影响最大的就是皖南事变。蒋氏不但扣押了叶挺军长，还屠杀新四军，更为可耻的是，蒋氏还给新四军扣帽子，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
沉痛的教训，使我军彻底看清了蒋氏的真实面目，不再一味地谈合作，必须注重发展实力，这样才能对付敌人。
1949年1月底，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来到西柏坡，双方都没有提起几个月前的那封转给我方的蒋氏请求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联并不重视蒋氏的请求，估计连回复都没有。
蒋氏在特殊时期耍的心计，不但没有起到调停效果，还让我方掌握了他的力不从心，从而可以坚决彻底地消灭了东北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