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歌燕市， 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很难想象，民国后期臭名昭著的汉奸汪精卫，在年轻的时候居然能写出这般慷慨激昂大义凛然的诗句。在七七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经历过一系列惨烈的会战，如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太原会战等，华北全部沦陷，华中逐步沦陷，半壁江山落入敌手。眼看中国节节败退，毫无胜算，汪精卫于是叛国投敌，转而为日本人的利益而服务。
汪精卫可谓是中日全面对抗期间汉奸派的代表人物，那么在整个抗战时期（包括1931-1937年），除了汪伪政府，还有哪些叛国势力呢？
说到叛国势力，那就不得不提满洲国（或伪满洲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迅速占领东三省，接着开始逐步实施“田中奏折”中的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满洲国的筹建主要依靠下面三方势力。第一自然是日本，其作为整个事件的背后主谋，希望依托满洲国在对华与对俄事务上形成可进可退的战略优势。第二个就是“做皇帝“之心不死的满族人溥仪，其与日本相互配合、狼狈为奸。第三个就是以熙洽为代表的满族复辟势力，满族人熙洽在辛亥革命时未被清算，之后一直筹划复辟，在日本人的引诱下成为第一个叛国投日的中国官员，并密信溥仪，“久望皇上返吾祖发祥地满洲复位，以救苍生……扩充武器，在日本帝国信义资助下，先据有满洲，再图关内……大清 帝国复兴之日即将到来矣。”（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人对满清余孽的仁慈终究是一场自我感动）。这三方势力沆瀣一气，促成满洲国成立，定都长春，年号“康德”。满洲国为日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食和工业资源，使得日本军事实力剧增，大大提升了其全面侵华的可操作性。满洲国高层以满族人和日本人为主，残酷压榨东北劳苦大众，并积极为731部队提供中国人做人体实验，其罪恶难以用人类语言表达。
满洲国的成立，点燃了蒙古族人的热情。1933年，蒙古族人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穆楚）趁国乱之际，谋求独立，被国民政府严厉拒绝。德穆楚贼心未退，主动与日本关东军勾结，收受其枪支弹药，共谋“蒙古国”之独立。三年后，趁着时机逐渐成熟，在日本的支持下，德穆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后改名为“蒙古军政府“），并宣布誓词，“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这里，德穆楚不但要“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固有疆土“是指蒙古、青海等地），还要“完成民族复兴大业“，而所谓的蒙古族的复兴大业，无非就是兴兵南下、为祸中华。可以看出，其野心勃勃，若有机会，会毫不犹豫地同日军一起屠戮中原。之后，德穆楚积极地与满洲国签订协议，甚是狼狈为奸。另外，蒙古军政府高层基本都是蒙古族人和日本人，以示“日蒙携手”，共谋中华。万幸的是，后来蒙古军和关东军沆瀣一气进攻内蒙古中部时，被中国军队击败，蒙古军政府从此一蹶不振。
大体来看，整个日本侵华时期，主要的叛国党就是汪伪政府、伪满洲国和蒙古军政府。其中，汪伪政府是汉族叛国团体，伪满洲国和蒙古军政府则分别是满族和蒙古族叛国团体。需要强调的是，汪精卫的叛国包含有山穷水尽之时的无奈，而满族与蒙古族的叛国则是赤裸裸的主动投敌。汪精卫本人在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之前，一直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家男儿，其在辛亥革命前曾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还亲自跑到东北劝说张学良对日动武。七七事变之后，汪看到中国军队在日本先进、充足的武器面前节节败退，以致于国土不断沦陷，再加上与蒋介石权斗失败，遂有山穷水尽之感，属于走投无路和心胆俱裂之后的被迫投敌，而且打的口号是“曲线救国”；这里，先不论所谓的“曲线“真的是为了“救国”还是“卖国”，至少名义上，汪并没有彻底与中国离心离德（其妻陈璧君宁肯放弃新中国的特赦也不肯承认汪是汉奸，直至1959年死于狱中），只是实操时就难遵初心了。反观满洲国和蒙古军政府，两者都是在七七事变之前，也就是全面抗战之前，主动与日本勾结，同恶相济，充当日本侵华的排头兵和粮草基地，并希望在日本成功灭亡中国之后能够分一杯羹；其心之歹毒，实在不下于日本，实为一丘之貉。需要提防的是，未来中国一旦陷入不利局面，满族和蒙古族怕是又要积极主动地叛国投敌并谋求独立。
对于上述三个叛国党，尽管叛国原因、目的、手段各有不同，但是叛国就是叛国，即使如汪精卫那般人生的前大部分都可圈可点，然而他在国家最为危难之际选择投敌，终归是令人民心寒；至于满族人溥仪和蒙古族人德穆楚，则是毫无争议的人渣和民族败类，是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就像汪精卫那样，被中国人永远仇恨着（只可惜的是，这两个败类居然都在新中国得以善终）。
呜呼！愿中华儿女人人碧血丹心！愿中国再不受切肤刮骨之灾！愿天下永安，华夏永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