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哪个朝代赋税最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网庙十哲之首——隋炀帝杨广时期。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时期，中国历史上唯二的二世而亡。夹在中国历史上两大盛世巅峰之间，之前是开皇盛世，之后是贞观之治，却没有天灾而天下皆反。千年以后的互联网时代，在诸多新发现翻案键盘历史学家力捧下不断拔高，奉为“网庙十哲之首”，那就是隋炀帝杨广时期。
从官方角度来看，隋朝课税水平实际上非常低，以“均田制”和“租调制”为主，官方给田地，百姓缴税服劳役。男子十八岁成丁，授露田八十亩，永业田四十亩，女子出嫁后授露田四十亩，至六十岁为老，不用缴税，露田死后国家收回，永业田允许继承。课税方面，以一丁一妇为基本单位“床”，每床“租”部分需缴租粟三石；桑蚕区缴纳绫、绢共2丈、绵3两，产麻区缴纳布2.5丈、麻3斤作为“调”。而隋文帝时将男子成丁年龄上调到21岁，又多了三年免税期，隋炀帝杨广时再提高到22岁，还免除妇女、奴婢的赋税，简直是英明仁君得一塌糊涂。
乍看下去隋代赋税水平是相当低的水平，一男一女共一百四十亩地，需缴粮三石，绢二丈、绵三两。相比较历史上著名的“休养生息”时期，汉代文景之治时，百亩地产粟约三百石（《前汉纪·文帝二年》：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著名的三十税一情况下相当于缴纳十石，但计量单位上隋代一石相当于汉代三石。而明代亩税官田五升、民田三升，宋代亩税则是高达一斗（《梦溪笔谈》：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作为“调”部分绢麻部分，由于中国古代基本上有个“粮食本位”现象，粮价是重要参考指标，参照唐宋时期绢价与粮价水平，二丈绢也相当于三石米。所以整体上看隋朝国家税收水平只比汉代文景之治略高，国家还给你田，农民应该喜缴纳税才对！但这一切都有个前提，那就是国家能拿得出足够耕地分给农民。
隋文帝时期，开始名为“大索貌阅”的“刮户”政策，针对乱世中隐匿人口进行严密清查。凡出现户口不实的情况，地方官吏要被处以流刑。鼓励百姓互相检举，亲属关系远于堂兄弟者，一律析籍分户。全国户口数开始激增，在不到三十年间（开皇初年到大业五年）户口就从380万增加到890万，激增一倍还多，仅开皇三年就计帐进44.3万丁，新附164.15万口。依据敦煌遗留的敦煌县户籍资料现实，在边远地区的敦煌，一户实际授田数也不过三十多亩。而在中原核心地区，早在隋文帝时期就已经少到二十亩。《资治通鉴·隋纪二》记载，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
唐代中前期按照百姓实际授田情况，划分为上中下三等，田不够发不了的出欠田文书，按户等高低缴纳不同税额。然而在隋朝，哪怕实际只收了一亩的地，也要缴纳完整的赋税。在《隋书》中记载隋朝耕地面积的数据，可以让现在的中国也望尘莫及，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换算成现代单位相当于隋文帝时期耕地面积达到15亿亩，隋炀帝大业时期达到43.5亿亩，而1957年中国耕地面积只有16.8亿亩，2021年耕地面积19.18亿亩。同时现在中国约30%的耕地在东北、新疆、内蒙和云贵，而在隋代这些地区都不在中央政府控制范围之内。
所以这些实际上国家应授田的面积，在国家税收体系中征收的田亩标准。真正可以参考的话，是北宋时期的6.42亿亩，北宋虽然领土面积要少，但江南开发水平高，隋代南方地区总共户口就100万户，而北宋南方地区人口超过五千万，接近隋朝总人口数。所以隋朝百姓是拿着6亿亩不到的土地，缴纳着43.5亿亩标准的赋税，实际税赋标准是法理标准的七倍多。隋朝农民实际平均承受赋税水平，相当于亩产的一半。
这只是开始，中国古代百姓还要承担的一项义务就是徭役，而隋炀帝还有一个丰功伟业，那就是一系列大工程。公元605年，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城，每月征调民夫二百万人，马不停蹄的日夜修建，仅仅耗时十个月就主体工程完工，全部工程用时十四个月。隋洛阳城分外城、太微城、紫薇城三重城垣布局外城周长达到27.2公里。宫殿柱子要从江西（豫章）运来，“二千人曳一柱”；石料要“发大江之南、五岭之北奇材异石”；建成后“苑囿连接”、“周围数百里”，这样一座雄伟、豪华的史诗级巨城仅用14个月！代价是“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
然后就是著名的大运河。大业元年（605年）在下令修建东都后四天，隋炀帝“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连通黄淮，长两千余里。这样一个工程，仅给了五个月的工期，而且沿途河道要四十步宽，两旁还要建御道栽柳树，以便杨广下江南。大业元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大业四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最后大业六年开江南运河。这些重大水利工程，历朝历代君王，能完成一项都算相当不错了，而隋炀帝都要求一年内完工。
再接下来敲响隋亡丧钟的“三征高句丽”，大业七年二月，隋炀帝下令“总征天下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最终调集二十四路兵马一百一十三万之众，沿途征发役夫又不下百万，河北就征调民夫六十万，要求两人一组合推一车，载米三石，自涿郡前往泸水。还令幽州总管元弘嗣调山东工匠督造舰船，日夜赶工的民夫长期水中干活，腰下生蛆，死者什之三四。高句丽不是不能打，而是要打不是这种打法。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总共也就出动十万精兵，还兵分四路顺便阴了北方薛延陀一把。那有召集百万，然后按F2+A就完事的？
从大业元年到大业七年这七年时间里，隋朝百姓被频繁征调去修大工程，这些工程不仅时间紧、任务重，而且死亡率非常高。但土地的耕种是有时间限制的，在隋炀帝高频征发模式下，役夫错过农忙是相当常见的事情。然而在收赋税时，又不管这种情况。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那你就太高估千古一帝的作死水平了，他还把手伸向货币领域。隋初天下分裂，朝代更替频繁，钱币式样混乱。隋文帝统一铸币标准，是为开皇五铢，而又非常有前瞻性的开放地方铸造，朝廷只进行监督，各关置样比对，合乎标准方可入关。国家只做裁判员，不当运动员，仅用五年时间就统一货币。到隋炀帝时，朝廷下场铸造新钱，形制、大小与开皇五铢相同，但含有较多的锡、铅，因而钱色发白，被称为“白钱”。然后强令白钱与开皇五铢钱的兑换标准为1：5，并要求纳税只收白钱，这已经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而是直接开抢。
短时间内百姓税赋上涨五倍，并且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开皇年间，粮价在一石二百钱水平，到大业七年征伐高句丽时，洛阳粮价已达二千二百钱一石。而隋炀帝为了减少国家征伐高句丽时运粮消耗，下令役夫和士兵每人自带百日粮食。在士兵还要携带武器盔甲，役夫还要两人推三石的运粮车情况下，这是个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唯一现实的做法就是想办法在当地购买些粮食，结果就是辽东粮价达到“斗米数百钱”。
也就是大业七年，山东民王薄聚众在邹平起义，自作《毋向辽东浪死歌》，唱响隋末农民起义的号角。同年还有平原刘霸道、鄃县张金称、漳南窦建德、渤海高士达、韦城翟让、章丘杜伏威等相继起兵，农民起义的大潮开始全面铺开。稍微懂这时候历史的人，看见后来的夏王窦建德、瓦岗寨翟让、淮南杜伏威这几个名字时，就知道杨广距离江都自挂东南枝，已进入倒计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