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辽东地区成为商业繁荣之地，尤其存在了二百多年的“辽东马市”更是当时最大的边关贸易市场，作为连接各民族的经济纽带，辽东马市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女真族迅速壮大，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朝的初衷是以贸易换和平
上周，记者驱车来到距抚顺市10公里处的明代马市遗址。抚顺马市遗址占地面积约380万平方米，由圈墙、自然峭壁围筑而成，是一处险要关口所在。如今，马市遗址处在田野中，有公路穿过。马市圈墙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当年那些人喊马嘶的贸易场面归于沉寂，只有地面上散落的大量青砖残瓦和青花瓷片还在提醒人们这里曾经的繁荣场面。
据史料记载，抚顺马市是明朝和建州女真的重要物资交易场所，也是明朝在辽东开设的14处马市之一。辽宁省档案馆研究部档案馆员周璇告诉记者，马市是明朝政府对北方各游牧民族开设并直接管理的贸易市场，其主要贸易对象是东北的兀良哈蒙古部、建州女真部、海西女真部等民族。辽东马市存在200多年，几乎与明王朝相伴始终。
周璇说：“15世纪初的辽东，东、北、西三面都是以‘剽悍铁骑’出名的游牧民族，侵扰和威胁随时都会发生。因此，明朝希望通过设立马市来巩固与边疆各民族的联系，加强对边疆民族的控制，使他们‘不战而驯拢之’，能俯首称臣。”
明朝政府对战马的需求也是设立马市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连年征战，马匹严重短缺，为了源源不断地得到优良的战马，明朝开始大力发展“朝贡贸易”，边区游牧民族纷纷来京贡马，但因路途遥远，运马艰难，进京城交易逐渐成为制约朝贡贸易发展的瓶颈。
明永乐三年（1405年）三月，明成祖朱棣接到来自兀良哈蒙古的奏报，提出“其部属欲来京贸马”。此时，明朝军队为防御鞑靼蒙古正急需大批战马，因此同意了其请求。看到运马艰难，明成祖下旨：“于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不久，兀良哈蒙古三卫派230余人“以马至辽东互市”，紧接着，鞑靼蒙古又派294人来市场“贡马”。当时，明王朝对边境民族实行招抚政策，对北方民族各部、卫的朝贡，一方面严格规定贡品的种类、数量，朝贡时间、人数、朝贡路线、滞留时间，一方面给朝贡者以优待，沿途免费食宿，给朝贡者超过贡品所值的奖励，并允许朝贡者做些朝贡以外的商品买卖。一时间，来朝贡马匹的民族络绎不绝。
自此开始至万历年间，明朝廷沿辽东边墙的兴城、锦州、义州、广宁、开原、辽阳、抚顺、清河、宽甸等城堡附近先后开设了14处马市，尤以广宁、开原、抚顺三地规模较大，存在时间较长，有“三大马市”之称。
抚顺马市 规模最大
明永乐四年（1406年），朝廷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规定了市场管理办法，并设有马市管理官员。
“最初，来马市交易的外族人须凭本部落印信（介绍信），后来改为凭朝廷发的敕书（边贸通行证）方可入市。无敕书、无货物者不准入市，携带武器者不许入市，同时必须将马匹和其他物品经马市官验收合格方可准入。”周璇说。
辽东马市开设之初，各处马市开市时间不同，每次互市时间也有长有短。周璇介绍说：“开原马市每月一市，每月初一至初五，后来改为每月二市，再后来又改为每七天一市，一市五日；广宁每月两市，初一至初五一次，十六至二十再来一次；抚顺马市，三天一市，万历年间改为随来随市，变为常态化。这样，辽东境内几乎每天都有马市，十分方便交易。”
史料记载，开市期间，“交易频繁，人群熙熙，车水马龙，肩摩毂击”，一派繁忙景象。马市还规定必须明码标价，保证“务使客商有利，夷价无亏”。开市之初，将马分为上上、上、中、下、驹五等，马价不一。上上马值米五石、布绢各五匹；上马值米四石、布绢各四匹；中马值米三石、布绢各三匹；下马值米二石、布绢各二匹；马驹值米一石，布二匹。以其中上上马价为例，约合白银十六两。由于价格合理，“至是来者众”，马匹的成交量越来越多。
“辽东马市还有一个特点是收市场税。由马市官从马市的各项交易中抽取税银，抽税多少根据货物的品种、质量等决定。”周璇告诉记者，马市官员要从税银中拿出银两赏给那些出力的、有功的酋长，称为“抚赏”“抽分”。抚赏以物品为主，银钱为辅。
史料记载，万历四年（1576年），从新安关进入的酋长抄木，带着350余人的团队，携来大批马匹、货物，交易后受到款待和重奖：“赏盘四十三个，连酒，用银八钱一分七厘，果桌九十五张，官红布十匹……官蓝布六匹，花缎五十一匹，官妆花织金袍一件，牛二头，共值白银五十余两。”
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辽东马市日益繁盛，逐步由单一的马市发展为综合市场，马市性质也由“官市”向“民市”过渡，互市商品的种类日益增多，女真人出售貂皮、人参、蜂蜜、木耳、蘑菇等土特产，汉族商人则出售布匹、丝、陶瓷、米、盐、铁锅、铁铧等生活生产资料。
女真族迅速发展壮大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馆长李理对明朝的马市贸易有深入研究。他告诉记者：“在明朝后期的整个辽东马市交易中，建州女真商人最为活跃。可以说，辽东马市对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关键作用，对后期建州女真统一各部，建立后金，直至定鼎中原都有深远意义。”
辽东马市开市后，女真人用马匹换取粮食，一匹最好的马可换米十五石，最差的马可换米八石。女真人以自己的人参、貂皮、木耳、马匹等土特产，换回粮食、布、盐、铁器等生产生活资料。据档案记载，仅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三月的17次马市交易中，女真人就买进铁铧4848件，同月买进耕牛430头。
通过经济交流，互通有无，互利互惠，特别是耕牛和铁制农器及种子的大批输入，女真族逐渐从“惟知射猎，本不事耕稼”，走向“屋居耕食，不专射猎”。到明朝后期，女真族由采集、狩猎进入半农耕和农耕社会。据《建州图录》记载，明朝后期，今新宾满族自治县一带“无墅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此时，女真族聚居区从不会耕种的粮食进口区变成了粮食出口区。
记者在新宾县赫图阿拉城文物管理所看到几件农具，是后金女真人春耕所用，体现了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尽管明朝开设辽东马市是出于加强边防、巩固统治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女真族的繁荣。”李理说，“从15世纪中叶起，随着农业的发展，战争日益频繁，女真族对于武器的需要日益增加，但是他们还没有掌握采矿和冶炼技术，于是便将从辽东马市上购买的锅、铧、铲等铁制农具熔化，重新加工成武器，大大提升了女真族的战斗力。”
李理指出，辽东马市的繁荣，使东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加深。马市贸易成为女真族学习汉文化的重要窗口，他们通过在马市贸易中得到的汉族书籍汲取营养，开阔了视野，社会进步大大提速。来自蒙古和女真族的马匹、人参、貂皮、东珠等物产颇受中原人欢迎，而中原地区的商品在辽东大地更是供不应求。嘉靖、万历时的话本小说甚至把辽东描绘成发财致富的仙境，“要发财，赴辽东”，成为内地客商的共同心声。长期以来被视作蛮荒之地的关外辽东，在明代却是商家趋之若鹜的投资乐土。对明王朝而言，辽东马市的设立，其最大的战略利益是获得了200余年的边境地界的相对安宁，使能征惯战且以掠夺为生存法则的女真族开始以温和的方式求取立足之本，交易替代刀枪，和平代替战争，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在李理看来，辽东马市贸易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女真族社会从分散走向统一。商品经济的刺激和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使女真族社会地区间经济联系大大加强。马市的发展又造成了地区间的不平衡，女真族各部族在争夺与辽东马市频繁交易权的过程中逐渐合并，终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部族。
在各民族长期的经贸合作下，以女真族为代表的辽东地区各民族与中原汉族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渐靠拢。原本为控制边关游牧民族经济政治生态而开放的马市，最终为明朝带来了辽东地区自由经济贸易、繁荣稳定的局面，大大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努尔哈赤 利用马市夺取抚顺
明朝时期，在抚顺、开原的北边是女真族叶赫部。史料记载，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举旗兴兵，统一了女真族诸部，于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在这33年中，努尔哈赤在抚顺等地马市大规模与汉族进行互市交易，使女真族迅速壮大。
抚顺马市地处要冲，除了贸易作用，也是明朝抵制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防御体系。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馆长李理告诉记者，抚顺马市利用山川地势，置马市于关外，形成了以抚顺边关为重心，依托辽东边墙的营、市、关三重防线，对建州女真所居之地赫图阿拉城起到防备、遏制其向西发展的作用，这种严密的设置曾使北方游牧民族侵犯边境时皆绕开抚顺关口。因此，抚顺马市的存在对辽东的稳定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故而，抚顺自然成为努尔哈赤争夺的首要目标。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后金军兵分两路，逼近抚顺。努尔哈赤首先派人到抚顺马市送信，声言有3000名女真人将于次日来此进行贸易。四月十五，抚顺马市里来了数百名壮汉，他们带着成捆的人参、貂皮等山货，凭着敕书过关入市……当城里的内应打开城门后，这些人一下子变成了努尔哈赤的八旗兵。这样，一场天昏地暗的厮杀后，努尔哈赤攻下了辽东重镇抚顺。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十六，努尔哈赤率八旗兵又攻下开原城，存在213年的辽东马市寿终正寝。
学术支持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大学
辽宁省档案馆
沈阳故宫博物院
来源：人民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