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古代官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许多人认为他们一定很富有。这种想象主要受到两种文学和历史记忆的影响：一种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说的朱门酒肉臭，认为一旦成为了官员，自然收入丰富，生活丰富；第二，历史记载当中提到的“田连阡陌”“雕梁画栋”得出的结论，官员必然拥有着丰富的田地和广泛的家。可是这是真的是这样吗？这可能说明了一些官员家庭生活的真实性，但很难反映历史的真实性。以明代官员为例，有热官和冷官、富官和穷官、贪官和清官，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不同。让我们来看看这段明代历史，了解明代最真实的官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在明代官员两大收入渠道，也可以将明代官员的收入构成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常收入，主要是工资；另一类是额外收入，包括正常额外收入、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
明代官员的工资分为本色和折叠色。本色提取的工资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月米，大致为每位官员每月提取一块石头。这是官员每月生活的基本保证。第二种是折叠丝米，即折叠丝米。官员的工资是每年2个月提取的折叠丝米，通常是一块丝米，折叠银7元。第三种是折叠银米，即每年10个月提取的折叠银米。
洪武十三年(1380)最初确定了明代官员禄米的工资。到洪武二十五年，再次更改官禄，从正一品的年薪到米1044石，再到九品的年薪，再到一代定制。明代官薪之薄，堪称历代最高。从工资的角度来看，明代明显低于唐代和五代。据《谷山笔记》一书调查，明代宰相(即内阁大学士)的月薪达不到五代北汉的一半，与唐代相去甚远。内阁大学士的官方工资还是那么薄，下层官员的工资更低。据吕坤《呻吟语》记载，仓官的月薪只有一石；驿丞的工资一年只有七两银子。如此低的官薪，甚至不如普通衙门服役人员的工食银，难免会导致这些下层官员的生活困境。
为了维持官员的体面生活，明朝除了给官员正常的工资外，还不得不给他们一些额外的津贴。明朝虽然没有“洁白银器”之说，但这些补贴的目的是为了使地方官员“洁白”。明代官吏津贴主要包括以下三项：一是差旅津贴，包括官员上台时的“道礼费”和地方官员朝圣时的“盘存费”。“道里费”的数额和顺序约为知县50两银子，知县35两银子，县长30两银子。当地朝圣官员的“盘存费”长达100两银子，近达50-60两银子。第二，木柴和银子。这种“柴银”津贴往往高于官员的月薪。例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9月28日，冯碰巧在南京太学工作。那一天，他只拿到月薪1.78两。“柴银”共收2件，其中额定柴银3.6两，冬柴银加闰月柴银13两以上。三是“赠银”。例如李受命到福建时，照例每天付三块银元，每月共九两，明代官员的额外收入可分为正常额外收入和异常额外收入。就正常的额外收入而言，明代官员可以获得以下几种收入：第一，来自朝廷各种名义的馈赠，尤其是朝廷中的大臣，获得的报酬相对较多。二是给官员“省钱”，这属于官员节日期间的补贴收入。这种省钱方式也被称为“公共宴会钱”。第三，地方官员可以领取“新郎银”，类似于交通补贴。第四，公务旅行津贴相当于公务旅行津贴。第五，官员可以从朝廷获得合适的牌坊银，并在家乡树立牌坊。例如，唐在中学读书后，按惯例从地方政府获得了100两银子，明代官员的非正常额外收入有两种：一是合法的额外收入。明代官吏合法性的额外收入大多来自官场的交往馈赠。例如，来北京庆祝的各省官员需要将“云一和她的丈夫”交给整个省会、州和县，有时多达“300-500金”，即300-500银。第二，非法额外收入。明代官吏从违法活动中获得的额外收入显然相当丰厚，占明代官吏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这种额外收入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贿赂增加额外收入。按照明朝的惯例，在朝圣之年，地方知府和县级以上的官员“必须携带12000辆金车进京，交给衙门，并管理信使费”。据晚明臣《安雅堂草案》第十卷估计，一个百里的知县，从身份上的布衣到官吏的供奉和赠品，至少要花费数千两银子。这些无端的赤字不能由政府和县官员自己来弥补。最终，他们将通过贿赂获得补偿。二是通过入侵增加额外收入。以宜兴县为例，据唐所说，为了祭祀县官的日常生活，“百年之近百人”，即每年100两银子。第三，通过敲诈勒索和挪用公款增加额外收入。根据明朝显宗成华十五年（1479）颁布的诏书，当时掌管京城九门通州分厂的内外官员大多不守法，“所有不该征税的项目，如木柴和大米，都被随意分割，或者他们把人作为屏障分散开来，巧妙地拿走了财产”。北京就是这样，各地也不例外。以陕西涉县的客牌车、牛、骡为例，每年的客牌车数量高达三四辆，折合成银价，相当于一个县的平均银量。这些门派的银子最终落入了知府的私囊
02/明代官吏收入的三个特点
仔细分析明代官吏的家庭收入，我们一般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官吏工资又低又薄，并且呈现出整体下降的趋势。在明代，官员的薪水首先被兑换成现金大米，然后被兑换成布钱，最后被兑换成银。正是由于官俸由原来的颜色变为残缺的颜色，明代的官俸才是历代最低的。特别是在实际分配和退出过程中，由于“大量国家使用”，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官员的工资也减少了。“每一瓶都能为他们节省六到七瓶酒，而收入并没有用于他们的支出”。当然，所谓的低官方工资是相对而言的。如果与普通人相比，官员的工资收入实际上是比较丰富的。例如，一名军事部长的月薪高达60石，而一名士兵的月薪只有1石，即部长的收入是士兵的60倍
第二，由于官员的素质和地区，官员的工资有一些高低差异。官员级别高，薪水高；等级低，工资低。这就是系统。特别是一些受到皇帝宠爱的官员，因为他们的兼职工作而获得了几份薪水。如洪羲元年正月（1425年），杨除兼任少傅和内阁学士两职外，还兼任兵部大臣。根据明仁派的意愿，杨可以同时获得三份薪水。后来，由于杨坚决拒绝，他取走了两份工资。此外，明代南北都城官员的工资也体现出北高南低的基本特征。例如，南京各部门负责人每月支付3石米，而北京各部门负责人每月支付4.5石，折扣也不同。
第三，官员的额外收入明显高于基本收入。就官员收入而言，明代官薪微薄，但额外收入很高。明代官员的基本收入主要是工资，与借助贪婪获得的额外收入进行比较。正如曹玉所说，他们的工资是有限的。即使他们是官员到黄堂，他们的年薪也只有200两银子。然而，他们将原法律禁止的消费、赃罚等私人资金纳入私人资金，或借助更多的暮色资金，即许多贿赂资金，其额外收入明显远高于官方工资。据韩霖记载，一位知县致仕后，对自己的囊钱进行了检查，大致有5000两白银，再加上金色相当于1000两白银，共有6000两银的收入积余。知县的工资，即使当官10年，也只有450两银子的总收入。如果以10年工资收入为计算标准，知县6000两银子的额外收入比官方工资高出1233%，即官方工资高出1233倍。
03 / 明代官员的日常开销是多少？
明代官员的日常开支是多少？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明人李乐《见闻杂记》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具体分析的例子。李乐在任福建按察司佥事并出巡地方之时，一个月内，衙内诸如鱼、肉、蔬菜的开支，共计银子2两余。这可能不包括家庭成员的生活费用。由此可见，一个地方官员每月维持2两多银子的基本生活费，一年大概需要24多银子。这只是当地官员的生活费用。如果在北京，它被称为桂玉之地，一切都很贵。再加上各种必要的社交费用，官员的家庭消费明显会高得多。根据王世贞的记载，北京官员的消费，即使相当节俭，每年也需要近100两银子；如果不节俭，每年高达600-700两银子。根据李延的《南吴老话录》，一个普通的读者，一个八口之家，在京城谋生一年，大概要花50两银子。
必须澄清的是，一旦进入仕途，就能致富发财。事实并非如此。在明代官员中，贫富分化也开始出现。明代官员的贫富分化显然取决于官品的崇卑，即大官和小官之间的生活条件大不相同。由此而来的是明代官员家庭生计的两极分化：一是家庭富裕。据何良军《四友斋丛说》记载，在松江府官员中，如宋恺、御史苏恩、主任蒋凯、外郎陶吉、主任吴哲等，全家累计10多万。家资高达10万两银子，显然相当富裕。即使是新中的进士，或者因为家本素封，或者因为迎合官场的奢华之风，纷纷过去 过着奢华的生活。这些官员大多认为，奢华的生活可以通过未来的官场生涯来维持。换句话说，官员的身份可以换取富裕的生计。二是家计清贫。在明朝的官员中，确实有很多人谋生，仍然处于贫困状态。明代官员家庭生计，并非一概是“朱门酒肉臭”的景象。据谈迁《北游记》记载，崇祯朝内阁大学士薛国观堪称大臣之极，但当他被抄家时，他没有钱，但600金，即600两银。另外，薛国观住的房子，客厅只有三间，客厅只有四间，而且都是私产，即祖先上传的房产。另一个例子是，东林党人魏大中在江南官方账户普遍接受富家诡寄的氛围下，从未接受过他人的奉献和诡寄。甚至掌垣，家里只有25亩田。至于那些作为官员典范的清官，都是家计清贫，比如俯瞰。
值得注意的是，自明代中期以来，许多初任官员都陷入了困境，甚至导致了京债的盛行。以观政进士为例，根据万历三十二年(1604)李廷机的上述，他们在观政候选时，生计相当空虚，甚至不得不向他人称贷。至于那些在北京候选最后一份工作的官员，他们更穷，许多人甚至依靠裁缝。为偿还债务，官员上任后，除剥下外，只能借库银以偿。明代官员贪贿，甚至盘剥百姓。毫无疑问，明代官员的家庭生计，无论是穷官、冷官还是清官，都只能称之为贫困，其实和普通人的贫困有很大的不同。换句话说，官员的贫困是一种相对贫困的习惯，有时甚至文人喜欢哭穷。随之而来的是明代官员幸福精神的内在分化:有的官员依然坚持孔颜之乐，不以贫贱为主，不以财富为主，可以安穷乐道；另一些官员转向基于不满的富乐，甚至为了及时行乐而放弃了官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