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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导之问和百姓之苦

历史并不只是宏大叙事,其背后是时代中每个个人的命运汇聚。《世说新语》记载了东晋名相王导的一段名言: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日:“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丧国南迁、偏安一隅的士大夫们在美景之下,尚且无不怀念故土、触景生悲,可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王丞相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勉励士人“戮力王室,克复神州”。

王导之问始于西晋朝廷“衣冠南渡”后的东晋王朝。西晋维持统一30多年,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五胡乱华”近300年。此间中国大部遍经流离战乱,胡人肆虐,“屠城掠地千里”,史称“永嘉之乱”“中原陆沉”。

到隋初时,中国人口仅剩下三成多。而在史书之外、贵族之下,平民百姓之于乱世,恐怕连美景也不得见,只有在命运的洪波里自生自灭。乱世的一大表征,就是人口的锐减。中国历史上从秦起,就有人口统计。而人口数量的变动,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繁荣与离乱,更紧密关系到当时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的福祉与生存。

复旦大学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研究历史上历次大乱灾难程度的权威作品。根据该书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人口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

据此统计,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要减少一半,甚至60%以上。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1/4到15。但是正如《中国人口史》所说,这种人口锐减比例的下降其实是因为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并没有减小,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

从大国无宁日之时,最苦是百姓。上述冷冰冰的数字,实际上是骇人的惨剧。人口锐减五成,也就是每一个家庭,平均有一半以上的人消亡。活下来何其不易,也算是“九死一生”了。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大乱,米价由汉文帝时期的每石数十钱涨到二千钱,最后竟然高达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煮木为酪”,人相食的惨剧史不绝书。

汉乐府《东门行》记载了这样的人间悲剧:“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仓中无米、架上无衣,一家老小只得坐以待毙。这样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承平之时,如此危难时刻,晚一分拔剑而去,全家都少一份活下来的希望。待到白发之时,更要如何得活?乱世,就是这样把一家良人硬是逼上为非作歹之路。

这样的日子实际上在历史上还算是好的。很快,东汉末年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曹操诗中讲,“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无人区。有说法指出,东汉末年的乱世让在世人口锐减了67%。

生于乱世,何其悲情。更不必提所谓“十室九空”“赤野千里”“饿殍遍地”,这样的悲辞不胜枚举。再极端的情况,就不得不提“人相食”或者“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了。仅据二十五史统计,中国历史上共有403起人相食的记载,这些惨剧大多发生在乱世。国家无安全,人民就陷入水火,“万物为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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