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山大小焕岭地处鄂豫边区政治中心，八字门、向家冲两大根据地交汇之处，京北心脏地段，又是东西南北山脉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站在大焕岭顶峰向南北俯瞰，这里的大小山包，像城垛一样连绵起伏，中间是一片狭长的山沟。大小焕岭之战，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战斗。它发生在以大小焕岭为中心，涉及京西南、西北、北、东北诸地数里疆场的一次次战斗，它是当时形成南北线最长、轮番攻势最多、作战时间最快，对敌我双方都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次次大会战。日伪顽军深谙此情：攻占大小焕岭, 就能切断南往京山、北至大洪山,控制京北，进而控制武汉。为阻止新四军第五师实施“战略展开”，日本侵略军集中兵力，对鄂中、鄂东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并且不断出兵 “扫荡”大小焕岭根据地；国民党武装也对新四军部队夹击；土匪顽军亦频繁地侵犯和“蚕食”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那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为坚决粉碎“日、伪、顽”之夹击，保卫与扩大根据地，新四军五师在大小焕岭一带开展了艰苦卓绝的较量，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水火不容，由此促成敌我之间在战略上的6次大决战。
6次大决战，从1939年至1942年。敌我双方沿向家冲分三路展开，火线扩及周边数百公里。从史料性著作记载：李先念、陈少敏、郑绍文等坐镇大小焕岭，周志坚、王海山、张书绅、周凯若、张光泽、张先浩、曹云清、周茂林、谢昆、徐德……等几乎都参加了决战。西北大地，雄师并进，行军布阵，战云密布，胜负结果顿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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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杨林垭
激烈战杨林垭是指1940年5月发生在距大小花岭不到1公里处的杨林垭，我军在敌进我亦进中同敌首次进行的一场遭遇战，由此拉开了大小焕岭的第一次战役。
在此，有必要对敌我双方的战时情况简作介绍，因为任何战争比拼的都是综合实力。1938年，日寇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之后，在政治上实行“以华制华”，在经济上实现“以战养战”的政策，加紧对蒋介石集团诱降和调动兵力大肆掠夺沦陷区的人力物力。这时，汪精卫公开投敌，蒋介石更加动摇。国民党反动派以反共作为投降的准备步骤,于1939年元月，召开了五中全会，决定采取“防共”“限共”“溶共”政策，接连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动文件，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的反动组织。国民党五战区当局亦随之声称，鄂中非新四军防区，限令我军撤出，否则将以武装解决。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加紧了反共摩擦。1939年冬，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鄂中京北，则成了相持的最前线。驻京钟公路之日寇，派出前哨驻杨家集、帽儿尖、猴儿寨一线。同时，顽固派进犯鄂豫边区指挥机关驻地八字门，而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充当马前卒的就是曹勖的六纵队。
1939年11月，原国民党将领、京山人曹勖由五战区回到国民党京山县政府所在地向家冲。他依仗哥哥曹振武的势力，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在京山及周边县的影响，控制了京山县政府。随之，将京山及钟祥、安陆、随县等县地方游杂武装网罗起来。原已就编于新四军的许友祥、赵安之、晏永宽、谢正奎此时被其策反，投奔其门下。曹将这些武装统编为国民党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六游击纵队（统称“六纵队”），曹勖任司令。六纵队下辖五个支队：一支队长方畴九，二支队长杨芝茂，三支队丧余畸，七支队长汪寿芝，八支队长向觉民，游击大队长许友祥。六纵队是一支由国民党县、区武装，汉流和土匪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京山老百姓戏称其为“四多队”：“太太比官多，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这支游杂武装的整体战斗力虽不强，但其中却不乏与人民为敌的骨干和亡命之徒，向觉民、杨芝茂是反共老手，方畴九是国民党京山县长，他们部下的大队长、中队长都是地方的地头蛇，地形社情熟悉，时常破坏根据地地方工作。许友祥则是亦顽亦伪亦匪，所部长期流窜于宋应公路两侧，对老百姓危害甚大。
敌变我亦变。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豫鄂边区党委统战部长陶铸及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张执一曾通过多种途径与曹勖协商谈判。曹承诺与新四军互不进犯，并说：“我过去当过共产党，以后又反共产党，现在既然国共合作，我就不反了。”可是，在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气候下，曹认为自己羽翼已丰，有机可趁，挑衅性地将六纵队驻扎地由六房咀、三步岭，至向家冲移到大小焕岭，两者中间均无敌伪封锁和公路、江河之隔，有利于他们进攻、退守。特别是向家冲、大小焕岭一带，长期为我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成为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因而每次反共高潮，北山都首当其冲。边区首长仍以团结为重，向曹部发出团结呼吁。
水无常形，兵无常势。1940年5月，日寇集中六个师团的兵力，进犯鄂西北，攻占襄凡、宜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主力，为了牵制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部分兵力仍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公路，收割电线，打击日伪。可是，六纵队曹勖却倒行逆施，背信弃义，乘我后方空虚之机，驱使顽部3个支队2000余人，竟然从向家冲一线长驱直入，又由鹰子沟、大小焕岭，向边区首脑机关驻地八字门进犯。我路西指挥部决定在强敌形成合围的严峻时刻，迅即调回五、六两团队，予以还击。反击战打响的第一天，曹部已实力不支，慌忙派一个参谋奔大洪山向国民党川军求救，刚好在向家冲被根据地地方工作人员截获，并从这个参谋口中得知曹部撤退时间和路线。张书绅立即率巴家冲武装通讯排在厂河附近埋伏。
“拼命地冲！”反击战打响第二天，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五、第六团队向顽六纵队发起总攻。第六团队攻其正面和右侧，战斗越打越激烈，火候已到，及时 “出击！”部队立即采用“三先”战术：先敌开火，先敌出击，先敌冲杀，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将敌人拦头、截尾、斩腰，分割成3段，猛冲猛打。第五团队经火龙垱直插小焕岭，在其后面打响了，欲断其退路，顽军遭受突然打击后，立时陷入混乱。跟进的敌军，也遭到坚决阻击，无法前进一步。顽六纵队被打得六神无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主力前导营覆灭，无奈灰心丧气地绕道向家冲，慌忙经大花岭附近的杨林垭（注：在四方冲）、桐子岭、五台向厂河方向溃逃。
退守至杨林垭一带，巴家冲武装通讯排伏击溃军。通讯排便埋伏到杨林垭的草丛中，一向目中无人的顽敌似乎发现了，连续鸣枪，企图依靠往日的飞扬跋扈吓唬。看到顽兵探出头，严旭高便瞄准对方，一枪打去，随着“砰”的一声，那家伙应声倒下，掉进沟里。见这一枪响，大家一起开火，向敌人展开猛烈的攻击，敌人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面对突如其来的袭击，敌方晕头转向、阵脚大乱，在树林里东躲西藏。他们一边开枪还击，一边企图逃跑。不料，一枪打到了严旭高的左臂，当即咬紧牙关靠在一棵树上。顿时，战士们个个满腔愤怒，手榴弹如雨点般投出去......激战5小时，缴枪10余支。我军主力六团队乘胜进驻原我鄂中特委，“应抗”机关、部队所在地向家冲。同时，正是在六纵队的这次大溃败中，西北区党组织成功地策动了六纵队张波臣、叶凤林率两个中队起义。两个中队共百余人枪，经六团队政治委员郑绍文同志同意批准，与我联络站通讯排合并组成京（山）钟（祥)抗日游击大队，开始隶属于六团队，六团队调走，又隶属于四支队领导。张光泽同志任大队长，张书绅同志任政委，周凯若同志任副政委，张先浩任副大队长兼参谋长。不久张书绅、周凯若同志均调西北区（向家冲、杨家集一带）分别任区委书记和区长，并分别兼任京北抗日游击大队（简称京抗）的大队政委和大队长。张光泽调回支队司令部任副官处长。大队长由张先浩接任，另调来谢昆任教导员。六纵队遭此番打击后，退至厂河六房咀一带，向家冲、大小焕岭、八字门一线被新四军牢牢控制，从而取得了大小焕岭作战第一个歼灭战斗的胜利。
此外，进犯京山大山头的国民党川军一六一师三个团也被新四军击退。顽固派在京山挑起的第一次反共摩擦终以失败告终。
待续
作
者
简
介
李传铭，笔名船鸣，出生于“生态之乡”之美誉的湖北省京山市。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当 过“孩子王”，做过“教书匠”，干过“芝麻官”，搞过“小编辑”。行政、事业单位绕过几圈，乡镇、市里走过几回。其中，有镇（小学、中学、成人学校、党校、教育组），镇（计生、宣传、团委、党委），县（房改和住房资金管理），市（住房公积金）等部门的历练，深植生态之根。先后在《诗刊》《散文》《师范教育》《管理观察》《住房保障与住房公积金》《青年文史报》《中国财经报》《湖北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通讯、新闻等500多篇，且“城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石磨 · 毛驴和二狗儿”“远山深处的炊烟”等小小说获国家、省市优秀作品奖；《枪声，在大洪山麓响起》等长篇侦破纪实在《湖北法制报》“长篇连载栏目”刊登；系《住房公积金决策与参考》编委；著有《住房公积金指南》《船鸣文学作品选》《船鸣新闻作品选》《生态住房公积金理论与实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