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立波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崇祯在煤山上吊，在其身旁留下一个血书遗诏：“朕自登极十七载，三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流寇长编》。这种亡国之君的惨烈与愤恨让人为之心惊。
崇祯到死还是不能原谅他的文官集团，就是他们在关键时刻拖住后腿，反对南迁，反对与李自成提出的议和条件，崇祯也深知这些文官表面义正言辞，说要捍卫大明祖宗社稷，其实就是舍不得自己的巨大家业和担心承担南迁及议和的罪名，崇祯恨他们，希望被李自成“尽行杀死”。
果然不出所料，李自成进京后被这些投降文官弄得不胜其烦。
当时据目击者说：“贼驰而进，皆白衣青帽，张劲弓，挟修矢，每人栓短棍数条，衔枚疾走”，“百姓门俱开，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寂然无声，惟闻甲马之音《甲申纪事》。与老百姓平静冷眼旁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达官贵人如同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暴露自己的身份，纷纷乔装打扮，“恐衣冠贾祸，悉毁其进贤冠”，或是“俱穿极破青衣，戴破毡帽”，一时之间“破衣破帽重价求之不得”《启祯纪事》。这些达官贵人家族丑态毕出，“是日，大小官僚俱以重价购极破青布衫裤并破帽，混稠人中，低头下气，惟恐人觉。”甚至有的人以多件华丽衣物换一个破衣服都不能得，最后竟然把衣服脱掉裸奔起来，“赤体狂奔，随路跧伏”《再生纪略》。
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使得明朝官僚系统迅速瓦解，除了一小部分皇亲和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和兵部、刑部、督察员等等二十人自杀外，其余纷纷变节投降。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大臣在亡国的第二天就来拜见李自成，表示自己要更换门庭，理由是，自己虽然想做个忠臣，无奈崇祯帝不听自己的，致有今日之败。李自成训斥说：“你既然是崇祯重用的臣下，他对你又特别有恩，你就应该为社稷自杀，为何还要偷生？”魏藻德跪着连忙磕头说：“陛下赦臣，自当赤心以报。”李自成看他这样就越烦他，命令士兵把他囚禁到刘宗敏处。魏藻德仍不死心，透过窗户缝隙还喊着说：“如果用我，无论给个什么官都可以，为何拘押我？”《国榷》。
总督京营襄城伯李国桢被押入，李自成呵斥说：“尔身任重任，宠信逾于百官，义不可以负国，既未坚守，又不死节，今日又舔脸见我，为什么？”李国帧谄媚地说：“陛下应运而兴，愿留余生以事陛下。”李自成听得鸡皮疙瘩，恶心地说：“汝负若主，我何用为，误国贼尚求生耶？”《国榷》。
其他相关一千二百多人按照榜文，青衣小帽奔赴会极门，报名参加李自成的“招聘”会，这些昔日威风凛凛的官僚们，平素趾高气昂，如今形同囚犯，坐在地上任凭大顺军的任意侮辱。平时那些看似稳重老成的，机关算尽的各个官僚要命蜷缩于地，要么站着如同木偶，不敢出声，还有把头发剃了扮作僧人的，还有把收进放脑门装病的，种种丑态毕露。从早上到黄昏 ，这些人都没有受到召见，饥渴疲惫，最后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流寇长编》
从性格来讲，李自成属于典型粗暴直接性格，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投降贰臣，这也解释了当他看到崇祯吊死后充满敬意的原因。他对牛金星等人说：“各官于城破日能死便是忠臣，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削发之人不忠不孝，留他怎的？”牛金星命人用手摸着降官的头，一双双核实人数，点完后，选拔九十多名送往郊外听候派遣，不入选的送到刘宗敏处等待审理，此时的刘宗敏正在“挟妓欢呼”，根本无暇审问。这些明代投降官员连饭都吃不上，往往是捡拾士兵丢弃的食物往嘴里塞《明季被略》。
李自成抓住崇祯的太子时，厉声诘问太子说：“汝父皇何在？”太子答：“崩于南宫”。再问：“汝家何以失天下，若父何以至此？”回答说：“我何知，问之百官”。李自成见他挺立不屈谈吐自如，口气顿时温和起来，轻声问：“汝父在、，我必有以尊养之，汝毋虑也。”太子反问说：“何不杀我？”李自成说：“汝无罪，我岂妄杀！”太子说：“真能这样，请听我一言：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吾百姓。”《国榷》
三天后，当发现崇祯帝遗体后，太监奉命买了两口棺材，以土块当枕头，安放帝后尸体。大臣中前往哭临的不过二三十人，不少昔日信誓旦旦效忠崇祯的大臣，此时摇身一变，成了李自成的大忠臣，对崇祯遗体不屑一顾。
令人没想到的是李自成竟然下令将崇祯棺材刷上红漆，为他换上上好服饰，一切规格按照帝王规格办理，李自成还到祭坛，向崇祯的棺椁四拜流下了眼泪，一些降官对崇祯这头已经没了一点投资热情，纷纷忙于“劝进”新皇帝，崇祯若地下有知，当年这些人对他义愤填膺阻止南下和议和的人如今已经重新找到了靠山，未能被“尽行杀死”可谓除了亡国之外的最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