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控制”可以分多种不同程度，“东南互保”属于比较严重程度，可以说代表清廷已经基本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这里面不仅仅是汉族权臣，还有满族大臣对慈禧的失望。
签署或支持的地方或权臣太多，清廷不敢追究
八国联军侵华过程（1900年3月到1901年底）中，1900年6月26日，上海道余联沅邀请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之后，东南各省以及中部、西部、北方等都与列强签订或照《东南互保条约》为例保持“中立”。
名单比较长，例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广东巡抚德寿、巡视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福州将军善联、陕西巡抚端方、四川总督奎俊、陕西巡抚端方等。
由此可见签署或宣布支持这个条约的地方和重臣的分量有多大。那么，在慈禧、光绪西逃，八旗和绿营兵毫无大用的情况下，得罪或逼反了这些汉满大臣（福州将军善联、四川总督奎俊、陕西巡抚端方为八旗）。那么，慈禧还想不想要天下了。
《东南互保条约》的签订，不但代表清廷失去对东南控制，更代表着清朝地方官员已经属于或接近“叛臣”的地步
“东南互保”被一些人认为是使所辖地区百姓免受战争之苦的“好事件”。我并不这样认同。“东南互保”更多的是出于各个大臣自身的生命安全考虑，对百姓和国家没有多少关系，说句普通话就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怕死。
为了保住自己的命，宁愿做“叛臣”也不愿像李秉衡那样战死沙场。如果非要说是出于为了国家和地方考虑的话，我认为只有李秉衡一人有此思想。
在这一事件中，李鸿章、盛宣怀一派其实是作为“事件核心”，其中盛宣怀更是因为主管电报系统而成为“信息中心”，李鸿章也被各方推举为“大总统”。请注意这个“大总统”和“总理”在清廷许多文献中都出现过，但不是我们头脑中的总统、总理，只是“统领协调”的意思。
除了上面的“互保”本质、“互保”负责派系介绍外，“东南互保”这一事件是将“支持皇帝”以及“洋务派”等思想较为先进的各方势力串联在一起，可以说是，清廷“先进势力”的情绪总爆发。
“东南互保”也拉开了，清廷的“丧钟”
“东南互保”积极推进的各省，也是日后“辛亥革命”比较兴盛的省份。自“白莲教起义”，清廷第一次不得不重点依靠汉精英统治续命以来，“八国联军侵华”中的东南各省的统一行动，也代表着对清廷的极度不满。
一个政权存在的合理性，就在于能够让百姓获得生存权，那么，清廷自“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最后一次传统农民起义爆发后，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入“依仗”汉精英的地步。
“白莲教大起义”，嘉庆在起义被扑灭后，还可以把“地主武装”解散。但“太平天国”后，他想解散都无法做到了。甚至这些“地主武装”中的主力进入了正规军行列，清廷也开始发军饷。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已经伤透了“抵抗派”的心，因此，剩下的军头儿其实都主要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家族和体系而活。由此可以看到，李鸿章所统领的淮军，无论是淮军还是北洋军都属于“私人武装”。同理，其他督抚也有这种情况。
特别是“甲午战败”后，清廷又是天量赔款、又是割地求和，使得汉精英中的激进派“普遍”都有反清思想。革命党虽然屡遭失败，但每次失败总是有一些人“故意”放之一条路。为什么？主要就是为了日后作为谈判资本做铺垫，甚至本身都同情他们。
“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辛丑条约》被签订，更是让这种心理、不满扩充到汉精英的整个阶层。可以说，包括满精英在内的“汉满大臣”违逆慈禧的命令，就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清廷已经失去了对东南，甚至大部分地方督抚的控制。
这些口口声声忠于大清、口口声声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大臣心中，有多少是真心为了口称的对象呢？鬼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