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刘宋沈怀远所著《南越志》又名《南粤志》。
宋朝僧人赞宁所著的《笋谱》载：“簟竹笋。沈怀远《南粤志》曰：博罗县东苍州足簟竹，既大薄，且空中，节直二丈，其直如松。详其竹直二丈，犹为笋，而可食鸡。”
《南越志》原书在元代已经散佚（该书的辑佚始于明代），我们今天看到《南越志》里面关于龙母的记载是从其他典籍辑佚的，在辑佚过程中就有可能出现错误了。
嘉靖《德庆州志·秩祀》载：“龙母庙：一名孝通庙。在州东一百里灵陵水口。《南粤志》：秦时温媪者居悦城之南岸。一日浣于江侧，得卵大如斗。怀归数日，岀五物如守宫豢养渐长，放于江，能入水取鱼。媪往观，辄以鱼置温侧而去。媪因治鱼水滨，挥刀中一尾，遂去。数年乃还。媪曰：龙子复来耶？后媪殒，瘗于水口之地。一夕风雨，乃前守宫化为五龙，移于北岸，壅沙成墓。”
宋朝《太平寰宇记》载：“程溪水：在都城县（都城县为悦城县之讹，笔者注）东百步，亦名零溪水。《南越志》云：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尝居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大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许日，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长五尺，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二尺许，得鱼渐多，常逰波中，萦回媪侧。后媪后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煇色炳燿，谓曰：龙子今复来也。因蟠旋逰戯，亲驯如初。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徳之所致。诏使者以元珪之礼聘媪。媪恋土不以为乐，至始安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引船还，不踰夕至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止，卒不能召媪。媪殒痊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
我们可以看到嘉靖《德庆州志》与宋朝《太平寰宇记》所引用的《南越志》内容表达意思大致相同的。但嘉靖《德庆州志》所引用的《南越志》较为简略，这是因为《南越志》在元代已经散佚，嘉靖《德庆州志》所引用的为后人辑佚的《南越志》导致的。
此外，嘉靖《德庆州志》所引用《南越志》辑佚版本是错误的。沈怀远为南朝人，南朝时悦城县在今天德庆县播植镇沙村一带，乐城县在今悦城圩，隋朝悦城县并入乐城县，唐朝乐城县改名悦城县。故沈怀远所著《南越志》断不可能出现“秦时温媪者居悦城之南岸”之语。
嘉靖《德庆州志·提封下》载“废乐城县，在州西都城乡。隋时废。”嘉靖《德庆州志》误认为乐城县是在都城乡，悦城县从始至终没有变迁。故采信错误的《南越志》辑佚版本记载，认为“秦时温媪者居悦城之南岸”，进而推翻前代典籍记载，把龙母“养龙”的程溪记载修改为西江南岸的洚水，以致后世《德庆州志》、《肇庆府志》等典籍误认为洚水就是程溪。这也是唐朝宋代典籍中的“程溪”都是指西江北岸的悦城河，嘉靖之后突然出现程溪为西江南岸的洚水说法的原因。
历史上最早记载程溪的为唐朝的《元和郡县志》。
《元和郡县图志·岭南道一》载：“郁水，一名西江水，经（悦城）县南，去县十步；程溪水，东去（悦城）县一百步。”译文：郁水，又名西江，经过悦城县南边，距离县治十步，程溪水，在悦城县治东边一百步的地方（唐代一步为五尺，约等于当今的1.5米，）。换句话说，悦城县治（唐悦城县治没有城池，只有公署）在程溪与西江交汇处，县治距离东边的程溪大概150米，距离南边的西江大概15米。请看下面示意图。
根据示意图，很容易就能理解《元和郡县志》里面记载的程溪就是西江北岸的悦城河。
宋《舆地纪胜》载：“程溪水，《晏公类要》：在废悦城县东南”。宋代悦城县降为悦城乡，故《舆地纪胜》记载程溪在悦城县治旧址的东南角。（在古代典籍要表达一个地方位置时（下称目的地），往往有一个“参考地”。如果“参考地”后面只列方位而不接里程的的话，则表明“参考地”、“目的地”两者距离很近。《舆地纪胜》记载中的参考地“废悦城县”，与目的地“程溪水”很近。人们根据典籍记载去到参考地“废悦城县”就能看到并且很快到达程溪的位置，故不需表明两地距离。又如乾隆《东安县志·山川志》载：“天柱峰：在城东北，突起，平高可千仞，尖圆秀特，屹直如柱，为县后主星。”因为目的地“天柱峰”距离参考地“东安县城”很近，去到东安县城（今云浮市区）就能看到天柱峰了，故只需表明方位，无须再说距离。）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的“都城，汉端溪县。东百步有程溪，亦名零溪，温妪养龙之溪也”。宋朝《太平寰宇记·岭南道八》亦沿用其误，说：“程溪水，在都城县东百步，亦名零溪。”
结合《元和郡县志》，可知《旧唐书》是将“悦城县之程溪”误认为是在同属康州辖下的都城县，《太平寰宇记》不过沿用《旧唐书》误。故《旧唐书》与《太平寰宇记》记载的程溪也是指在悦城县治附近的悦城河。
另外，明成化年间在悦城河中游的赐禄里有一座程溪社学，这也侧面反映出明朝成化年间程溪是指悦城河。
把西江南岸的洚水误记为程溪始于明朝嘉靖年间成书《德庆州志》。嘉靖《德庆州志》因采用错误的《南越志》辑佚版本的记载进而推翻前面历代典籍的记载，把西江南岸的洚水记作程溪，那么这个记载可信度就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因嘉靖《德庆州志》作为德庆流传下来最早的方志，故后世典籍也较多采用嘉靖《德庆州志》的记载。这就可能出现一个问题，后世典籍把嘉靖《德庆州志》错误记载也沿袭记录了。例如德庆第一位进士石处道本是吴江知县，嘉靖《德庆州志》把石处道记作“松江知县”，以至于数百年来《德庆州志》、《肇庆府志》乃至《广东通志》皆认为石处道是松江知县，直至近年才根据吴江当地典籍把这个几百年的错误改正过来。又如嘉靖《德庆州志》把“废乐城县”记在都城乡，也导致了康熙《德庆州志》、乾隆《德庆州志》误载。
德庆另外一条著名的河流端溪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自唐朝端州、端砚闻名后，部分典籍把端州的西江称为端溪，也有把羚羊峡烂柯山旁的小溪称为端溪，以致清明清时期很多人信以为真，清朝的彭泰来不得不写一篇《考端溪》以证视听。
在文史研究过程中，我们不能因为后代某一典籍的记载就直接推翻前代史籍的记载。可大胆假设，但必须小心求证，而且还需多种证据相互印证，经过多方考证才能推翻前代典籍的。也要注意某一典籍的误记，导致此后典籍也沿袭错误的现象。
作为乡土文史爱好者，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尽可能还原历史，尽可能贴近历史真相，绝不可以弄虚作假！
本文作者：何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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