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是指因为文字的细故而构成的狱案，其形式是以文字作品获罪，具体说，就是当事人在其诗文等文字著作中，或某些言论中流露出对现状不满的情绪，或触及当朝某方面忌讳的人和事，即根据其思想倾向甚至是捕风捉影而治罪。
清朝文字狱的原因
文字狱自秦以后屡屡发生、论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当属清朝了。清代文字狱泛滥自然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清朝以满族主中原，按汉族传统观念视为“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大规模的抗清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但反清思想仍通过各种形式如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复明为目的的反清起事结合起来，使清廷坐卧不安。
这样，为巩固清朝的统治地位，对汉族反清复明思想防范必严，打击惟恐不力，到乾隆朝更发展到病态的疑惧和猜忌，必欲彻底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而后快。这足以说明清代文字狱泛滥是民族矛盾、民族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映。
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看，明清时代是封建社会走向更成熟完备、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的时代，因此文字狱自然远远超过以往历代王朝。
清代文字狱是从康熙朝正式肇始的。顺治朝时，与南明的武装斗争异常激烈，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禁忌尚不苛严，在戎马倥偬之中清廷顾不上检查诗文作品的内容。对文化思想领域进行严密控制，是在统治比较稳定的康熙朝开始进行的。
明亡后，明代遗民特别是士大夫十分留恋故国，出于汉族文化为中心的传统华夏观念，对从关外入主的满族统治者充满敌意和惊惧，且以处在满族人统治之下为羞耻。这种排满、反清复明的情绪，不管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经清廷所察觉和怀疑便会遭不测之祸。
清廷以满族人为少数，处于人口众多的汉人之中，时有如履冰临渊之感，因此对汉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清初最早的文字狱就是对当时流行的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的一种反应，是清廷为遏制反清复明思想而采取的镇压措施。
康熙时期相对宽松的文字环境
康熙朝60余年间，虽有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发生，但数量不多，文禁尚宽，与后来的雍正、乾隆两朝更为严厉的文字狱相比有显著不同。
康熙朝文字狱不超过10起，最大的案件是庄廷锐《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这两个大案都是因作品中流露出眷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遭到不幸。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少年天子亲政，结束了四辅臣时代，同时也控制了文字狱的恶性发展态势。
圣祖开始调整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康熙十二年（1673年）诏命荐举山林隐逸，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设博学鸿词科，康熙十八年（1679年）开《明史》馆。这样，宽文网之禁，成了对汉族知识分子新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
自圣祖亲政到《南山集》案发，在这40余年时间，只发生过起较为著名的朱方旦案，对知识界似乎无甚影响，怀柔和宽容知识分子的政策仍在贯彻执行。
《明季南略》
当时，思想界十分活跃，有所谓违碍”之处的诗文著作陆续结集刊行，尤其是清初十分敏感的史学，有志于若述故明的史家都重新著述成书，如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温睿临的《南疆逸史》都于此期间成书。更为甚者，民族情绪尤烈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天下大防有“华夏”和“夷狄”，而“夷狄”乃“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等过激之辞，清廷都末予追究。
为打消人们的顾虑，康熙朝规定：“凡旧刻文卷，有国讳勿禁；其清、明、夷、虏等字，则在史馆奉上谕，无避忌者。”圣祖的开明和宽容在清朝诸帝中可称是绝无仅有的。
不同于《明史案》的大开杀戒，《南山集案》圣祖很慎重，刑部的谳词“五上五折本”，最终除戴名世处斩之外，其余受株连者均从宽处置。当时圣祖为政尚宽，对戴名世《南山集》案虽很重视，但处置尚不苛严。
康熙朝圣祖在位61年，当时清廷尚未有借助文字狱镇压反清知识分子的政策意识，不少案件大多是起于汉族人之间的构陷和倾轧，圣祖对亲信李光地说：“你们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言语尖锐，令人深省。偌大的文字狱，横加杀戮，违背圣祖“生一事不如省一事”的稳定方针。而且社会影响太大了，禁锢思想，抑制学术，扼杀人才，为害更甚。
雍正时期文字狱趋严
雍正朝13年中，文字狱远远超过康熙朝，据统计，有近20起狱案。其中以雍正六年（1728年）立案追查吕留良诗文著作案为标志，分为前后不同的阶段。
前一阶段是作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手段而发生的，这与康熙朝明显不同，一般尚未带有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的性质。而后一阶段的文字狱则表明，世宗已开始注意镇压那些具有潜在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
但后半期的文字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犯事人都没有政治主张，也与政治集团无关，完全是受了文字之累。文字狱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即士大夫阶层而进行的思想镇压。
文字狱
由康熙朝开其端，至雍正朝日趋严厉。这表明随着皇权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的发展必然在文化领域强化思想统治，严控人们的思想。雍正朝大兴文字狱正好适应了这一政治需要。
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
乾隆朝的文字狱时张时弛，此伏彼起，总的看来，主要集中在乾隆中期的30年间，至后期，随着清朝统治的完全巩固，文字狱也就基本停止了。
新政伊始，高宗想给人以万象更新的感觉。他对其父世宗为政峻严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以及不利于新君地位的巩固，对政局稳定潜伏的危险等，都有清醒的认识。
为了纠正世宗为政偏严的弊病，实现其“宽严相济”之道，高宗颇注意缓和官场中的紧张氛围，调整统治政策，以宽缓为基调,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汉族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等领域的禁锢。
另外，高宗正处于风华正茂之际，对政事不熟，治国能力尚欠功夫，故而兢兢业业，唯恐失策，宵旰不遑，勤求至治。乾隆初年，全国政治形势相对稳定，经济状况良好，如“吴中谣”所称：“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在这些情况下，文字狱之不兴，实势使然。
1、乾隆时期文字狱发生的背景
高宗初政时文字狱虽未大兴，但鄂尔泰与张廷玉之间的门户之争却为乾隆中期再掀文字狱高峰埋下了伏笔。
乾隆朝文字狱的引发，当以乾隆六年（1751年）发生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为开端。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直隶及湖广总督等要职，以敢于直言苦谏著称。
孙嘉淦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七月，江西千总卢鲁生和守备刘时达合谋伪造了孙嘉淦指责高宗失误的奏稿，借此扰乱人心，从而达到扰乱高宗南巡的目的。
高宗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六月发现了流传到云南的伪造孙嘉淦奏稿，他顺藤摸瓜、在全国范围内追查伪稿的作者。结果，令高宗坐卧不宁的是，全国各省乃至西南土司地区，都有伪稿在暗中传抄转阅。直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高宗深感再追查下去于己不利，才下令将正犯卢鲁生凌迟，刘时达处斩，草草结案。
在追查、审讯伪稿案的1年零8个月中，高宗疑虑重重，时而怀疑伪稿是曾静余党所为，又怀疑是汉族读书人所为，也怀疑过是被杀的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亲友故交在造谣生事，又觉得伪稿和湖北聚众起事的马朝柱的“伪诏书”及“伪檄文”相似，这些都使得他心神不宁。
总之，伪造孙嘉淦奏稿案使高宗顿时感到有一股可怕的敌对和不满情绪在全国弥漫，尤其是对金川战事失利负有责任的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供词：“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给他的触动更大，他开始对即位以来所实行的宽松政策进行反思。
他对臣工说：“朕闻之，深为抱愧。水懦而泛，亦朕所深戒！”高宗开始改变从宽缓转向严猛的为政方针。他对形势和政局做出新的估量后，决心大力强化对思想意识的控制。
爱新觉罗·弘历
他认为，这是关系到清朝安危的头等大事。他对伪稿案作出总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涛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为整饬。”可以说，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对乾隆朝文字狱的兴起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
2、乾隆朝文字狱的发展趋势
从彭家屏案开始，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引起了高宗的高度警觉，他担忧这会影响清朝的统治秩序，开始考虑如何销毁一切悖逆书籍，由此引发了一场“禁书”运动。
与彭家屏案同时发生的还有段昌绪私藏吴三桂伪檄文案，10年以后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又发生了蔡显《闲渔闲闲录》案和周华逆词案等，不一而足，这些构成乾隆朝第一个文字狱高峰。
乾隆朝第二个文字狱高峰，发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短短7年间，被记载下来的文字狱竟多达50余起，其密集程度堪称中国古代文字狱之最。
在大兴文字狱中，高宗独创了一种“运动”，即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查办、销毁某一种或几种禁书，必欲使一切不符合清朝统治思想的旧刻新编的禁书销毁殆尽。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起文字狱伴随着这种全国范围的雷厉风行的禁书运动而激增起来。
为了排除查办禁书的种种障碍，高宗在全国、特别是文化发达的江苏、浙江地区，掀起了挟仇诬陷的告讦之风。这个时期的文字狱都是因查办禁书引起的，其中多有藏书者畏罪自首或挟嫌诬告者，故文字狱当时又称“书祸”。
高宗发动禁书运动的目的，是想彻底消灭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反清复明”的思想意识。为此目的，不惜望文生义、深文周纳。如徐述夔诗案，仅据“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两句“逆诗”就作为结案的罪证。
满清文字狱数量统计表
中国18世纪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专制的淫威之下，不敢议论当代的现实问题，隐身于故纸堆中，窒息了思想，摧残了人才。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令人余悸尚存。
到了乾隆晚年，年高岁暮的高宗被奸佞权臣和珅弄权窃柄，已不能高效能地统驭政局了，文字狱也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转而日趋衰落。
文字狱作为有清一代特殊的历史现象，有其必然性。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人数众多、思想文化先进的汉族，其必然要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维护满族的统治利益，而汉人的反清复明思想又为文字狱的兴起提供了根据，从清末邹容《革命军》一书中的仇满情绪可见一斑。
当然，那些因文字而遭迫害的知识分子，其政治、学术观点并非完全正确。但这并不能说明文字狱有多大的合理性，它是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极端专制。
文字狱是清朝统治的最不光彩的一页记录。从其发端到其结束，持续了近百年。其持续之久，受害株连之多，处罚之惨，实属空前、文字狱的历史，完全反映了清朝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