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在亚洲形成辐射效应，对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都产生原发性影响，但与西方历史编纂学并未产生交集，双方以平行姿态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编纂传统。乍看起来，似无比较之必要，实则不然，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对以历史编纂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史学的世界地位给以恰当评价，才不会陷入“西方中心论”下的盲目自卑。甚至可以说，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视角加以考察，历史编纂学恰恰是中国古代史学优于西方之处。
一、中西古代历史编纂学演进路径的根本差异
如果要在中西古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寻找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当为修史主导权问题。中国以制度化的官方修史为主导，形成官、私双轨发展的基本格局，而西方始终以私家修史为主导，体现官方意志的史著并不多见。这是比较中西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基本前提，编纂思想、编纂方法等的差异皆由此衍生而来。
历史典籍的丰富性和历史记载的连续性，是中国古代史学傲视群雄以及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保证。这一巨大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官方修史制度化密不可分。而先秦时期私人撰史的产生预示了中国史学将沿着两大途径发展：一是史官制度将更加发展和逐步完善，官修史书将产生更具规模的著作；二是才识过人之士将依靠官方史料为主、再加搜集其他史料，撰成体现本人历史见解之作。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共同汇成中国古代史学浑浩流转、波澜壮阔的长河。西方的古代历史编纂学，不仅产生于民间，而且基本未能形成明显的官、私互动的双轨体系。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一般被视为西方史学正式形成的标志，从取材到撰写整个编纂过程完全属于私人行为，此后的修昔底德、色诺芬、李维、塔西佗等史学名家，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并不负有官方使命。当然，西方史学家与官方存在密切关系者不在少数，而且中世纪也曾出现过官方修史活动，如加洛林王朝的年代记编纂，《王室法兰克年代记》就颇具典型意义。
官方修史活动的出现，与君主制度的高度发达相契合，如此方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和专门的官僚机构作支撑。中国古代官方修史之所以能够保持连续性，正得益于此。反观西方，无论是希腊的城邦制，还是罗马的共和制，抑或中世纪以贵族分权为特点的君主制，对国家机器的掌控都无法与中国相比肩。中国虽至三国时期方出现专司其职的史官，独立修史机构的建立也迟至唐代，但大致保持稳定，并随着时代前进不断走向健全。相较之下，西方加洛林王朝的官方修史可谓昙花一现。王朝分裂后，西方世界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查理曼帝国的“大一统”王朝，亦没有出现过类似查理曼那般热心文化的帝王，始终未能建立起像中国那样历代延续又规模完备的史官制度，因为西方中世纪缺乏在政治、经济、文化、疆域等各个层面长时期前后相承的中央集权统一王朝。换句话说，西方官方修史所发挥的作用，远逊于私家修史，双方之间也缺乏互动。
二、中西古代历史编纂范围的同与异
书写谁的历史，是历史编纂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中国先秦、秦汉时期和西方希腊、罗马时代，都完成了从神本位到人本位的转换，亦即以书写人事为主，从宗教和神话以外去探寻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编纂遂由天上降落到人间，可视之为人本主义或理性主义。
中国史学自记载进阶到编纂伊始，就在“殷鉴”意识的主导下，以关注人间历史为本分，后则秉承着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尽力祛除附加在历史之上的神秘成分，高举王道和人事大旗。战国时期的《左传》更进一步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民，神之主也”等编纂理念，明确将人的地位置于神之上。至司马迁编纂《史记》，则采取纪传体全面而立体地反映社会各阶层人的生活和历史；班固所撰《汉书》虽有浓重的天命和灾异色彩，但关于人的记载仍占主要篇幅。应该说，天命观虽贯穿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始终，也不乏甚嚣尘上之时代，但整体并非真正的主导意识，“天人合一”方是终极目标。西方古代历史编纂学亦经历了大致相似的转变过程，希罗多德的《历史》将历史内涵界定为人的活动，在追寻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时，也开辟了“神意”之外的人事之路；修昔底德则重新理顺了神谕和战争的关系，认为是战争导致迷信心态，而非神谕主导战争，明确反对用上天征兆来解释历史。这一人本倾向在此后的史学家那里越来越明显，他们在分析国内矛盾、国家冲突以及人物成败时，无不将人的因素置于首位，直至进入教会垄断历史编纂的中世纪。
至于在人事范围内的书写重心，无论中西，都以帝王、大臣或英雄等地位显赫之人为中心，关于普通人的历史书写即民史书写，长期处于边缘位置。但双方存在一个重大差异，即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记载范围，要远远超过西方。一是，在纵向时间范畴，西方史家更多关注近现代历史，未能形成类似中国的“通史”家风。西方古代史家的历史编纂视野，大多局限于一个世纪之内，未能撰成贯串千年以上的大通史，直至19世纪以后，方倡导通史编纂。反观中国史家，不仅所撰近现代史动辄超过两三百年（如《春秋》、《左传》），而且对编纂通史抱有极大热情。据现有史料来看，亡佚的《世本》已具有通史雏形，而司马迁《史记》的时间跨度长达近三千年，堪称世界历史编纂学史上的一大奇观，也为此后中国的通史编纂奠定深厚基础，形成一种历久弥新的史学传统，影响直至今日。二是，在横向空间范畴，西方史家以政治史和军事史为书写主体，尤其擅长对战争的描述，其他方面涉及较少，没有出现像司马迁《史记》那样带有社会全史性质的著作。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虽以人物为主，实则属于综合体裁，涉及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每项都可独立成一部专史，真正做到了“范围百家，牢笼千古”，而且所记载内容的详尽程度，令人赞叹。《汉书》同样继承了这一特色，《地理志》竟一一记载全国各地的户口数字，详实程度远超同时期西方史书。这显然得益于中国史料存储的制度化和连续性，也再次从侧面印证了官方修史制度是中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根本区别。
三、中西古代历史编纂形式的同与异
中国史学历来有重视体裁的优良传统，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编纂形式，先后产生了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等几种主要体裁。中国史家在历史编纂上的创造精神，又体现于不同时期史家对同一体裁的运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制宜，加以发展，重视加进新内容。而且，除三大主要体裁外，中国古代史家还创造出典制体、纲目体、学案体等重要体裁，并随时代演进不断进行创新，同时又特别注重史书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叙事方法，在体例上追求严整精当、有序合理、协调和谐，使全书成为联系紧密的有机整体。这种审美要求，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和”的观念大有关系。“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极高境界，也是古人的高度智慧，要求达到和谐、协调，事物之间既保持本身的特点、而又彼此融洽相处，将这种智慧用到史书体例上，就是经过精心组织、安排，使全书各大部件之间、篇章之间、相关的重要内容之间形成一种统一、协调的关系。这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项重要特点，同时它又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要求。
相较而言，西方古代历史编纂学虽然也大致形成了以纪年、人物、事件为中心的体裁，但在自身的严密度以及发展的连续性等方面，都无法与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相媲美，也未能形成专门探讨体裁体例的著作或文章。其较为有特色的体裁形式，当属独立的长篇人物传记。中国古代的传记从整体上看属于国史一部分，不像西方那样独立成篇。双方的传记风格也有很大不同，西方传记书写的目的在于彰显人格力量，侧重于性格、情感和心理的描写，缺乏历史元素；中国传记书写则是为了殷鉴前世、垂训后世，张扬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精神，侧重于将人生价值与历史进程紧密结合起来，亦即叙事与传记的结合（寓论断于叙事）。
四、对西方史家恶意批评的驳斥
整体而言，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要优于西方，主要表现在不断完善的官方修史机制、历史书写的连续性、史书数量的宏富、体裁体例的多样性以及通史传统的形成等方面。但是，很多西方史家却恶意夸大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弊端，将我们几千年辉煌史学成就贬得一无是处。
比如，中国古代对史料保存极为重视，数量宏福，并且涉及社会方方面面。这本是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优于西方之处（西方古代官方修史机制的缺失导致史料的严重欠缺），却反被西方史家说成只知道保存史料，缺乏批判精神。英国史学家浦朗穆就在《过去的死亡》一书中指出：“中国人追逐博学，然永远没有发展批判史学。”黑格尔也批评中国古代史书只知整理史料，缺乏反省态度和精神追求，属于“原始的史学”。他们甚至故意夸大中国古代官方修史的弊端，称之为“由官吏而写，为官吏而写”。这些结论，与真正的中国史学显然存在相当大的隔膜，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
事实上，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虽然带有浓重的“殷鉴”色彩和官方属性，但很早就具备了“直笔”意识和“求真”观念。编纂一部能够流芳百世的“信史”，是绝大多数中国史家的毕生追求。即便是在体制内的史官，也具有相当的独立性，遵循秉笔直书的编纂精神。对此集权下的特殊现象，梁启超曾给予高度评价，明确指出：“现在人喜欢讲司法独立，从前人喜欢讲史官独立……国家法律尊重史官独立，或社会意识维持史官尊严……这种好制度不知从何时起，但从《春秋》以后，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这无形的纪律。”
官方修史的相对独立性以及私家修史的有益补充，这种双轨制使得中国古代历史编纂的真实性和思想性都得到了保证。改革开放以后，在重估传统史学的思潮下，学术界围绕上述课题展开深入研究，已经从多个方面予以了论证。西方史家无视中国官方修史自身的监督机制和私家修史的批判精神，无视中国史书中所蕴含的人本主义和理性光辉，无视贯穿中国史书始终的历史哲学和史学批评，显然是文明优越论的表现，甚至是别有用心。对此，中国史家应有理有据地予以驳斥。国家也应有意识地继续推动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发掘和总结，并出版一批专门阐释中国古代史学特色的通俗性著作，引导大众树立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