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中记载了很多事情都堪称对传统史学是颠覆性的存在，而主要的挑战则来源于价值取向的相异。
（一）汲冢竹书
《竹书纪年》的发现是一个偶然事件，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有个名叫不准的汲郡（在今河南汲县西）盗墓贼，挖开了郡内的一个战国古家。冢内有许多珠宝、器物和竹书。不准只对珠宝感兴趣，他拆下竹书，点燃照明，在冢内搜珠寻宝。地方官府闻信赶到，冢内已一塌糊涂。冢主是谁？一说是魏襄王，一说是魏安釐王。安鳌王是襄王的曾孙，二人相差约80年。器物仅剩下玉律、钟磬和铜剑。
竹书虽然剩下颇多，但其中不少是烬简断札，无法拼接和识读。 之后便被拉往洛阳，面对如此巨量的“古书”，让身在洛阳的晋武帝也非常关心。他任命当时手下最好的学者中书监荀勖（xù）、中书令和峤等人负责对这批资料进行整理。
根据《晋书·束皙传》的记载，虽然照明烧掉了部分竹简，余下的竹简仍有75篇、10余万字。其中发现的《纪年》，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竹书纪年》有十三篇，记录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上下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一直讲到战国魏安釐王二十年。
（二）史学价值
《竹书纪年》的史学价值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这些资料的形成年代很早，《竹书纪年》之所以知名度比肩《史记》，就是因为它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逃过秦始皇焚书事件的编年通史，其内容也与《史记》颇多印证。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尧舜禹禅让之制历来为史官所称道，比如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
但是《竹书纪年》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杜预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三）作者是谁
有学者认为，“汲冢书”很可能主要是由魏公子信陵君领衔撰写，其理由有二：
一、“汲冢书”有七十五篇（种）之多，涉及四书五经、相术射法、楚晋旧典、丘藏游记，等等，内容十分广泛，只有像信陵君那样既具有广泛兴趣又拥有众多食客的人，方有运作的条件。有关这一点，《史记·信陵君传》中的《魏公子兵法》可为佐证。
二、《竹书纪年》的记事下限——魏安矨王二十年，正好是信陵君“窃符救赵”那年，从此他一去十年不归，《竹书纪年》也断了线，这应该说不是一种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