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是穿越到宋朝的现代人，在宋朝的城市里行走，将会发现，宋朝城市的形态，跟我们熟悉的现代城市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都是街巷交错纵横、四通八达，市民自由往来；临街的建筑物都改造成商铺、酒楼、饭店、客邸；每个商铺都打出醒目的广告招牌；入夜，店家掌灯营业，灯烛辉映；有的商家还安装了广告灯箱，夜色中特别耀眼。这样的城市形态，我们称之为“街市制”。——其实，我们也不用穿越时空，展开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便可以领略到宋朝东京街市的繁盛。
不要以为街市是自古皆然的。在宋代之前，这种开放的、自由的城市商业形态是难得一见的。为了让你略为深入一点理解街市制的来之不易，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宋朝之前的主流城市形态。
坊市·夜禁·过所
在街市制形成之前，中国的主流城市形态是坊市制（里坊制）。典型的坊市制，兴起于北魏，鼎盛于隋唐，是古代政府严格按照礼制、运用权力人为塑造政治型城市形态的体现，以北魏的洛阳城、唐朝的长安城为代表。
洛阳与长安都有方方正正的城墙包围着，政府再将城墙内的城市切分成若干个工整的方块，其中大部分作为居民区，叫做“坊”；个别作为商业区，叫做“市”。北魏时洛阳城，每三百步建一个坊；唐代的长安城，共有一百零八坊和东西二市。
每个坊的四周都修建了围墙，与外面的大街、大道相隔离，严禁居民翻墙，《唐律疏议》规定：“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从沟渎内出入者，与越罪同。越而未过，减一等。”政府也严禁居民破坏坊墙：“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如有犯者，科违敕罪，兼须重罚。”坊墙如果倒塌，政府会要求坊内居民及时修复：“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
各个坊内部，建有十字型街道：“每坊东西南北各广三百步，开十字街，四出趋门”，从而将坊划分成四个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田”字。“田”字内的四个区域又各建十字型的巷、曲，如同一个小一点的“田”字。这样，一个坊被细分成十六个居住点，居民的住宅就分布在各个居住点中。这便是北魏—盛唐时期一个规范、完美的坊的细部结构，宛如一个大“田”字套着四个小“田”字。
按照北魏—隋唐时期的礼制，里坊还实行“四民异居”的隔离居住制度，不同身份的居民被安排在不同的坊内居住，比如北魏的平城，“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各有攸处”。
里坊之内，居民也不得擅自开设商铺。隋朝时，隋文帝驾幸汴州（开封），“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便任命能吏令狐熙为汴州刺史。令狐熙上任后，着手整顿城市：“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令行禁止，称为良政。”向街开门、临街开铺的行为，在坊市制下是不允许的。所谓坊市制，即“坊”（居民区）与“市”（商业区）分隔开来，唐朝的长安城内，商业区分布在城市主干道——朱雀大道两侧的东西二市。长安居民想买东西，通常要跑到东西二市。
市也是一个封闭空间，也有高墙包围，并实行严格的开闭市制度：“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散市后即关闭市门。甚至市中百货的价格，也由政府委任的市令决定。
坊市制下的城市格局，高度整齐划一，一切井然有序，就如一个巨大的围棋盘，所以唐朝诗人这么形容长安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显然，只有完全靠人为规划、并以强力维持，才能保持这样的城市形态。任何自发“生长”的城市，都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跟坊市制相配套的是夜禁制。唐朝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每日入夜之后，长安城的街鼓响起，城门与坊门会准时关闭，“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捶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捶，坊门皆闭，禁人行”。所有居民都被限制在各个坊内，不准上街晃荡。坊外街道实行宵禁，你偷偷蹓出坊外大街，即为“犯夜”。按《唐律疏议》，“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
只有在“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的情况下，“犯夜”的行为才可免于追究，但，法律同时又规定，“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有紧急事需要夜行的人，必须持有官府批准通行的“公验”，否则，会被巡夜的金吾兵扣留下来。至于“公验”是什么，后面我们会细说。
为了向居民晓示夜禁时间，唐朝政府采纳了官员马周的建议，在长安城设置街鼓，以鼓声宣告夜禁开始：“旧制，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鼕鼕’，公私便焉。”于是，街鼓敲响之后的长安城，如同当时一首“鬼诗”所描述：“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
夜禁制与坊市制相互配合，以街鼓为同一触发机制，一个指向对市民活动时间的限制，一个指向对市民活动空间的限制，共同塑造了中世纪城市的井然秩序。
唐代还有另一项限制市民长距离活动的制度：市民与商人如果要出远门，进出关津，需要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这一通行证叫做“过所”。过所之制始见于汉，魏晋南北朝相沿，至唐朝时最为完备。
唐时过所的申请程序非常繁复：首先，申请人要请好担保人，向户籍所在地的里正说明出行的目的、时限，请里正向县政府呈牒申报；县政府收到申办过所的文牒之后，要对申请人进行审查，凡服力役期限未满或犯罪之人，不得申请过所：“有征役番期及罪谴之类，皆不合辄给过所”。审查通过之后，县政府再呈牒送州政府的户曹审批。户曹逐项核查无误，才会给申请人发放过所。
过所一式两份，一份给申请人，一份存档备查。过所上面详细写明：1）出行人的姓名、年龄、身份和籍贯；2）随行人员（如亲属、奴婢）的姓名、年龄、籍贯、数目；3）携带物品（如牲口）的名称、特征与数目；4）出行的时间、目的地；5）担保人是谁；6）离乡后本户的赋役由谁代承。经过关津、州县、军镇时，官府都要勘验过所。没有过所的人，不但不得通行，还会被抓起来；有过所、但过所登记的信息与持有人现状不符者（比如说，过所登记的马匹是三匹，但实际上你携带了四匹马），也不予放行。
甚至出行人在异地住店，也要验看过所。隋朝的一则敕令规定，“舍客无公验者，坐及刺史、县令。”辖区内若有旅店接收没有公验的客人，州县长官要连坐问责。此处的公验，是指官府发给的证明文书，其中包括过所。前面我们说过，夜禁制下，有紧急事需夜行的人，须持有公验，这个公验亦相当于过所。
现在好像许多人都在争说盛唐、大唐盛世、唐人的自由与开放，但，若是让习惯了逛夜市、吃宵夜，喜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你穿越到唐朝城市生活，亲自体验一把坊市制、夜禁制与过所制叠加的滋味，不知道你还会不会一厢情愿地想象大唐朝的“自由与开放”。
坊市制的瓦解
坊市制非常符合礼制的审美，但完全不合市民日常生活的逻辑。因此，它迟早会受到抵触。大约在中晚唐的时候，长安的居民已经对坊市制作出不自觉的挑战，包括：
一、侵占坊内的街巷、造屋开店。如唐代宗大历年间，诸坊市街曲出现了“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的现象；又有不少官员（可以将他们理解为拥有特权的居民）干脆在“坊市之内置邸铺贩鬻，与人争利”。朝廷指示：这些不法行为“并宜禁断”。
二、坊门不按时启闭。如唐文宗太和五年（831），有巡使报告皇帝，长安有居民“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巡使还建议：“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
三、坊墙倒塌了没人愿意修复。早在唐中宗时，“洛阳县申界内坊墙因雨颓倒，比令修筑。坊人诉称：皆合当面自筑，不伏率坊内众人共修。”按唐朝法律，坊墙倒塌，要由全坊居民出钱维修，但现在有坊墙“因雨颓倒”，坊内居民却不愿意承担修整的责任，认为应该由塌墙对面的那一家人负责修复，为此还闹到了衙门。可以相信，在唐朝中后期的长安城，有一些坊墙已经倒塌，且未及时修复。
当然，这类对坊市制的冲突是局部的、零星的，而且，唐政府也极力维持坊市制，不容破坏。但到了唐末—五代，经长年的战乱摧残，许多城市的坊墙都被推倒了，坊市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宋王朝立国后，作为首都的开封府，已找不到多少坊墙。
失去了坊墙的阻挡，东京居民自行扩修建筑物，临街开铺，“侵街”成风，导致街道狭窄，街市杂乱无章，整个城市面貌跟井然有序的长安城大不一样。我们猜想，宋朝政府应该很希望恢复长安旧制吧，毕竟整齐划一的坊市结构更符合礼制的审美嘛。于是，至道元年（995），宋太宗“诏参知政事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由是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这个“雍洛之制”，便是指唐代长安与洛阳城的坊市制。不过，张洎应该是给东京各坊修建了牌楼，统一编订坊名，而不是重建坊墙。
咸平五年（1002），宋真宗又任命谢德权拆除汴京的侵街建筑物，谢德权以霹雳手段拆迁后，上书建议置立“禁鼓昏晓，皆复长安旧制”。这个“禁鼓昏晓”，就是重新设立街鼓，入夜击鼓，宣布夜禁开始。生活在宋神宗时代的宋敏求回忆说，“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
其实，一些生活在坊市制已全面瓦解的宋朝城市的正统士大夫，也很怀念隋唐时期的坊市制，比如北宋的宋敏求这么赞叹盛唐长安城：“（里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差不多同时代的吕大防认为：“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宫寺、门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南宋的朱熹也说：唐朝的坊市制“最有条理”：“城中几坊，每坊各有墙围，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门出入，六街。凡城门坊角，有武侯铺，卫士分守。日暮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若有奸盗，自无所容。盖坊内皆常居之民，外面人来皆可知”。还说，“本朝宫殿、街巷、京城制度，皆仍五代，因陋就简，所以不佳。”
真是“距离产生美”。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宋初政府为什么会有恢复长安旧制的做法。
然而，在坊市制趋于解体的历史进程中，梦想“皆复长安旧制”的复古主义终究要被喷发出来的市民与商业力量所抛弃。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说，“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春明退朝录》成书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前后，二纪为二十四年，由此可推算出，至迟在1050年左右，即宋仁宗皇祐年间，开封的街鼓制度已被官方废弃。坊墙都被推倒了，你还敲什么街鼓呢？坊市制彻底瓦解了。
到了陆游生活的时代（12世纪后期），宋朝的年轻人已经完全不知道唐代的街鼓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京都街鼓今尚废，后生读唐诗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
夜禁制的松弛
随着坊市制的解体，夜禁制也松弛下来。
我们已经知道，唐朝有严厉的夜禁制度，街鼓的设置便是为了配合夜禁。惟元宵节三天不禁夜：“西都禁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驰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唐诗名句“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说的便是元宵节的“放夜”。
入宋之后，夜禁制并没有被正式宣布废止。不过，乾德五年（967）正月，宋太祖下诏将元宵放灯时间延长至五天：“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换言之，“金吾不禁夜”的时间，从三天变成了五天。
稍前，乾德三年（965），宋太祖已宣布缩短夜禁的时间：“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又“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不妨跟唐朝的夜禁时间对比一下：唐朝夜禁是从“昼漏尽”，击鼓六百下之后开始，至次日“五更三筹”结束，换算成现在的时间单位，大约从晚上7点至第二天早晨4点为夜禁时段。宋初将夜禁的起始点推后到“三鼓”，约夜晚11点。那宋初的夜禁时间又结束于何时呢？从天禧元年（1017）东京的官营卖炭场“以五鼓开场”可推知，开封的夜禁结束于五更，即凌晨3点左右。也就是说，唐代的夜禁时间为9个小时，北宋初的夜禁时间只有4个小时，夜禁缩短了5个小时。
——不要小瞧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它可以满足许多市民的夜生活了。
到了北宋后期与南宋时期，夜禁制度即便仍然保留，也已经完全松弛下来，甚至可能名存实亡了。因为我们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与吴自牧《梦粱录》的记述，开封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杭州的夜市，“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通宵不绝”、“通宵买卖，交晓不绝”、“金吾不禁”的信息均显示，在孟元老与吴自牧生活的时代，城市夜禁的古老制度已被突破了。“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不再只是元宵节的“夜未眠”，而是成了宋朝城市生活的常态。
夜禁制的松弛，或者说废弃，促使宋代的城市出现繁华的夜市，城市居民开始获得丰富的夜生活。
唐朝的城市也有夜市，特别是在坊市制不那么严格的城市，比如扬州，唐诗人王建就有一首《夜看扬州市》描述扬州的夜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但在长安，夜市是被禁止的，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十二月，朝廷特别发布了一条敕令：“京夜市宜令禁断。”以至民间偷偷交易的夜市，被误以为是“鬼市”：“俗说务本坊西门是鬼市，或风雨曛晦，皆闻其喧聚之声。秋冬夜多闻卖干柴，云是枯柴精也。”
而在北宋东京，入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瓦舍勾栏，酒楼茶坊，笙歌不停，通宵达旦。“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马行街的夜市尤其繁华：“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京师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光照天，每至四更鼓罢，故永绝蚊蚋。”彻夜燃烧的烛油，熏得整条街巷连蚊子都不见一只。
唐朝人也有彻夜不眠的夜生活，但不眠之夜通常只属于贵族官宦之家，就如一首唐诗所形容：“六街鼓绝尘埃息，四座筵开语笑同”，市井的冷清与朱门的喧闹，构成强烈的对比。
到了宋代，这样的对比竟然颠倒过来——市井间喧哗、热闹的夜生活，将豪华的皇宫衬托得冷冷清清。我举个例子吧：某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其实宋仁宗时代街鼓的废弃，已经显示了夜禁制度的松懈。官府都懒得敲响街鼓，“以警昏晓”了，说明已经没有多少人在乎夜禁制度了。
过所的消失
前面我们说过，唐朝还有过所制度，有时候坊市制与夜禁制还需要过所制的配合，如市民夜里有急事要外出，必须持有官府颁发的过所。
那么宋朝时过所制度还保留吗？从《宋刑统》的文字来看，法有明文规定：“五更三筹正，衙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正，衙门击鼓四百搥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搥，坊门皆闭，禁人行。违者笞二十。故注云：闭门鼓后、开门鼓前，有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但公家之事须行，及私家吉凶疾病之类，皆须得本县或本坊文牒，然始合行，若不得公验，虽复无罪，街铺之人不合许过。”看起来唐朝的坊市制、夜禁制与过所制一古脑都延续下来。
然而，研究宋代法制史的朋友都知道，《宋刑统》抄自《唐律疏议》，连诸多不合时宜、脱离宋朝社会实际情况的条款也照抄不误。实际上，这些法律条款都是“沉睡条款”，无法执行，比如《宋刑统》规定“击（鼓）六百搥，坊门皆闭”，但北宋时东京的坊墙早给推倒了，又哪里来坊门？就算有坊门，朝廷已重新立法，三鼓之前不得禁止行人，又怎么可能“昼漏尽”就开始关闭坊门？
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宋刑统》中有“若不得公验，街铺之人不合许过”的条款，就认定宋朝保留了唐朝的过所制度。
其实早在五代的后唐，由于长年战乱、制度崩溃，已出现“出入过所事，久不施行”的情况。很可能自此过所制度便作废了。生活在南宋前期的洪迈更是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然‘过所’二字，读者多不晓，盖若今时公凭、引据之类。”可知，至迟在洪迈那个时代，宋人已经不知道“过所”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就跟当时的后生对街鼓“茫然不能知”一样。显然，作为一项社会制度的过所，已经远离宋朝人的生活太久了。
不过，过所的消失，不代表宋朝平民出门远行就不需要申办任何通行证。宋王朝在军事要塞、边境一带设有关禁，商民出入关禁，还是要验看通行证，比如“自来入川陕之人，依法经官司投状，给公凭听行”，因为宋政府在川陕设有关禁，如剑门关。只是宋人不再将通行证称为“过所”，而是叫做“公验”或“公凭”。
所谓“公验”、“公凭”，顾名思义，即是指政府颁发的证明文书。在宋朝，税务机关发给商民的纳税凭证、市舶司发给海商的出海贸易许可证、政府发给僧侣的度牒，都可以叫做公验、公凭。换言之，宋朝并没有出现一个专门用来称呼通行证的名词。我们去检索《宋会要辑稿》，会发现宋人提到的公验和公凭，通常都是指纳税凭证，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指通行证。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宋政府的施政日程表中，征税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对商民出行的管制。
实际上，宋朝官员呈给朝廷的报告书，已经透露出路证公验荒废的信息：天圣六年（1028）九月，益州铃辖刘承颜言：“西川往来商旅，有公凭者则由剑门经过，无者并自阆州往来，盖自利州入阆州由葭萌寨，并有私路入川。”政和元年（1111）四月，又有臣僚言：“关防之禁，昔年经由汜水、潼关，机察甚严，既抄录官员职位，又取券牒（即公凭）逐一检认军兵。今缘边关陕，所至关津，未有过而问者，昔者以关禁之严，戍兵无逃窜之路，今则相携而去，略无留碍。”
唐朝政府对过所的审批、勘验都非常严格，不但出入关津需要验看过所，而且州县官也会查验过所，投宿旅舍也要出示过所。宋朝公凭的申请手续，则没有唐朝过所那么繁琐，而且，只是在出入关禁时才验看公凭，一般情况下，走州过县是不用通行证的。对投宿异乡旅店的客商，宋政府也不会关心他们是否持有通行证，而是更注意他们有没有按规定缴纳商税，宋朝的一本行政指南书提出，县衙应当要求经营邸店的店家“说谕客旅，凡出卖系税行货，仰先赴务印税讫，方得出卖”。至于路证公验，则完全没有提及。
事实上，跟汉唐时期相比，宋朝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人口流动非常活跃。宋人自己说：“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这里的“近世”，无疑指宋代；宋人之所以“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原因之一便是政府对人口流动的管制大为减少了。而人口的流动，显然给宋代商业的兴起、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原题为《走向开放的街市》 来源 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