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郭沫若在一首新诗中写道：
我们的眼前一望都是白色，/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恐怖。/我们已经是视死如归，/大踏步地走着我们的大路。/要杀你们就尽管杀吧！
诗中“白色”“恐怖”“杀”等词或字眼反映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白色恐怖”的历史。
“白色恐怖”一词源于法国大革命，并与波旁王室的白旗和路易十八的暴政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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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白旗的波旁王朝军队
《辞海》解释为：“反动统治者逮捕、屠杀革命人民，破坏革命组织，残酷镇压国内革命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恐怖行动。通常以白色象征反革命，故名。”其实北伐前，“白色恐怖”一词多用于表述国外暴政。此时，“白色恐怖”还远未如今日国人认知的那样，集中指向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统治。
“白色恐怖”专指北洋军阀
“白色恐怖”是共产党政治话语中的重要词汇，早在1919年共产国际“一大”，就有《西罗拉关于白色恐怖的报告》《关于白色恐怖的决议》等重要文献提及，指向资产阶级等敌人。大革命失败前，共产国际、中共及国内其他革命人士对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变革命并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此时“白色恐怖”一词还专指向帝国主义及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如赵世炎在1926年4月指出的：“由日英两系帝国主义与奉直两系军阀所合作的白色恐怖的反动政治，现在北方已经实现了。”郑超麟在1926年8月发表的《最近之白色恐怖》中说道：
近来各地接二连三发生好些白色恐怖的事件。枪毙新闻记者和革命党人，封闭○铺和国民党党部，逮捕监禁做社会运动的青年，借口取缔赤化禁止一切民众求自由的运动，拟定新闻条例，开除活动的学生……
对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白色恐怖”剖析最深刻的是中国济难会广东省总会宣传股在1926年12月写的一篇名为《一年来中国之白色恐怖》的文章，作者认为1926年国内的“白色恐怖”“到了最惨酷、最残暴的时期”。
1927年2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省委刊物《红灯》复刊第一期，发表了一篇名为《白色恐怖与赤祸蔓延》的文章，作者在开篇指出：“今日之中国，是赤党与白党苦战血斗之中国也。……站在赤的战线上的，是国民党，是国民政府，是共产党，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站在白的战线上的，是封建军阀最后的壁垒安国军总司令副司令。”此时，虽然蒋介石及其势力反动倾向已经十分明显，但还被认为是“赤”的，“白”指的仍是北方军阀；另外，在中共及其他革命人士看来，“白色恐怖”与军阀是直接相等的。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与帝国主义势力和江浙财阀等秘密会谈，相互勾结，连续召开“清党”反共会议。4月5日查封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宣布上海戒严。中共中央此时已经察觉到危险，在4月11日的执委会上通过《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认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资产阶级“不但在谋求同帝国主义妥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在行动上表明，他们在极端仇视革命群众这一点上，同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之类的军阀没有多大区别”，这样，蒋介石已被中共认为是和孙传芳等一类的军阀，“白色恐怖”所指转向也就呼之欲出了。
蒋介石制造“白色恐怖”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工人遇难者达300余人，500余人被捕，5000余人失踪；各省也似滚雪球般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如李济深在广州制造的“四一五惨案”，共产党员被捕600余人，被秘密杀害100余人，空前的“白色恐怖”在中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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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认为：“本年四月十二日以后，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了……震惊全世界的巴黎公社失败后之屠杀，我想也不过如是。”喊出了“必须以红色恐怖去制止白色恐怖！且只有红色恐怖才能够制止白色恐怖！”的口号。4月20日，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开篇斥责“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并进而指出封建资产阶级“已经采白色恐怖屠杀政策宣布阶级战争了”。这是中共首次以“白色恐怖”指向蒋介石。
此后通过政治宣传，该词所指迅速集中转向蒋介石。如5月江西共产党人亦生在《红色五月中之白色恐怖》一文中直指蒋介石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杀害萧楚女等革命人士，造成“何等残酷不过的白色恐怖……至于因致力于革命工作而丧失自由者，更不计其数。这又是何等可怕的白色恐怖”，并号召革命人士起来反抗，“我们要以赤色恐怖○答复白色恐怖，我们要使这白色恐怖成为一切仇敌，垂死的一条白光！”
“白色恐怖”扩至国民党
到八七会议时，“白色恐怖”所指还并未涉及整个国民党，中共仍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力量。随着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扩大和中共系列武装斗争的展开，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认识愈发深刻。9月，中共发布《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真正彻底放弃了国民党左派旗帜，实现战略转变，也逐渐将“白色恐怖”一词扩至蒋介石—国民党，汪精卫、冯玉祥等也都被指为“白色恐怖”的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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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白色恐怖”下的广州街头
“白色恐怖”扩至国民党全党，除中共高层自身的认识和斗争策略的转变外，很重要在于革命群众自下而上的推动。1927年11月，广州工人在游行中撕毁了国民党党旗，并认为“青天白日旗”就是白色恐怖的旗帜，时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瞿秋白肯定了广州工人这个做法和意见，并指出：“国民党在这面旗帜之下，施行全国的大屠杀……革命的工农，哪能不认定这面旗帜是白色恐怖的旗帜呢！”并在1928年8月发表的《第二国际和国民党》中再次指出“国民党的旗帜是白色恐怖的旗帜”。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委员苏兆征及两名代表在向布哈林提出问题时就提及革命群众认为整个国民党是“白色恐怖”制造者的事：
当武汉政府已经背叛时，我们党的政策还认为，我们应当恢复所谓的左翼国民党。这种策略不仅（我们）中央采取了，而且共产国际执委会也采取了。因此南昌起义时，贺龙和叶挺的军队打的旗帜是漂亮的国民党的旗帜。甚至这支军队进军到广州时也是这样做的。而农民们说，第二个蒋介石来了，并说，国民党的旗帜是白色恐怖的旗帜。由此得出，最落后的农民群众都知道，国民党不可能复兴，而我们党却相反。
这样，在八七会议后，中共已开始将“白色恐怖”指向整个国民党统治，各地各革命组织已习惯使用该词。此后，蒋介石—国民党“白色恐怖”说在大陆一直沿用至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台湾地区民众更是用该词诠释了1987年解除戒严前国民党统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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