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陡峭的台阶拾级而上，山顶，有一方平地。平地一侧，我看到了那种闻名已久的植物。并不起眼，略似蜀中常见的扫帚草，但更矮；也有点像兰花草，但叶子更细。未到花期，没有图片上灿若云霞的紫红。再仔细观察，的确神似牙刷，难怪，民间把它称作牙刷草。其实，它的学名叫海州香糯，而另一个名字更广为人知：铜草花。
不难想象，三千年前，当那些苦苦寻觅的先民在这片低缓的山坡上，看见漫山遍野的铜草花时，该有多么激动，甚至激动得欣喜若狂。因为，铜草花是一种重要金属的标识——凡是有它生长的地方，大地深处，一定就有铜矿……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位于湖北大冶市城西三公里处。（IC Photo/图）
礼物
宴会结束了，楚成王送给前来觐见的郑文公一笔厚礼。
这笔厚礼，以今天的市价估算，约合人民币两三万元。不过，在遥远的春秋时代，其价值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这就是铜。当郑文公带着一千斤铜返回郑国时，楚成王越想越后悔，他派使者追上郑文公——他一定想收回这些铜，但这样做不仅将得罪郑国，还将成为天下人的笑话。
楚成王的后悔有着非常明确的现实考量。先秦时期，古人把国家大事归为两件，即《左传》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尽管《左传》的原意是指祀礼与戎礼，但后人把它进一步延伸，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和战争。而不论祭祀还是战争，都离不开铜——祭祀要铸造大量青铜器；至于战争，铜是制造武器的必需品。与石器时代那些石制、骨制和木制的兵器相比，铜制兵器所向披靡，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青铜滥觞于龙山文化时期，夏朝开始进入青铜时代，而商朝和周朝，则抵达了青铜文明的巅峰。
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或铅的合金，中国古代称为金、吉金。构成青铜的化学元素中，最重要的是占比达八成以上的铜。没有铜，就没有青铜；没有青铜，就没有青铜文明。
对楚成王来说，他后悔，并非心痛那一千斤铜。铜，他有的是。他担心，郑国把这些铜拿回去铸造兵器。于是，他要求郑文公承诺：楚国赠送的铜，只能用于礼器。
追溯楚国根源，它曾经卑微得可以忽略不计。论级别，在公侯伯子男中属第四级：子。论始封土地，不过五十里。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楚人立国时的弱小：熊绎被封为楚子后，建了一座庙堂。庙堂落成，要举行首次祭祀，才发现穷得连作牺牲的牛也没有。堂堂一个“国家”，竟然拿不出一头牛，可见这个“国家”的微型和寒酸。穷生奸计，熊绎带人到邻近的鄀国偷了一条小牛。小牛偷回来后，熊绎怕失主找上门，只好连夜杀牛祭祀——而当时的规矩是，祭祀都在白天。从那以后，楚人竟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习俗：所有祭祀，都在夜间。
如同涓涓细流也能汇聚成汪洋恣肆的大江大河一样，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奇迹就可能诞生。于楚国而言，如果说立国时它就像一朵风中不引人注目的火苗的话，那么，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到春秋初叶的楚子熊通时代，楚国已经崛起，成为诸侯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
公元前704年，也就是熊通在位第三十七个年头时，他支使随侯向周天子要求，晋升他的爵位。但是，周天子断然拒绝。熊通勃然大怒，自立为王，称楚武王。尽管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周天子就不复从前的权威，但诸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僭号称王，却是从熊通开始的。
熊通敢与周天子分庭抗礼，一方面，在于十几代人的励精图治，楚国早已不是当初筚路蓝缕的蕞尔小国；另一方面，经过多年努力，楚人逐步控制了一种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有了与周天子叫板的物质基础。
那就是铜，来自铜绿山的铜。
铜绿山的蓝铜矿（IC Photo/图）
由东北向西南，经蕲嘉高速跨过长江后，便进入了湖北黄石市。高速公路北边，有一汪数十平方公里的湖，是为与长江相通的大冶湖。大冶湖的最西端，即黄石下辖的大冶。出大冶西行，公路斗折蛇行，穿行在起伏的低山区。
铜绿山就深藏于这片低山区。清代同治版的《大冶县志》在解释铜绿山一名的来历时说：“山顶高平，巨石对峙，每骤雨过时，有铜绿如雪花小豆，点缀于土石之上。故名。绵延数嶂，土色紫赤，皆官山也。或云古出铜之所。”这种绿色的雪花小豆，其实就是孔雀石，它是一种含铜的碳酸盐矿物，常与铜伴生。骤雨后被冲露出地表的大量孔雀石说明，铜绿山的铜矿埋藏浅，品位高，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富矿。
就中国范围而言，铜矿资源分布广泛而又相对集中。大体上，主要铜矿都在南方。长江中下游有一条蕴量丰富的铜矿带——从铜绿山到一百多公里外的瑞昌，再到三百多公里外的铜陵，大型铜矿星星点点，其储量占全国三分之二以上。
楚国的崛起之路，也因铜绿山的加持而所向披靡。作为人类掌握的第一种金属，源源不断的高品位铜矿投进熊熊燃烧的炉子，冶炼出海量的铜，再与锡或铅配伍，升级为青铜——青铜铸造的礼器，在香烟袅绕的庙堂，成为沟通楚人与祖先及神灵的桥梁；青铜铸造的农具，使得南方广阔的土地被开垦，更多的粮食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口；青铜铸造的兵器，伴随着慓悍善战的楚人冲锋陷阵，开疆拓土……
征战
从铜绿山出发，车程三个小时，将近三百公里外的西北方，是湖北省随州市。随州境内，曾发现了轰动一时的曾侯乙墓。曾侯乙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那就是至今还能演奏出动听音乐的青铜编钟。
曾侯，即曾国国君；而曾国，是周朝分封的随国的别称。曾侯乙墓出土文物达数千件之多，其中的青铜制品，总重量超过十吨——青铜编钟就达四吨。如此众多的铜，它们来自哪里？前些年，专业人员对曾侯乙编钟采用化学及光谱分析，再比对铜绿山考古出土的铜矿数据，得出了曾侯乙编钟的铜料来自于铜绿山的结论。——采用同样方法，还证明了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其原料，也来自铜绿山。
曾侯乙青铜编钟（视觉中国/图）
这些结论其实都在情理之中。不仅曾侯乙墓的大量铜料来自铜绿山，甚至，当初周天子分封随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铜——商周时期，在中国腹地，有一条繁忙而重要的铜锡之路，那就是金文所说的“金道锡行”。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件名为曾伯簠的青铜器。簠，是祭祀或宴会时用来盛饭的器具，与簋并称，方的叫簠，圆的叫簋。曾伯簠即曾（随）国国君所用，上面的铭文里，有这么几句：“……克狄淮夷，抑燮繁汤，金道锡行，具既俾方。”意思是：（曾伯）惩治淮夷，安定了交通枢纽繁汤，铜锡通道，都已恢复正常。这就是金道锡行的由来。
商朝多次迁都，但总体来说，都在今天的中原地区；西周定都镐京，即今西安；东周迁都洛邑，即今洛阳。鼎盛的青铜时代，商周两朝上千年间对铜以及配套的锡的需求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而广阔的北方或者说黄河流域，只有中条山等地有铜矿分布，但产量较小。商、周所需的铜、锡，只能千里迢迢从南方转运。
转运铜锡为主的金道锡行，其大致路线为：湖南的锡和铜绿山以及赣北的铜，在今武汉一带汇集后，经孝感抵随州，沿随枣走廊，入南阳盆地，再经今方城、叶县而达洛阳，或继续西行至关中。
这是一条极为艰辛的运输线。在公路、铁路阙如，只有崎岖小道的两三千年前，古人能依靠的除了船只，就只有畜力和人力。
漫长的运输线，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尤其当运输的物品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铜时，风险更是急剧上升。
为了确保来自铜绿山等地的铜、锡顺利运到首都，周天子在汉水以北和淮河上游以南的重要地区，分封了十多个小国。这些小国，大多为姬姓，或与姬姓有亲戚关系，故称汉阳诸姬。汉阳诸姬的任务有两个，其一是防范南方的淮夷；其二是保障铜锡之路的畅通。淮夷衰弱后，楚国崛起，诸姬的第一任务便由防范淮夷转为防范楚国。然而，世事难料，汉阳诸姬不仅没能扼制楚国北上东进的步伐，反而连其保障的铜锡之路乃至出产铜矿的铜绿山也落入楚人之手——最终，“汉阳诸姬，楚实尽之。”
汉阳诸姬建立的国家，星罗棋布于中国南北交会地带，包括唐、蔡、应、息、沈、随等。诸姬之中，随国势力最强，俨然诸姬之首。
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被一系列低缓的山脉分隔，其中，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大洪山与桐柏山之间，有一片狭长的平原，成为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之间的交通孔道。这条孔道的南边是随州，北边是枣阳，因而称为随枣走廊。作为汉阳诸姬中的老大，随国扼随枣走廊门户，通过涢水连接长江，来自铜绿山以及更遥远的瑞昌和铜陵等地的铜均可溯江而上，经过随枣走廊，再北运中原。
（梁淑怡/图）
楚国争夺铜绿山的战争，在楚武王时代拉开序幕；战争的主要对象，就是随国——在这之前，楚武王吞并了权国，并将权国地盘设县，是为中国县制之始。斯时，楚国势力深入江汉平原，肥沃的江汉平原正在被楚人一点点蚕食。
面对既定目标，楚武王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他一直在等待，在等待中寻找时机——楚武王从他的中年，一直等到暮年。
公元前706年，随国遭受旱灾，粮食大量减产，军民乏食，楚武王趁机伐随。楚军兵临城下，随侯自知不是对手，只得派人向楚武王求和。楚武王接受了和谈，条件之一就是随侯向周天子请求，晋升楚国爵位。第一次伐随，随国订立城下之盟，意味着楚人已经染指铜锡之路，从此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优质铜。
两年后，已与楚国有盟约的随国，拒绝出席楚国牵头的会盟，楚武王以此为借口，第二次伐随。这一次，楚军大败随军，随侯落荒而逃，连战车也被楚军缴获。同样，也是在这一年，随侯告知楚武王，周天子拒绝晋升他的爵位。于是，楚武王一怒之下，自立为王。
及后三年，楚国先后击败郧国、绞国、州国、邓国和蓼国等一系列国家，这些国家或沦为楚国附庸，或不得不与楚国结盟。
但是，公元前699年，在攻打罗国时，楚国大将屈瑕自负轻敌，被罗国和卢国联军击败，屈瑕自缢。——从那以后，楚国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带兵打仗的统帅，一旦战败，必定自杀谢罪。这种浸入楚人骨血的决绝，一直传到了最后一位统帅，那就是宁愿自刎也不愿回江东的西楚霸王项羽。
楚武王不得不放慢了征战步伐。此后八年，楚武王没有再兴兵攻随。他集中精力，先后扫清了罗国、卢国、鄢国、州国和蓼国，将江汉平原牢牢控制在手中——应该就在这一时期，铜绿山也归属了楚国。
水到渠成，楚武王第三次伐随。因为，随国不仅是铜锡之路的重要据点，也是楚国北上争霸的跳板。
出征前夕，他在祭祀时自感心脏不适，深知来日无多。果然，当楚军渡过汉水，楚武王坐在路旁的一棵樠树下休息时，他再也没能站起来——这位崇尚武力，一意开疆拓土的君王，就这样死在了征途中。
楚武王死后，楚军秘不发丧，继续向随国国都推进。随侯见大军压境，不胜惶恐，派人求和——从那以后，原本忠实于周天子，为周天子监视南方，守卫铜锡之路的随国，作了楚国的附庸。
楚武王去世后，楚文王即位。楚文王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首都从偏僻的丹阳迁往郢——楚国曾多次迁都，自首次迁郢后，以后的都城都称郢或郢都。楚文王所迁之郢，有荆州说，也有宜城说。不论何者为是，不争的事实是，楚国势力已自西向东越过汉水。楚文王在位期间，先后灭申国、息国和邓国，屡败蔡国，北伐郑国——这也是楚国问鼎中原的开始。
楚文王之后，楚成王更上层楼，接连吞并了贰、谷、黄、英、蒋、房等十来个小国。与楚国接壤的郑国在晋、楚之间骑墙不定，这才有了郑文公觐见楚成王，楚成王送他一千斤铜的故事。不过，楚成王有点生不逢时——他遇上了春秋五霸中最强大的齐桓公。为了教训楚国，齐桓公率联军深入楚境，虽然双方并未分出胜负，但楚国不得不向联军认错，并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到楚成王的孙子楚庄王时，这位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楚君，击败北方超级大国晋国，从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
春秋战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诸侯相互征战的历史，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兼并中，小国不断消失，大国滚雪球似的做大。诸侯之中，楚国灭国最多，达五十余个。极盛时，楚国疆域名列第一，相当于其他诸侯的总和。可以说，如果不是战国后期几代楚王昏庸无能，翦灭群雄的更可能是楚国，而非偏居西北的秦国。
楚人赫赫战功的背后，铜绿山是沉默而持久的第一推动力，它创造了青铜时代的奇迹。
遗址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就位于那片铜草花摇荡的山岗。游人稀少，铜草花在风中顾影自怜。山岗另一面，我看到，群峰之间镶嵌着一个宛如漏斗的巨大地坑，地坑陷入地表以下上百米，直径数百米，蜿蜒如蛇的公路从旁边冒着浓烟的工厂伸向地坑，卡车如甲虫般爬行。这便是至今仍在开采的露天铜矿。
铜绿山露天铜矿（IC Photo/图）
1973年，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的矿工们就是在这种露天矿场作业时，从地下挖出了十三把锈迹斑斑的铜斧。尔后，以十三把沉睡千年的铜斧为线索，考古工作者顺藤摸瓜，在两平方公里的遗址上，发掘出七个露天采场，十八个地下采区，五十余处古冶炼场和十余座冶炼竖炉。
大地之下的古铜矿重现天日，既揭开了楚国崛起的秘密，也证明了中国青铜文化并非外来，而是源自本土。考古实证表明，铜绿山铜矿的开采起于商朝晚期，经西周、春秋战国延续至汉代，时间长达千年。
博物馆里，玻璃柜中陈列着大大小小的铜矿渣——那是一些看上去或略呈黄色，或略呈绿色的东西。据考古工作者估计，整个铜绿山遗址，铜矿渣多达四十万吨。根据铜渣粗略推算，铜绿山出产的铜大约有十二万吨。
十二万吨这个数字有些空洞，如果进行折算的话，就知道它有多么庞大：安阳出土的商朝后母戊鼎（曾称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为止中国最重的青铜器，达八百多公斤。十二万吨，可以铸造十四万尊。还有人做过另一种折算：春秋时代士兵的主要装备铜戈，每件约重半公斤，十二万吨，足以打造2.4亿件。当然，出自铜绿山的十二万吨铜，并非全系楚国独占。不过，在从商末到西汉的一千余年开采史上，楚国开采时间约占一半，乃是铜绿山的黄金时期，楚人至少从铜绿山的大地深处获得了几万吨优质铜。
楚庄王问鼎中原时，不无自豪地对周天子的大臣王孙满说，“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意思是说，只要把楚国兵器上的锋刃摘下来，就足以熔铸为九鼎。
铜绿山海量的铜证明，楚庄王一点没有夸大其辞。他的楚国，无论是会盟诸侯的文治还是攻城略地的武功；无论是倔强霸蛮的楚人性格还是洪钟大吕的楚国音乐；无论是阴郁敬鬼的楚风还是荡气回肠的楚辞——它们，无不以铜为基础，以铜为骨骼，以铜为底气……
观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观看铜绿山出土的春秋早期的竖炉模型。（IC Photo/图）
在铜绿山，那些年代久远的矿井深入地下，如同迷宫一样四通八达。两三千年前打下的用来支撑坑道的木头，有的至今尚未腐烂。小心翼翼行走于复原的矿井中，坑道狭窄、潮湿，我不由想起两千多年前，那些在铜绿山的大地母腹，就着一炬灯火，终日劳作的楚国矿工。不论是挥动沉重的铜斧敲击坚硬的岩层，还是拖着盛满铜矿的竹筐爬行于巷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作都让他们如同死而后已的工蜂。楚国的强大与辉煌，武王文王的霸业，成王庄王的宏图，他们出力甚多，历史却不会留下他们的名字。
（主要参考书目：《史记》《左传》《楚史》《楚国简史》《春秋史》《中国先秦铜矿》《冶金考古》《中国青铜器》《黄土与青铜》《大冶县志》）
聂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