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朱常洛在位仅29天，便匆匆去世。他一生活在被算计中，一人牵扯明末四起迷案，不论身为太子，还是皇帝，他的生活从来没有安静过，而引发所有波澜的源头却是来自一个女人。
01 朱常洛“不光彩”地出生了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一天，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去慈宁宫给李太后请安，太后不在，他一时兴起临幸了一个小宫女，事后他却把这事儿给忘了。
原本按照宫里规矩，皇帝临幸宫女，理应赐一物件给对方，以此作为临性的凭证。但神宗觉得这事儿有点丢人，毕竟这名宫女是太后宫中的人。
所以，这名宫女什么也没得到，神宗也当没发生过这回事儿。如果这名宫女没怀龙种，也许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但意外的是宫女怀孕了，李太后也很快知道了。但太后不但没有埋怨宫女，反而很高兴，因为李太后自己也是宫女出身，也是偶然一次被宠幸，生下了明神宗万历。所以，她自己并不介意出身问题。
再者，神宗与皇后婚后一直没有诞下皇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皇室家族子孙的延续永远是第一位的。宫女怀孕为延续朱氏血脉又多了一次机会，万一是个皇子呢？
所以，李太后便招神宗来问询，没料到神宗却矢口否认了。不过即便宫女没有凭证，但皇帝的日常起居却是有记载的，神宗私幸宫女的事早就被记入了《内起居注》。
太后将证据拿出，神宗也难以抵赖了，只好默认，于是只好封宫女为恭妃，这名宫女就是朱常洛的生母王恭妃。
李太后说，如果王恭妃生个男孩，那可是宗社的福气，母以子贵，不能计较原先的贵贱，但神宗一句也没听进去。
十月怀胎后，王恭妃果然生下了明神宗的第一个儿子--朱常洛，但她并没有母以子贵，皇长子朱常洛从出生起也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阴谋之中。
母子俩从卑微中走来，在尝尽人间极苦之后，又穿过卑微而去。
02 国本之争
"国本"就是太子，“国本之争”历朝历代都有，但是你见过因太子之争，一气之下28年不上朝的皇帝吗？此人就是神宗万历皇帝，有人说，他一人把明朝拖入绝境，也不是没有道理。
神宗有个宠爱的妃子郑贵妃，在王恭妃诞下朱常洛四年后，郑贵妃也诞下了三子朱常洵（二子早夭）。本着立嫡立长不以贤的礼法原则，朱常洛本应被立为太子，但万历太宠爱郑贵妃，想要立朱常洵为太子。
这个想法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废长立幼历来不被看好，是封建王朝的禁忌。但神宗也很偏执，为了博得郑贵妃开心，他愣是将朱常洛晾了十多年，导致朱常洛错失了多年的太子教育。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申时行、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等人联合陈请早立太子，还请求对朱常洛进行“预教”（出阁读书）。
一旦预教就等于默认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这一年，朱常洛七岁。神宗在群臣的压力下，只好表态说明年就办。
结果一年后，神宗又找了一大堆借口拖延，此时传言四起，都说神宗要违背祖训，有废长立爱之意。
在此情况下，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拟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之后再从此三子中选有才能者立为太子。
谕旨一下，群臣哗然，反对“三王并立”的奏本如雪片般飞来，经过群臣反复争执，神宗才勉强答应让朱常洛于次年接受教育，1594年，朱常洛12岁。
朱常洛虽然出阁讲学了，但册封一事却又推迟了七年，直至李太后一再施压，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朱常洛才被册立为皇太子。同时，朱常洵也封了福王，藩国洛阳。
神宗与群臣15年的太子之争结束了，然而他却十分挫败，觉得自己虽贵为天子，但终究还是被群臣挟制，此后，便开始怠政，开启了他28年不上朝堂的历史。
“国本之争”加速明王朝覆灭的脚步，神宗不理政事，不处理天灾后遗症，导致流四起，社会矛盾激化。同时，对边防的疏于管理，给了后金枭雄努尔哈赤机会，他不断积蓄力量，终成为明朝大患。
朱常洛虽然被册封为皇太子，但他和母亲的生活并未得到多少改善，王恭妃不受待见，被打入了冷宫，十年后孤寂地死去，而朱常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境遇也更加凶险了。
1603年妖书案爆发了。
03 妖书案
所谓“妖书”其实并不是“书”，只是一篇类似于街头小广告的小文。不过这起案件先要从一本名为《闺范》的书说起。
《闺范》的原作者是明代大儒吕坤，为万历十八年所刻，书的内容记录的是历史上的“烈女”事迹。一个太监买了这本书在宫中传阅，不久郑贵妃也看到了。
她为了自抬身价，于是就叫人将此书进行了增补，将自己也写入书中，作为终篇，之后叫郑家人重新做了刊刻，书名也改成了《闺范图说》。
后来有人将两本书混为一谈，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将此书加以政治化、现实化，引到了皇太子废立一事上，从而引起轩然大波。
原书作者吕坤为澄清此事，于是就写了《忧危竑议》向皇帝辩白。他说他写的书被人恶意增改，并说明《闺范图说》为郑承恩（郑贵妃伯父）所刻，与他无关。
万历皇帝
皇帝因此事牵扯到郑贵妃，也不愿闹大，于是想方设法淡化此事，大事化小就算了。
没想到，到了万历二十六年（1603年），突然冒出一篇《续忧危竑议》，内容直指皇太子岌岌可危的处境，指责郑贵妃废太子的企图心不灭，并想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还说，神宗册立朱常洛不过是权宜之计，他随时打算以福王取代皇太子，原因就是“母爱者子贵，以郑贵妃之专擅，回天转日何难哉”。并且其中还指名道姓牵扯到了内阁成员。
此文所言并非虚言，朱常洛虽被立为太子，但所居东宫及其规制都不具备，不仅破陋不堪，而且防卫也很差，仅有一些老弱病残的侍卫，就连宫女太监也不多。反观朱常洵的居所，却堪比宫殿。
而且根据明朝祖制，所封藩王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地，非奉旨不得入京。而福王仗着父母的宠爱在宫中逗留十多年不就藩。
后来，在李太后的逼迫下不得不去往封国，郑贵妃却向神宗提出要修好洛阳的藩邸，福王才能就任。
神宗拨了28万巨资为朱常洵在洛阳建藩邸，但是藩邸建好后，福王仍未就任。郑贵妃又向神宗索要庄田四万顷给福王，按明规，可划给藩王的草地牧场也不过千顷，何来如此之多？
但神宗也尽量满足，顶着群臣的反对，硬是划了两万顷庄田给福王。郑贵妃仍未满足，又向神宗索要张居正被籍没的财产及四川盐税和茶税，还要朝廷给淮盐300引，让福王在洛阳开店卖盐，以此垄断洛阳的卖盐权。
神宗统统都答应了，还给了福王大量多年来各地进献的珍宝。尽管福王得到了如此庞大的家产，到了洛阳后，依然横征暴敛，造成黄河南北、齐楚河淮骚动，河南数年大荒，人民相食。
将皇太子的境遇与皇三子一比，两人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做太子的，未来国家的继承人反而过着寄人篱下似的生活，整日惊恐于废立的恶梦中，而一个福王却整日作威作福，待遇堪比皇帝了。
万历皇帝与郑贵妃的所作所为，让人不多想都难了！
被视作妖书的《续忧危竑议》一出，一夜之间传遍了京城，上至宫门，下至街巷，一时间舆论大哗。
神宗接到奏报后，一面安抚太子朱常洛，让其放心；一面下令东厂、锦衣卫及五城巡捕衙门侦破此案，将肇事者捉拿归案，以正国法。
但是此案牵连多人，内宫和外廷均受震动，郑贵妃有点慌，首辅、次辅也被说成是郑贵妃的帮凶。
首辅、次辅为避嫌，内阁只剩沈鲤一人主持日常工作，与沈鲤有嫌隙的沈一贯，又趁机打击沈鲤。
沈一贯说“妖书”出自沈鲤的门生，于是又有人被牵扯进来，就连太子曾经的老师郭正域也受到牵连。
最终此案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最后也只能抓了个替死鬼了结。但是它的政治后遗症却长期持续，官僚派系借此互相攻击，愈演愈烈。
04 梃击案
梃击案是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这是一场关于太子朱常洛被刺杀的政治事件。
一个中年男子手持木棍打入太子居所--慈宁宫，没有人能拦住他。大汉见人就打，一直往里闯，眼看快要闯进太子房间时，卫士们才将其制服，之后被关押到牢房。
有人敢闯太子宫，这还了得，神宗很重视，下令要彻查。结果查来查去，这名汉子供出的指使者，九拐十八弯地最后都暗暗指向了一个女人，便是郑贵妃。
于是，人们纷纷猜测此事系郑贵妃所为，她一心想要谋杀太子，以扶福王上位。消息传开，太子和郑贵妃都跑到了神宗面前，双方一时剑拔弩张。
神宗见状，让郑贵妃向太子求情，碍于皇帝面子，太子只好表态，此事只要那名大汉承担责任，不便扩大。神宗听了，很满意。
一场梃击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那么此案的幕后主使者到底是谁？也有人认为，可能并不是郑贵妃，而是太子自导自演的“苦肉计”。
真相究竟如何，无人知晓，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被称为晚明三大迷案。
05 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明神宗万历皇帝病逝。太子朱常洛终于如愿当上了皇帝，改年号为泰昌，史称泰昌帝，也就是明光宗。但谁也没料到，光宗上任仅一月便一命呜呼了。
登基大典十天后，光宗帝一病不起，生病后，他不听太医院医官的建议，却让内侍崔文升给他开了一个方子，结果他按此方服药后大泻不止，一夜如厕三四十次，并陷入昏迷。
皇帝昏迷，太医们也束手无策，内廷乱作一团。内阁首辅方从哲问询了领班御医，老御医说不好办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皇帝损精过重，以往太医们一向用固精建中之类的药物，但这类药效果慢，皇帝埋怨服之无效，而滥用泻药，以致之前的调治之功毁于一旦。
皇帝病危，想进药的人也不少，都想表现一把，万一治好了呢？鸿胪寺的李可灼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上本说有仙方可治皇帝的病。
朱常洛
但内阁诸臣均认为不可信，所以将李可灼斥退了。但谁知光宗却非试不可，从嘉靖帝起，求食仙丹的妖风便在后宫蔓延开来，朱常洛也没逃过。
于是，在皇帝的执意要求下，李可灼手持丹药入宫了。光宗在服用了红色的小药丸之后，他的病似乎一下好了一大半，不仅能坐在龙案前养神，还能到殿外走两步了。这可不是“神药”么？
然而大臣们却惴惴不安，认为这都是心理作用，未必是药效。于是不少人劝方从哲不要再让李可灼进药了。
但朱常洛怎么可能放弃吃仙丹呢？他一再派人催药，并发下圣谕，谁敢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
于是，方从哲只好让李可灼再次进宫献药。可是这一次出大事了，光宗朱常洛在服用了第二粒仙丹之后，在夜里突然去世了。
方从哲慌了，他知道天一亮便会有无数指责他的奏本飞进宫，为了自保，他思来想去，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在其中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愿，把责任全转嫁到大行皇帝身上。
按明朝旧例，皇帝驾崩，遗照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的操作也符合规矩。但他的举动如同此地无银三百两。
第二天，果然如方从哲所料，要求调查皇帝死因的奏本高达数百件。并且有人公开指出要问责开泻药方给皇帝的崔文升。说崔文升动机不纯，因为他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也是由郑贵妃推荐给光宗的，这背后指使人是谁？似乎又暗中指向郑贵妃。
方从哲借着批斗崔文升之风，在部分阁臣的支持下，颁布了由他代笔的遗诏。在遗诏中，他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了李可灼，并诏赐银币。
遗诏一出，朝臣们便知遗诏出自方从哲首辅之手，无形之中，不自觉地都把方从哲与“红丸案”联系了起来。
礼部尚书和左都御史都认为，方从哲纵然无弑君之心，但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方从哲看形势发展迅速，写了一道长长的奏本，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提出了隐退的请求。
就这样，方从哲离开了京城，但要求严查红丸案的奏折还是不断。后来，方从哲只好又上了一道奏本，说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谢罪，他愿削去官阶，以耄耋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
方从哲的这道奏疏一上，确实有人开始对他同情了，新上任的朱由校天启皇帝，由于真相未明，也不好下结论。
这时，阁臣韩爌（kuàng）站出来说话了。他说，“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而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却一直没有被处置，这两人虽奉旨给药，但确实造成先帝死亡的结果。因此，韩爌认为，可以适当惩处此二人，但红丸案不宜再深究下去了。
韩爌在万历年间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为官十多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更何况他也是陪同方从哲进药的见证者，他说的话，大家都信了。
所以，他的奏折上报后，很快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天启帝下旨问责崔、李二人，崔文升发遣南京，李可灼被发配边疆。
红丸案尘埃落定，但真相仍旧未明，究竟谁是幕后主使者，也成了迷。
但是，也有后人给出了答案。故事是这样的：
朱常洛虽然在成长的道路上吃了很多苦，但却没有成为有为青年。在富贵加身时，他日渐沉迷于女色，以求解脱。
郑贵妃投其所好，一次送给他八名美女，朱常洛很是受用。此事在《先拔志始》中也有记载。
朱常洛登基十日便一病不起，崔文升又开出虎狼之药大黄，此药是一剂药效猛烈的泻药，根本不适合身体虚弱的人。
此后，皇帝又服用了所谓的红丸仙丹，这种红铅金丹由红铅、秋石、人乳、辰砂等炮制而成，其性热，而大黄则性寒，两者同时用于纵欲过度之人，其结果只能是一命呜呼。
皇帝登基一个月来怪事频出，朱常洛虽然身体羸弱，但如果没有郑贵妃的八名美女，没有崔文升的虎狼之药，没有李可灼的红丸，断然不至于到了要命的地步。
如果从源头上追溯，郑贵妃的嫌疑还真大。朱常洛死后，随着“移宫案”的发生，郑贵妃的动机就更加明显了。
那么“移宫案”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06 移宫案
宫廷斗争并没有因为朱常洛的病逝而结束，红丸案余波未消，宫中又发生了另一桩离奇的大案--移宫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朱常洛即位后，其宠妃李选侍也住进了乾清宫，理由是要照顾皇长子朱由校。
在朱常洛死后，本应让朱由校尽快即位，因为朱由校是万历指定的皇太孙，李选侍也要马上腾地儿。但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李选侍她懒在乾清宫不走了。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她闹这一出全是为了要名分。
在朱常洛临死之前，李选侍与郑贵妃便勾结在一起了。由于朱常洛的嫡妻郭氏早逝，后宫被李选侍与郑贵妃控制。
李选侍想当皇后，郑贵妃想当皇太后，在朱常洛濒死之前，李选侍为了身份问题没有少叨扰朱常洛。
朱常洛只答应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并告诉皇长子朱由校要视李如生母，但还没来得及册封，朱常洛就去世了。
朱常洛突然离世，李选侍和郑贵妃又做起了双重垂帘听政的美梦，懒在了乾清宫，并扣押了朱由校，此事也是郑贵妃唆使而为。
乾清宫在明朝是皇帝皇后住的居所，李选侍既不是皇后，也没有别的名分，自然不可以在此居住。
面对这种情况，给事中杨涟、御史刘光斗等人入宫，在太监王安的帮助下，才将朱由校带到文华殿，先接受群臣的朝见，之后入住了慈庆宫。
之后，朱由校登基，改当年八月之后的年号为泰昌，次年为天启，是为明熹宗。李选侍在群臣的压力下，最后只好移驾新的住所仁寿殿。不过她心眼坏，却是一个长寿者，一直活到康熙十三年，八十多岁才去世，到她死时距离明朝灭亡，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
皇帝即位，李选侍也移宫了，但他们之间的纠葛并未结束，没过多久，宫廷斗争又起，此事一直持续到天启朝结束。
总结：
朱常洛生来不被重视，死时也痛苦无比。如果没有他，这几起案件便不会发生，即便郑贵妃当不上皇后，朱常洵也会如愿当上皇帝，历史也会改写。
但历史没有如果，如果一定要寻找一个罪人，那还是要神宗万历皇帝要顶着，不听祖训，梦想废长立爱，终酿成大祸，误国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