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计2655字，建议阅读时间9分钟。
在华夏第二周期的后段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麻烦——地方军事自治矛盾。这个矛盾在第一周期里已经出现，只不过并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造成第一周期高峰结束的主要社会矛盾是社会思想管控不到位，社会伦理出了情况，没有正常的道德规范了，出现了的“扬恶惩善”现象。随后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只是这个主要矛盾得不到解决的结果，不是社会动荡的原因。
但到了第二周期，当社会主体信仰建立之后，地方军事自治的问题（problem）就成了法家皇权体系亟需解决的主要矛盾了。由此华夏民族就进入了解决此矛盾的漫长探索期。与此同时，中华历史也就进入了第三个大的历史波动周期。
针对这个矛盾，率先取得突破的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他首先改革军制，用一系列的军事制度安排代替原来节度使制度，让节度使这种军事地方主官在制度层面上无法出现。这个改革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成功的，它有效地阻止了皇帝制度下“军头”的出现。不过这个成功也是有限的。虽然其解决了原来的矛盾，但随之带来的是由军事实力的限制引起的“武德不强”之弊端。所以从历史上来说，这也仅是个成功了一半的方案，“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
因此，创立了这种制衡军事的宋朝并没有统一天下的实力，华夏文明也没有因此达到之前盛唐时代的文明高度。这个事后来是如何解决的，我暂时按下不表，先讲一个其它方面的事。
针对节度使之类的地方军事自治之事，其实还有一个更隐蔽的东西藏在其中。那就是地方上的强人如何放弃“自立为王”的想法，改为报效朝延呢？也就是说，赵匡胤的军事改革只是从制度上铲除了地方军事隐患，还需要一个从思想上铲除这个隐患的工具。使天下众人不仅不能，更是不想“拥兵自重”。这个“不想”很重要，甚至有时是更重要的事。
这就牵出了在此历史巨变期第二个重要的变革：理学的形成。
唐之后有一个很好的法家工具——科举制。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地吸收并改造人才想法的法家工具。但是由于当时建设得不够到位，彼时的科举还不能像后世这般可以胜任在思想上铲除强人“拥兵自重”，“另起炉灶”的想法。
比如，唐代的科举重儒家五经，这五经读起来本来门槛就高，不利于招收所有的天下强人进入科举体制。再比如，当时的科举也并没有给出为什么一定要读书当文官理论论述，它并没有形成一种“强制性”的思想约束。这些内容都在限制科举的普及以及对天下众人的思想改造。而这些局限随着理学的形成，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理学首先解决了天下有识之士应该做什么的问题（question）。这点它是向禅宗那里借鉴引进的。它借鉴了宗教信仰的方式、方法，像佛教给百姓树立行为准则、人生意义一样，给所有天下有识之士建立了一整套“读书为官”的信仰与人生意义。回答了为什么要从小读圣贤书，长大为官的理由，解决了“读圣贤书”的理论问题（matter）。简单说，禅宗是百姓的信仰，理学是士人的信仰。两者都为法家的皇权制度服务。
其次，理学的出现还解决了一个次要的事。那就是科举的“教科书”与“教学纲领”之事。经过理学的整理与解释，之前儒家五经的解读至此有了统一的理解体系，简化版的入门读物四书也随之形成。这样，备考的仕人们一方面有了更为简单的四书作入门教材，又有了一套完整并统一的释经话语，并且在哲学上也是完整、自治的，甚至要领得当还可以作为一门信仰来追随、践行。
这样，随着周敦颐、程颢和程颐二兄弟建设，最后到了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出现，理学的整体体系建设就算完成了。它形成一整套从哲学到政治，再到人生意义之类的信仰事宜的完整学科体系。像禅宗一样，构建成了一个“读书人的宗教信仰”。并且与禅宗一起组建成了“禅理二元”的华夏社会思想体系。
这里的“禅理二元”是指，在华夏社会出现了，进可“理学”，退则“禅宗”的思想格局：即一人如果有抱负，可以学“理”通过科举从政，实现抱负；如果没有抱负或科举考不上，抱负不可求，那么亦可在思想上退而求“禅”。这样好歹有个落念，有个终生的思想归宿。如此，“禅理二元”的关系就是一种互补、进退关系。身在华夏社会之人莫不受此两者影响，可谓“天下，非禅即理”。
这也是法家在思想领域的又一次伟大创举。它从禅宗中学习、借鉴，又结合原本儒家的话语体系，非常成功地给了社会强者打造出一套完整的人生信仰和道德标准。从根子上铲除了人们“另立为王”的思想基础。这一点，可以在后世（明初）的著名小说《水浒传》中的招安一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至此天下人莫不尽忠于法家治下的皇权社会，“有二心”这事就成了哲学和信仰上的死解。
在理学很好地处理了“节度使”的思想根源之后，之前提到因军事制衡而产生的武力孱弱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剩下的只是历史在等待一次全面的武力爆发，就可以完成这整个改造的闭坏了。这时候就该成吉思汗出场了。
成吉思汗以及蒙古的军事制度的出现，就给这个漫长的历史探索期打上了最后一块补丁，使整个唐之后的“军头”困局得到彻底的解决，即“既强又无二心”。华夏文明也结束了巨变期，从此走上了又一轮的上升期。
这一轮的上升期是理学、军事制衡制度与尚武外张回归这三者的结合和全面占据华夏世界的时期。到了公元1368年明朝的建立，达到了颠峰。无论在思想还是军事，亦或是政治制度上，这时期的华夏都是一次全新高度与整合。可以说此时的法家制度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好像”没什么可以补缺的，是一种“历史在此终结了”般的状态。
然而后续的历史又告诉我们，新的隐患又暗藏在其中。第一点，理学对人思想的约束性造就了整个社会的整体保守性；第二点，理学“重书本（儒学经典），轻实践”的哲学根基，造成了全体知识分子不重视实践，不实事求是的观念；第三点，历史终结论的盛行，造成全社会不思进取和对外来知识与经验的蔑视。
这些隐患在“土木堡之变”之后逐渐显现。纵然有王阳明这类的心学创立者这样的改革派，试图对整个理学进行革命。但最终其还是没能完成对理学彻底改造这样的历史任务，没有实现理论上的突破。最后整个华夏社会依旧在宋明理学的笼罩下，然后就慢慢地步入了衰退期。
这个衰退期经历391年，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才结束。至此华夏历史的第三个历史周期正式结束，华夏历史也就进入了全新的巨变期。但此巨变期不同以往。在这个巨变期中，诞生了现代化版本华夏的中国。华夏历史也逐步进入了中国历史的历史进程。
直到1976年这个巨变期才算结束，才算让中国真正找到了适合中国现代化的路子，开启了全新的历史局面。
最后额外再说一下，从这三个长达数千年的波动周期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军事是整个政治的核心。这印证了古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我认为，华夏整个三个周期的历史波动恐怕是对这句话最好的注释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