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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接上回（《再谈中国各时期的划分》），在对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帝制周期的划分进行讲解后，本文将主要讲解华夏历史第二周期的内容。正如前文《再谈中国各时期的划分》所述，秦制的第一个周期是解决了皇权的诞生与确立，留下了皇权社会意识形态的问题（problem），具体点就是统一社会的道德标准、人生意义该如何建立的问题。并以此问题引出了第二个大问题：由忠孝带来的世家大族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周期的开始，就是围绕着解决这个问题而展开的。
对于大一统社会的思想统一与管理事务，人类历史给出的答案是通过信仰来解决。结合当时的语境，这信仰主要是指宗教信仰。所以随着华夏进入大一统的社会进程，一个能匹配的宗教信仰也就呼之欲出了。历史与商品一样，只要有人提出需求，就有人提供满足该需求的方案。
在公元291年，华夏“八王之乱”爆发，社会彻底进入了一个“寻求”能依托皇权社会的主流宗教。在此之前，人们尝试过道教，但实践的结果证明它和之前的儒教一样，对于大一统的社会来说，并不令人满意。而此时，源于印度地区的原始佛教也开始“响应号召”，进入华夏社会，登入中华的历史舞台了。
为解决社会伦理、道德困境，同时也是解决皇权社会的思想治理困境，华夏区域内各个政权开始启用佛教为官方宗教叙事，逐渐摒弃原先的经法家改造的“儒教”与“道教”。就这样，中华本土宗教就逐渐式微，成了非主流宗教叙事，而佛学则逐渐成了“显学”。这一点在南北朝时期，南朝梁朝的梁武帝萧衍（公元464年－549年）的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不仅将原始佛教列为国教，还“身先士卒”率先带头皈依佛教，甚至因此还搞了好几次“退位入佛”的事件。
如果不将这些事当作历史孤例，而是将其置于整个华夏历史周期的第二周期之巨变探索期，那么一目了然地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这位梁武帝萧衍为什么这么做，和其真正的用意是什么了。萧衍他只不过是在做立佛为国家信仰的努力，做法家意识形态领域改革的尝试罢了。
历史并不是孤立的，在许多地方它是相通的。与欧亚大陆东方的华夏开始采用佛教治国的同时，远在欧亚大陆西方的罗马帝国也开始启用基督教作为国教，以此用来治国、规范道德标准。这个现象的出现不是随机的，这个现象的同步出现也不是偶然的。这些现象都是由大一统社会的政治需求驱动的。只不过在“教高于王，还是王高于教”的历史选择上，东、西双方的选择出现了历史分杈。
虽然像梁武帝萧衍之类的尊佛皇帝孜孜努力地立原始佛教为国教，但是由于原始佛教过于脱世的教义和教徙不负社会责任的修行之法，造成其与华夏社会积极入世、侧重在世的社会形态始终格格不入。所以，法家启用原始佛教的这第一次信仰改革并不成功。使用此法的南朝也并未解决好自王莾新政失败以来的社会思想统领问题（matter）。也正因于此，南朝的国力从来没有强到能再次统一华夏的水平，华夏世界也并没有因此重回文明上升期。
这个摸索局面随着北方宇文泰的出现而开始有了转机。作为当时西魏能臣的宇文泰开始模仿秦汉，重新建立集权的中央与重新树立法家思想，改革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制度。他开启了从法家的重新出发，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就像当年商鞅给出“时代答案”一样，宇文泰给出了：重新出发，把当下所有的内容（主要是佛教）再次通过法家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或者说补齐信仰板块的新法家。
就在此进程中，宇文泰之子宇文邕在一边用耕战统一华夏的同时，一边还开始“灭佛”运动，开始为今后的一统江山奠定思想基础，即社会是由政治来领导而非宗教来领导的治理结构。皇权高于教权的中华历史格局开始形成。正因为代表政治的皇权高于代表（宗教）信仰的教权，所以同步地，法家也启动了对原始佛教的改造。经由法家改造，在形式与内容上既符合华夏入世传统，又能提供社会统一思想的禅宗，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崭露头角。因此，我将此阶段划为第二周期巨变期的结束。华夏历史转而进入了新一轮的上升期。
这个上升期一边是秦汉一统天下的故事再次上演，相应地也是禅宗逐步成熟、逐步成为华夏主流信仰的过程。这整个过程与第一周期秦制代替周制很像。
在经历了宇文泰之后的北周、隋、唐三代共92年之后，到了武则天的出现（公元649年，即唐太宗死后），华夏第二周期的上升期转入了高峰期。其代表是一方面打击世家的科举制度在此之后逐步完善；另一方面中国禅宗之集大成者——六祖慧能的出现。禅宗慧能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禅宗理论成熟和体系建设完成。换言之，这也是法家对原始佛教改造之完成，变革之成功。
武则天主政之后，她也就顺理成章地立佛教中的禅宗为中华国教。不过，其实际地位与理论地位，皆低于且依附于法家的皇权意识形态之下。中国法家也终于在经历了几百年之后，找到了一件称心的思想武器。好比孙悟空在东海龙宫找到了如意金箍棒。
所以随着禅宗的成熟，法家的皇帝治理体系完成了2.0版本的升级，解决了之前1.0版本的思想bug（bug意为设计缺陷）。华夏也就此进入了第二个文明高峰——盛唐时代。
和此前的文明高峰一样，在解决社会统治思想与世家大族这两个上一高峰的顽疾之后，之前的次要矛盾——地方军事自治（由宇文泰建立的府兵制产生）——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而唐朝并没有处理好这一历史矛盾。典型的“证据”就是唐玄宗没有及时和妥善处理好安禄山们的军事自治隐患。安史之乱的结束意味着这一矛盾的无解，因为它以赋予别的节度使更多的权力，来结束这个由节度使做大而产生的动乱。华夏文明也随之进入了第二周期的衰退期。
从安史之乱结束一直到唐末黄巢起义爆发，经历115年后，这段衰退期才结束。为什么我以黄巢起义爆发作为衰退的结束和巨变的新开始？这个原因与之前一样，黄巢起义爆发标志着人们又开始抛弃之前的社会信仰，转而谋求新的社会治理架构。注意，这里的“抛弃信仰”不是指抛弃宗教信仰（religion），唐之后的华夏历史并没有抛弃非常“好用”、适用的禅宗，而是指抛弃对社会制度的信仰（faith）。
随即，华夏也就进入了第三个大的历史周期之中。具体内容留到下篇再展开，这里就先告一段落。需要解释的一点是，本文侧重于第二周期的意识形态建设讲述，由于篇幅与主次原因，并没有提到第一篇《我对中国各时期的划分》原文中对该周期内，针对世家大族的打击与抑制。其实这个过程与立佛为本和改造佛教这先后两个过程是同步的，重合的。两者关系其实是表里关系。从思想上来看，这是立佛与改佛；从社会治理架构来看，这是世家的打压与抑制。因此，我没在此进行重点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