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即位后，就在当年把天赐六年改为永兴元年（409年）。当时的北方还是列国分立的格局。北魏东北面有北燕，西与夏和后秦邻接，这两国以四有西秦、南凉、北凉、西凉。以上各国都在十六国之内。另外，北面有强大的游牧民族柔然。至于在今青海（不包括西宁、乐都等地）的吐谷浑，因与中原的争战无甚牵涉，可略而不提。
攻取柔然
经过魏明元帝及其子两代人的积聚，国力迅速强盛起来。于是魏太武帝考虑统一北方的行动了。始光三年（426年），他向群臣征求意见：“赫连、蠕蠕征讨何先？”
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等主张先打柔然。这是鲜卑族武将的意见，他们贪的是可以虏获大量人畜，即使深入漠北后找不到敌军踪迹，至少可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围猎，用抓到的鸟兽来补充军需。
刘累等主张先打北燕，他们是想先易后难拣弱国先下手。崔浩其时官居太常卿（掌宗庙礼仪的官），他力主先打赫连氏，说：“大檀迁徙鸟逝，疾追则不足经久，大众则不能及之。赫连屈丐土宇不过千里，其刑政残虐，人神所弃，宜先讨之。”太武帝接受崔浩的主张，亲领一军，渡黄河袭击统万。这一次虽没有打破城池，但杀俘几万人，掳获牛马十多万，给夏国主赫连昌以极大的震动。
大将奚斤一军又连克蒲阪、长安，收获很大。始光四年（497年），魏太武帝再攻统万，把主力埋伏在山谷中，只带一支小部队到城下，想引夏军出战，达不到目的，又佯装撤退，进一步诱敌。赫连昌开头还不上当，事有凑巧，有一个魏军逃兵投奔夏国，说军中缺粮，步兵在后面没有到（他不知道山谷中有伏兵）。赫连昌听了大喜，立即引兵出城追击。
赫连昌
统万城造得特别坚固，硬打是打不下来的。赫连昌一追就坏了事。两军打得非常激烈，太武帝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后来又身中流矢，然面终于彻底击溃夏军。赫连昌因追兵追得太紧，进不得统万城，即逃往上邽（今甘肃天水）而去。魏太武帝追得太急，倒和逃的人一同冲进城里。尽管他是下级人员打扮，夏人仍有所觉察，把城门全都关上。他和随从闯到宫里，拿到女人的裙子，化了妆，翻城出去，才得脱险。
统万城还在夏人手里，然而这时候没有人再防守它了。第二天，魏兵进了统万城,夏的王、公、大臣、将校、后妃、宫人都落到了魏军手里。
夏国还要挣扎。魏太武帝神加元年（428年），魏尉眷等进攻上邽，赫连昌退守平凉，魏军继续进攻，俘获赫连昌。赫连定守住平凉，即位做皇帝，又击败魏奚斤军，夺回长安。然而，这不过是垂死挣扎。
神康三年（430年）十二月，魏军攻克平凉，收复长安，平定了关中地区。赫连定据守上邽，不肯屈服。他还在魏神加四年（431年）正月打破南安（今甘肃陇西西南），迫乞伏暮末投降，灭掉西秦。但是同年六月，他就因畏惧魏人，渡黄河西迁，被吐谷浑所俘。夏至此灭亡，共三主、二十六年。
它虽亡于吐谷浑人，然究其实际情况，还是为北魏所灭的。明元帝初立时还存在的北方诸国，到此为止，东北的北燕仍旧存在；西北只剩北凉一国（西凉为北凉所灭，南凉为西秦所灭）；原属后秦、夏、西秦的地方已经全部为魏所有，北凉也向魏称臣。所以，胡三省注《通鉴》，至此下一断语云：“自是，中原及西北之地，一归于魏矣。”
北击柔然
北魏在俘获赫连昌后，对夏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这时太武帝便腾出手来，再一次大举出击柔然。这次行动的阻力很大。群臣只有崔浩赞成，其余一致反对，太后也出头劝阻。刘絜等还推出太史令张渊、徐辩，让他们用天象之说，进谏用兵不利。
拓跋焘
他们提出一个“证据”，说张渊等年轻时曾劝阻苻坚南征，苻坚不听，因而失败，想以此证明他们的预测会十分灵验。太武帝听了，心里很不痛快，便叫崔浩同张渊等当面辩论。
崔浩侃侃而谈时，那位亡国之君赫连昌正在旁边，张徐二人当时没有发现什么，此刻也无从强辩，只得一声不响地退下去。
辩论结束后，出兵问题定下来了。但是有些大臣满腹忧虑，私底下怪崔浩道：“今吴贼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师千里，其谁不知。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危之道也。”但崔浩很有把握地说：“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则无以御南贼。自国家并西国以来，南人恐惧，扬声动众以卫淮北。彼北我南，彼劳我息，其势然矣。比破蠕蠕，往还之间，故不见其至也。何以言之？刘裕得关中，留其爱子，精兵数万，良将劲卒，犹不能固守，举军尽没。号哭之声，至今未已。如何正当国家休明之世，士马强盛之时，而欲以驹犊齿虎口也？设令国家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来。若或有众，备边之军耳。夫见瓶水之冻，知天下之寒；尝肉一脔，识镬中之味。物有其类，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出其虑表，攻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而灭。暂劳永逸，长久之利，时不可失也。唯患上无此意，今圣虑已决，发旷世之谋，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他对打胜柔然信心很强。
崔浩的估计与事实完全符合。太武帝于四月底出兵，五月中旬到漠南，他们丢掉辎重，每个骑兵都带上副马轻装前进，袭击柔然。纥升盖可汗事前没有觉察，人口牲畜都分散在原野之上，突受攻击，都惊慌乱窜，根本无法组织抵抗。纥升盖也不知道逃到了哪里。魏军获得降人三十多万落，马一百多万匹，其余牲畜、车辆等不计其数。
魏军进到涿邪山（今蒙古阿尔泰东南额德伦金山），诸将怕有伏兵，劝太武帝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说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残部全部消灭，果然证实了崔浩的预测。神加二年（430年），宋文帝使到彦之等攻魏失败，果然无损于魏，也证实了崔浩的估计。
统一北方
魏的声威既盛，西域的龟兹、疏勒、乌孙、鄯善、焉耆、车师以至破落那（大宛）、者舌（康居）等国都派使者与魏往来。吐谷浑灭夏后也遣使附魏。
在这样的情况下,十六国中残存的北燕、北凉二国自然难以存在。魏太武帝延和元年（432年），魏攻北燕，围和龙（今辽宁朝阳），攻陷郡县多处。太延二年（436年），燕君冯弘烧和龙宫殿，逃往高丽。北燕亡，共二主、二十八年。冯弘后为高丽人所杀。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率军攻北凉，围姑臧（今甘肃武威）。凉主沮渠牧犍与柔然敕连可汗（纥升盖子，名吴提）相结，他希望柔然内侵，迫使魏军撤退，守城不降。然而敕连内侵，一时虽能震动平城，终于无功而退。牧犍困守了一个半月，坚持不住，只得投降。北凉亡，共三主、四十三年。十六国时期到此结束。
崔浩
姑臧是当时一个比较发达的城市，城内有居民二十余万人，城外水草肥美。太武帝到后，在给太子拓跋晃的诏书中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入漠中，其间乃无燥地。”魏出兵前，很多人以为凉州水草绝少，反对用兵。崔浩以《汉书·地理志》“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记载，及汉人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地方筑城郭、建郡县为理由，坚持凉州不缺水草的论点，以此说服了太武帝。但是怀疑的人仍多，所以太武帝特地写了这道诏书，解除平城朝中人士的疑虑。
北魏统一北方的收获
北魏灭北凉，除完成统一北方外，还有两大收获：
一是魏使者往返西域，以往责成北凉护送出流沙，然而沮渠氏勾结柔然，散布魏已削弱等流言，使西域各国滋生疑虑。灭北凉后，通西域更方便西域各国也不会再有贰心。
二是魏从凉州这个人文荟萃的地区得到许多学者。从张轨保据河西以来，历时已达一百三十九年，中原人士避地河西的世代相传，号为多士。沮渠牧犍尤其爱好学问，重用学者刘昞、索敞、阴兴、张湛、宋钦、赵柔、程骏、程弘等。这些人都从魏军到了平城。此外还有在北凉时没有出仕的胡叟、常爽等也从入中原。索敞在魏做了十多年中书博士，教导贵族子弟成材，官至尚书、刺史、太守的有好几十人，对纠正鲜卑贵族重武轻文的风气起了较大的作用。常爽设立学馆，弟子多达七百多人。祖籍陈留的江强，祖上是卫觊（卫瓘父）弟子，精通文字学，长于书法，后来避地凉州。江强继承家学，富于藏书。魏太武帝也用他为中书博士。旧史说自此以后，魏之儒风始振，可见此举对复兴北方学术文化所起的作用。
孝文帝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巩固封建的政治体制，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得不彻底推行汉化，也就是进步封建化的政策。
数年间，先后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
禁鲜卑语
北魏初定中原，鲜卑人自然使用本族的语言；军中号令，也都用鲜卑语；汉人仕宦拓跋魏王朝，也都学习鲜卑语，或置“传译”。到了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索性下令禁用鲜卑语及其他各族语言，以汉语为北魏唯一通行的语言。孝文帝是想通过消除鲜卑族和汉族在言语方面的隔阂，来逐渐泯灭民族间的隔阂，以达到其汉化的最终目的。
改鲜卑复姓
鲜卑族是多级语的部族，他们的姓氏也是多缀语。孝文帝既禁止使用鲜卑语，自然也要把鲜卑复姓改成汉字单姓。乃在太和二十年（496年）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
拓跋宏
此外，北魏皇族九氏，以及北魏初期所统的部落一百十八氏，姓皆重复，皆改为单姓。于是改拔拔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步六孤氏为陆氏，贺赖氏为贺氏，独孤氏为刘氏，贺楼氏为楼氏，勿忸于氏为于氏，乌丸氏为桓氏，素和氏为和氏，步大汗氏为韩氏，纥豆陵氏为窦氏，鸟洛兰氏为兰氏。鲜卑姓改了，鲜卑名当然也改用汉名。孝文帝又命令鲜卑贵族死于洛阳者，即葬于洛阳，不得还葬平城；同时改他们的籍贯为河南郡洛阳县人。
禁胡服
拓跋部起自塞外，其俗编发左衽。鲜卑族把衿褶（胡服）作为朝贺大会的礼服，不合魏晋以来中原传统的礼仪。因服制未定，孝文帝曾下诏暂时停止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二月初一日的小岁贺和太和十六年（492年）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朝贺。经过六年不断研究，始制定官吏的冠服。妇女的服饰也有了规定，大抵模仿南朝。这一局限在鲜卑贵族方面服装的改变，固然是由塞上生活方式转入关内地主生活方式这点来决定的，但是孝文帝的主观动机，无非是想通过衣冠礼乐方面的改革，说明北魏王朝是华夏正统文化的继承者。
改定郊祀宗庙礼
北魏拓跋氏先世所崇拜的天、神，和汉族所崇拜的天、神，不是一样的。因此祭天的仪式也不会一样。鲜卑族拓跋氏一直保持着他们那些古老流传下来的原始崇拜。到了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索性下令把西郊祀天的仪式废除了。在废除西郊祀天前数年，孝文帝已经开始采用汉地帝王的祭祀天地仪式，圆丘祭天，方泽祭地，以祖宗配天，祭起天皇大帝和五方上帝来了。放弃本部族崇拜的天、神不祀，改而祭祀别的天、神,这在鬼神迷信盛行的时代里，是了不得的一桩大事。
从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初年起，在北魏的太庙里，正中供奉平文皇帝拓跋郁律的牌位，尊为太祖。道武帝拓跋珪驾崩后，尊为烈祖，他的牌位陈列在太庙的一边。孝文帝认为道武帝是君临中夏的北魏第一个君主，应该尊他为太庙中的太祖，所以在太和十五年（491年），就把郁律的牌位拉了下来，而把拓跋珪的牌位供奉在太庙正中。这样把君临中夏的北魏第一位皇帝奉为太祖，加强了北魏君临中夏的特殊政治意义，孝文帝便为自己作为华夏文化的继承者，找到了根据。
改官制
北魏初年的官吏名称，大都汉、鲜卑杂用，有些将军虽用汉文，也和魏晋以来的将军名称大不一样，如郑兵、宋兵、陈兵、楚兵、吴兵、越兵将军之类。
孝文帝废鲜卑语，既然废除了鲜卑语的官名，同时也把魏晋所罕见的官名都改掉了。他重用来自南朝的世族大地主王肃，厘定官制，完全模仿两晋、南朝的官制、军号，而又加以发展，把过去北魏王朝中的鲜卑成分洗刷殆尽，政府的组织系统和文武内外职官的名称，几乎与两晋、南朝没有两样。官制上经过这样改革，在孝文帝看来，北魏王朝也就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华夏正朔相承的王朝了。
孝文帝的改革措施除了上面所讲的几点以外，还有修学校、兴建洛阳城坊等等。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无疑会缩短鲜卑族人向封建制发展的过程。而且无形中也多少促进了一部分先进入中原地区的鲜卑族上层分子的加速汉化。这样，鲜卑族也就逐渐地融合于汉族之中，久而久之，鲜卑就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
从长远看来孝文帝的改革是成功的。鲜卑人南迁后，汉人和鲜卑人在血统上相互融合，风俗上、生产上互相学习。他的政策顺应了历史潮流，而那些企图阻碍历史潮流进展的势力，不管怎么强大最后总是要灭亡的。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孝文帝驾崩，享年仅三十三岁。太子元恪即位，是为世祖宣武帝。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在6世纪初的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北魏文风大盛，燕、齐赵魏之间，教授者不可胜数，其弟子多的有一千余人，少的也有几百人。这虽则是在太和以后，然足以说明北朝文化日益发达的事实，大河南北已经完全摆脱了西晋末年丧乱以来停滞落后的状态。这都要归功于孝文帝彻底的汉化改革。
孝文帝当政时期，连年发生水旱饥荒，以致许多老百姓卖儿鬻女，逃亡他乡，如不赶快采取有效的办法，大力发展农业，那就会动摇北魏的统洽。因此才出现了均田制。
均田制是北魏亟须进一步发展农业，解决严重的饥荒，稳定政权这样的要求下出现的。
均田制的内容
北魏孝文帝在太和九年（485年）颁布了均田法。均田法规定：男子在十五岁以上授露田（不栽树的田，称作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那时在农业耕作技术方面，还实行休耕法。如采用二圃制的休耕法、男子授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如采用三年轮种一次的休耕法，男子授田一百二十亩，妇人六十亩。
一般规定耕地和耕地连在一起，休耕地和休耕地连在一起。此外，男子给桑田二十亩（土地不足之处，桑田包括在倍田数中），每家桑田之上，课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不适宜栽桑养蚕的地区，男子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另外男子还给田一亩，课种榆、枣。原来有屋基地的，不再分配宅田；倘若移居新址，三口给宅田一亩，以为居室。
在宅田之上，一亩的五分之一课种蔬菜。除了“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之外，所有授予农民的土地，其人年老免课和身死时，土地要归还国家。
自然北魏政权并非无条件把荒地交与农民耕种，而是为了要榨取农民的剩余生产品，于是规定田租户调之制，一夫一妇之户，岁出帛一匹、粟二石，此外还有沉重的力役。
均田制是带有村社性的一种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均田农民从政府那里取得均田土地，均田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国家的，农民年老免课和身死，均田中的露田都得归还国家，国家通过露田的还授制度，把均田农民束缚在国家均田土地之上，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迁徙，并对他们进行田租、户调、力役（后来以庸代役）的剥削，从这点看来，均田农民基本上是封建土地制度上的带有依附性的农民。
但是，均田制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而且一开始就规定桑田在某种限度内可以自由买卖，所谓“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到了后来，桑田的自由买卖更是公开，从这一点看来，均田农民又带有小土地所有者的性质。
均田制对后世的意义
均田制的实施,租调的减轻，固然在当时封建经济非常发展的情况下。不可能彻底改变“富强者并兼山泽”的现象，不过“贫弱者望绝一廛”的情况，由于农民得到土地，基本上已消除了。
由于均田把游离的劳动人手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由于奖励农民从狭乡迁居宽乡，由于荫庇的户口逐渐减少，因此，政府编户齐民的数字就大大地增加起来了，到了北魏孝明帝元诩正光以前，政府编户齐民达到五百余万户，垦地面积也一定有着显著的增加。“当时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羊之衣。”这对于恢复黄河流域自魏晋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均田制在北魏实施之后，固然不久即被破坏，但是继承北魏而兴起的东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王朝又不断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加以推行。均田制的成功使自耕小农这一阶层在中原地区大大地增多起来。
这一阶层人数的增多，使以这一阶层作为稳固剥削对象的强大的中古性的王权出现有了可能；以后，从西魏、北周起，又把府兵制度和均田制度结合起来，这种在均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府兵，以后终于成为隋唐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
从北周起，兵农的身份比起南朝来也大大有所提高，这都不能不说是受到北魏初期社会发展阶段的巨大影响的结果。
中原地区推行均田制成功基本上改变了拓跋部过去虽然是农业已经占主导地位，而畜牧业仍占很大比重的局面。北魏王朝从这时候起，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占到绝大的比重了，中原地区新推行起来的均田制，已经成为北魏王朝唯一可靠的剥削方法了。同时，农业化的过程，也就是拓跋部更疾速地向封建化跃进的过程，如果他们再以塞上为政治重心和保持塞上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说来，都已经不大合适了，所以北魏孝文帝在中原地区推行均田后十年中，便要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
总的看来，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迁都洛阳，并且采取其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主观动机，无非是想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在客观上，均田制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使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重新和土地结合起来，承十六国破坏局面以后的北方社会经济，有了继续发展的可能，并给以后隋唐时期在均田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繁荣准备了前提；其他的改革措施，又缩短了鲜卑族人向封建化飞跃的过程，为鲜卑族和汉族人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固然，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就是孝文帝不这样做，也迟早会实现的；但是孝文帝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各族的融合作出了贡献，因此孝文帝不失为一位有卓见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