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奖结果出了。
与颁奖前流出的消息一样，今年很多人都没有出席金马。
包括《智齿》剧组的一些成员。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是枝裕和还是来了。
作为这几年亚洲最风生水起的电影人之一，这已经是他三年内的第二次前来颁奖了。
颁奖礼上，他搭档桂纶镁，说了句：
我第一次拍电影跟台湾非常有契机
当时为了电视节目来到台湾
拍摄杨德昌和侯孝贤的纪录片
因为他们
让我有了想拍电影的念头
但遗憾的是
怎么没有在20岁就开始拍片呢？
什么纪录片?
这是什么样的传承？
一个细节：
颁奖前，他和《四重奏》的编剧坂元裕二见了面。
没有聊太多工作方面的打算。
而是向他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侯孝贤、杨德昌电影的拍摄地。
聊起了《童年往事》的游安顺、《恋恋风尘》的杨丽音首次入围金马的消息。
甚至于。
他还带着坂元去了29年前他和侯孝贤吃宵夜的地方。
回味往事之快乐。
坂元裕二与是枝裕和，金马影展TGHFF脸书
或许。
对是枝裕和来说。
他已实现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追星。
01
追星的故事
侯孝贤再一次见到是枝裕和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想法，给他买了一块糖。
那是1997年南特三大洲电影节。
是枝裕和靠着《下一站天国》和贾樟柯的《小武》一起获了奖，侯孝贤给颁的，颁奖典礼结束的那个深夜，三人像特吕弗电影里的人一样，浪荡在街头。
贾樟柯、侯孝贤、是枝裕和，《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
这时，侯孝贤看到了一家卖口香糖的店，兴致盎然地买了一块给是枝裕和。
侯孝贤总是会有这样出人意料的举动。
他时常会招呼采访者去大排档饮酒，也会毫无预警地即兴高歌一曲，拉着初见面的朋友出入KTV。
《侯孝贤画像》
但那天是枝裕和想了想，没吃。
他把那块水果味的糖紧紧地攥在了手心里，当无事发生一样，度过了一晚，直到回到酒店，才小心翼翼地摊开来，拿出行李箱里的相机，对着那块糖，心满意足地拍了一张照片。
这是偶像的“馈赠”。
是的，如果你要问当今世界侯孝贤的头号粉丝是谁，是枝裕和当仁不让，他对侯孝贤，“爱”了许多年。
大学毕业那阵儿，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侯孝贤的电影。
《童年往事》和《恋恋风尘》。
他对此的形容是：
“深受冲击，发觉竟还有这样的电影。”
也是从此，侯孝贤这个名字在他心里就生了根。
后来，他去了富士电视台。
富士台时常会搞些电影的宣传，拍些纪录片，人物访谈之类的花絮，是枝裕和当年在制作组，这种任务做过不少。
1993年，恰好，侯孝贤的《戏梦人生》日本上映了，富士台负责宣传。
这大概，是是枝裕和第一次有机会和偶像接触。
这事如果换做他人，可能会很简单，要一个专访的机会，在节目里大肆宣传偶像的作品，但是枝裕和，决定要拍个纪录片。
不仅是关于侯孝贤的，还有台湾另一个重要导演杨德昌的。
不仅是拍导演，还拍台湾电影的历史。
不仅拍台湾电影，还要拍台湾的当下。
于是他主动请缨，去台湾。
一番商讨之下，却也被允许了，是枝裕和带队去了台湾。
彼时的心情，大概是小鹿雀跃。
一个日本人来台湾，人生地不熟，怎么办？
好在，电影是共通的语言。
侯孝贤在拍广告，他记录现场。
杨德昌在拍《独立时代》，他也记录了现场。
他把摄影机对准两个人，从开工到收工，一路跟到了他们回办公室的休息。
一本满足。
后来，是枝裕和说：拍摄这部纪录片，对我后来走上电影之路，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折点。
为什么？
因为在与这两位导演的朝夕相处中，他感受到了拍电影的热情。
比如侯孝贤。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配乐的“独特品位”。
因为广告需要一段音乐，所以他反复听着陈明章写的曲子。
沉醉时即兴填词演唱，凝神时又忽而严肃不已。
并大赞其为天才。
比如杨德昌。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电影的“斤斤计较”。
《独立时代》里的一个场景，发牢骚。
是枝裕和的镜头下，你可以看见杨德昌因为对说法的声调和语气不满意，一遍又一遍地打磨。
甚至亲身示范。
每到闲暇时，是枝裕和都会和二人团队的一群二三十岁年轻人聚在一起，聊着电影的未来，那是一份单纯的热爱。
那时他对他们说，希望某一天我也拍电影。
哦，对了。
他还被侯孝贤邀请过唱K，被侯导鼓励了去做导演。
粉丝做到这种地步，夫复何求？
02
新电影的故事
是枝裕和在台上提到的这部纪录片叫《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拍摄于1993年。
但自上映之后便一直流传在影迷的口口相传中，29年间，许多影迷通过各种渠道搜寻着这部纪录片，但除了一次影展放映外，一无所获。
但就在前段时间，它突然出现了，并且有人迅速做出了字幕。
于是变成了影迷间“活久见”的大事件。
但你以为这只是是枝裕和的追星实录？那你就太小看他了。
这部纪录片表面上拍的是侯孝贤杨德昌。
但内里紧扣着两个字：
历史。
是的，台湾的历史，以及台湾电影的历史。
台湾的历史，是可以“断代”的。
是枝裕和正是以历史的代际，结合起侯孝贤杨德昌的电影，简单梳理了一遍他们的电影。
比如1885年-1945年的日统区的历史。
那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的时期，被记录在《戏梦人生》里。
比如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
那是本土人与“外省人”势力的转折点，被记录在《悲情城市》里。
比如1949年-1971年的戒严。
那是一段让人窒息的白色恐怖时期，被记录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
而1971年之后。
更是被大量的“现代题材”所记录了下来。
仅仅是记录吗？
记录的意义是什么？
这里面的共同点，是一个个普通的个人。
以及他们面对时代的抗争。
而台湾电影的历史，也是可以“断代”的。
从早年的军教片，到所谓的健康写实片，再到台湾新电影，台湾电影的路走得很曲折。
尤其是新电影。
现在的人已经很难体会到当年的艰难了。
在那样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一帮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电影理想，甚至于一度向政府机构抗争，毫不在乎自己的未来。
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削苹果事件”。
侯孝贤等人导演的《儿子的大玩偶》中有一个单元，叫《苹果的滋味》。
说的是一个建筑工人被美国人撞断了腿，接受了赔偿，反而被羡慕的故事。
本来，电影已经通过了审查，可就在上映前——被举报了。
举报的理由，是说本片描绘的贫穷落后现象，有损国际形象。
于是，文工会不但紧急约见负责人吴念真“喝咖啡”，还径自删剪了电影。
这下引起了众怒。
在中影副经理小野的联络下，本单元的导演万仁直接找到了联合报披露此事，一时舆论哗然，不可收拾。
文工会见状，只好收起了剪刀。
这一场风波，不但打出了新电影导演们的名气，还收获了不少的票房，可谓意气风发。
也正是有这样的热血，其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才来得顺理成章。
而这种骨气与反抗，也正是这群导演，能被称为知识分子的重要原因。
《联合报》
是的，反抗。
如果电影可以被称为一门艺术的话，这门艺术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反抗。
当年法国的影评人们反抗好莱坞。
当年香港的新导演们反抗邵氏与嘉禾。
当年台湾的电影人们反抗健康写实反抗莺莺燕燕。
这才有了电影的断代。
这才有了港片的辉煌。
这才有了可以伫立于世界的大师。
只是唏嘘的是。
几十年过去了，电影，离艺术越来越远了。
这些年来，商业化拯救了电影院。
却摧毁了电影的创造力。
就像纪录片里的那家建于1907年的影院，即将被新建起的商场取代。
只留下胶片，散落一地。
03
消亡的故事
27年后，是枝裕和又回到了台湾。
住的是隔离酒店，整整14天，出来后，为侯孝贤颁了一个终身成就奖，便回去了。
颁奖礼上，是枝裕和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
我们都是侯孝贤电影的子孙
此时。
杨德昌已经逝世13年。
而侯孝贤也已经5年没有拍电影了。
仿若一个时代的消逝。
在那部纪录片中，是枝裕和问了杨德昌和侯孝贤同一个问题：
新人。
他意识到，围绕在他俩周围的，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但两人，却给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杨德昌想培养新人：
没有新的一代
以后就没有电影了
但侯孝贤却觉得，新人是培养不了的，得是这片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
电影是没法教的
只能像培养一块土地那样
让他们长出来
谁错了吗？可能都没错。
1993年之后，杨德昌侯孝贤同时走上了“带新人”的路。
杨德昌的《麻将》，《一一》。
侯孝贤的《好男好女》，《千禧曼波》。
不停地起用“新人”。
所以看现在台湾影坛，魏德胜、陈湘琪、赵德胤、黄熙……一大票的“徒子徒孙”。
但他们成功了吗？
非但没有带台湾电影走出一条新路，连恩师的成就都没达到。
以至于我们现在聊起台湾电影，还是侯孝贤，杨德昌。
但。
就像杨德昌说的那样：
全世界的人
只能先是人
然后才是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
我们又如何能眼光狭隘地以国别来看待这个世界?
还是是枝裕和。
1995年，他拍摄电影处女作《幻之光》，就是受到了侯孝贤影响。
他学了不少侯孝贤的镜头，直接入围了威尼斯。
2004年《无人知晓》。
2013年《如父如子》。
2015年《海街日记》。
他在不同的场合都说，“实际上，我并不在完美的布光下拍摄明星，而是在自然光中拍摄普通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侯孝贤和杨德昌导演的影响。”
终于在2018年，他靠《小偷家族》获得了金棕榈大奖。
而他，也早已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拍摄风格，再也没有人说像侯孝贤了。
其他人呢？
李沧东是看了《风柜来的人》才决定当导演的。
奉俊昊评选影史十佳，把《悲情城市》放在了第一位。
吉姆·贾木许和奥利维耶·阿萨亚斯，都自称是侯孝贤的门徒。
保罗·达诺和滨口龙介都自称是杨德昌的迷弟。
他们在全世界开枝散叶。
就像纪录片的结尾，那一家黑漆漆的电影院里，是枝裕和配上了一句旁白：
当光明照耀在黑暗中时
新电影又诞生了
是的，只要希望还在。
不管前路多么曲折，电影都不会消亡。
也不该消亡。
哪怕只有一道缝隙。
也会透出些光亮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