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俘，这是明朝开国八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事件的始作俑者、太监头目王振，被护卫将军拿铁锤活活砸死，但奇怪的是，后来明英宗重新登上王位后，竟然为王振亲笔题写了“精忠”的匾额。
这王振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说他是土木堡之变的始作俑者，明英宗又为何对这个把自己坑了的人念念不忘呢？
王振进宫之前是学官，永乐末年自愿阉割进入宫内充当宫内女官的教师，并很快在一起当教师的十几个人中脱颖而出。
宣德1435年，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明英宗）即位，越级提拔王振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让他登上了太监权力的顶峰，这里的原因除了王振本人确实有过人之处外，更重要的是在朱祁镇还是太子时，王振就在他身边伺候。
得势的王振因为太皇太后张氏还在“垂帘听政”，还不敢太有恃无恐，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去世后，王振开始无所忌惮。
他首先要除去太祖高皇帝留下的“紧箍咒”。朱元璋鉴于前代的教训，在宫门内设置了高达三尺的铁碑，上面镌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个大字，可能是为了减少自己心理负担，王振把这个铁碑盗走、毁掉，就好像这样做，日后干涉政事就不算违背组训了。
为了一己之私，王振对反对自己的大臣肆意打击陷害，对谄媚奉承的官员大肆提拔。
正统八年，翰林苑侍讲刘球因为不愿意同流合污，被暗中杀死、肢解，埋在锦衣卫后院空地。
谄媚奉承的徐晞，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中央政府的各部门长官、地方封疆大吏，都纷纷来拜见，每到接见的日子，王振在宫外的私邸，车水马龙，溜须拍马的官员络绎不绝。
朝廷内外的大权完全落入王振之手。
作为王振主子的英宗对此好像一无所知，在正统十一年，英宗赏赐王振白银、宝钞、绸缎，还写了敕书，称赞他“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在朕身边，“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诸如此类。
能让英宗对自己信任到这种地步，王振可真是不简单。
可惜，很快王振就导演了一幕御驾亲征的闹剧，直接导致英宗成为敌军的俘虏。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北方蒙古瓦剌部落逐渐强盛，向南扩张，他们的首领也先跟王振暗中有往来，王振指使自己的亲信把大量的战略物资卖给也先，也先作为回报，用马匹等贿赂王振。在这种情况下，北方的边防形同虚设。
正统十四年，也先认为时机成熟，兵分四路大举进犯，长城内外很多要塞相继陷落。
王振异想天开，鼓动皇帝御驾亲征。百官劝谏无效，英宗在御驾亲征前还发布诏书，让他的弟弟朱祁钰据守北京，这也为后期英宗兄弟俩争帝位埋下伏笔。
再说御驾亲征的队伍号称五十万大军，其实毫无准备，根本不像要打仗的样子，虽然跟着护驾的官员不少，但是所有人不能参与机务，所有事都是王振一个人说了算。
当队伍到达宣府时，风雨交加，边关形势危急，随队的大臣们都主张不要继续冒进，王振大怒，连王振自己的亲信都劝他停止前进，说：“再前恐危乘舆”，意思是怕皇帝有危险。
没想到王振轻飘飘地回应：“倘有此，亦天命也。”
到了大同，王振本来还想北上，直到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把前线惨败的消息禀报给他，他开始感到恐惧，匆匆下令班师回朝。
路上，王振为了显示自己衣锦还乡的荣耀，邀请皇帝到他的家乡去看看，走到半途，又怕人太多，可能会蹂躏家乡，反悔改道由宣府回京。
这来来回回，浪费了很多的时间，瓦剌的追兵赶来，全歼后卫部队，把御驾亲征的人马围困在土木堡，在瓦剌铁骑的冲击下，明军全线崩溃，扈驾的英国公张辅、尚书王佐等几百名官员战死，皇帝朱祁镇被俘。
英宗被俘，王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护卫将军樊忠拿起铁锤，把王振活活砸死，大喊：“我为天下杀此奸贼！”
皇帝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官员们把怒气全都发泄到王振和他的党羽身上，马顺等三个人被活活打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被凌迟处死。
朝堂之上，一片混乱。蒙古首领也先抓了英宗之后，气焰嚣张，以为攻占北京城如探囊取物，兵峰直指北京。
危急时刻，兵部尚书于谦审时度势，力挽狂澜，保卫了北京。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忠臣，最后竟然被斩首抄家。
做了俘虏的英宗，日子并不好过。他时时盼望着被接回，奈何自己的弟弟朱祁钰已被推上了王位，按说英宗到这时应该明白，如果不是王振的怂恿，自己根本不会落到这步田地。可事实是，英宗对王振依然念念不忘。
当他终于历尽艰难重新登上王位之后，不仅为王振招魂、安葬，在智化寺永远祭祀，还亲自题写“精忠”匾额，把他视为“精忠”的表率。
不得不说，如果不是王振太厉害，能让英宗心甘情愿被自己玩弄于股掌之上，就是英宗可能真的看人有问题，且执迷不悔。
参考资料：《明朝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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