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会导致官僚体制失效，统治效率低下，严重危及政治稳定，甚至导致国家政权的倾覆。提高官吏俸禄从表面上看会增加百姓负担，但是，这其实远比官员毫无节制地盘剥百姓，给民众造成的痛苦要轻。
这个道理，统治者并不是不懂。我们看中国历史上，关于廉政与俸禄之间的关系阐述得已经非常充分了。早在先秦，管子曾经说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汉宣帝、唐玄宗、宋太祖等很多皇帝都指出低薪注定导致贪腐。崔寔和白居易等大臣都曾经专门论证过合理的俸禄水平是廉政建设的基石。
比如白居易这样详尽地分析：“臣闻为国者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为去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阙于家，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长能检其臣吏乎？冻馁切于身，虽巢由夷齐，不能固其节，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见今之官吏，所以未尽贞廉者，由禄不均而俸不足也。”
白居易主张尽量“厚其禄，均其俸”，“使天下之吏温饱充于内，清廉形于外，然后示之以耻，纠之以刑”。
道理如此清楚，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统治者还是坚持实行低薪制呢？
低薪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导致财政无力负担。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的趋势。明代刘体健称“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到了明代，文武官员共十二万余人。
另一个特点是，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不成倍增长。
比如唐代，初唐时厘定的京官定员只有640人。到了玄宗开元末期，京官人数达到2620人，外官人数则达到16185人。
宋朝草创之初，内外官员不过五千人，到了景德年间，已达一万多人；而皇祐年间，更是增加到两万多人。南宋只有半壁江山，但是，庆元年间，内外官员竟达四万余人。这是指官员。至于吏人数量，更是惊人，宋真宗一次就裁汰冗吏十九万余人。
明代也是这样。世宗嘉靖年间，刘体健上疏指出，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天下文职官吏数目不过“五千四百八十员”，武职官数在国初也不过为二万八千员。“自宪宗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全文武官数盖十余万。至武宗正德年间，文官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员，武官十万。”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传统赋税又主要只有农业税一途，官吏数量过于庞大，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西汉末年，国家赋税收入“一岁为四十余万石，吏俸用其半”，官员俸禄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唐代中后期，“计天下财赋，耗歝之大者，惟二事焉，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国家财政支出，第一大项是军费，第二大项就是官俸。
南宋初期，“百官有司之费，十去五六”。明代“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所以支付官俸成为财政上一大难题，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
那么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官僚系统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这里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
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理论，官僚机构本身是一个垄断组织，它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缺少竞争机制，同时公共物品的估价存在困难，政府管理活动的输入、输出都是不可观察的。基于这些特点，官僚机构总是倾向于尽一切可能实现权力寻租，倾向于机构不断扩张，表现在官员数量上只能增不能减，既得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行政效率不断降低。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搞了多次公务员减员增效改革，然而，总的趋势却是愈裁愈多。大多数时候，减员改革都失败了。比如宋代“景祐三年正月，诏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建言。己亥，三司吏五百余人诣宰相第喧哗，又诣衍第诟詈，乱掷瓦砾”。
也就是说，当时皇帝命御史中丞杜衍负责裁减三司吏员。这些吏员怀疑这件事是杜衍向皇帝建议的，十分愤怒，五百多个吏员集体跑到宰相府去闹事，然后又跑到杜衍家门口破口大骂，乱扔瓦块石头，进行抗议。
这一事件发生后，朝廷虽“捕后行二人，杖脊配沙门岛”，但“沙汰”之举也被迫“因罢”。再比如清代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大规模减撤冗员，成为保守派官员强烈反击的起点，不几日，变法即遭失败。
第二个原因是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这也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
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不断发展强化。每一次集权强化都意味着国家权力不断延伸，造成官僚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
君主专制制度强化表现出两个方向，一个是皇权不断向下延伸，比如朱元璋强化里甲制度。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民间组织、民间自治不断被打压，所有事务都要由官僚体系来把持。所以国家权力不断向基层扩张。
另一个方向是随着君主专制的发展，官员权力被不断分割，以期官员相互制衡，弱化他们对皇权的挑战。由此造成一官多职，官僚队伍进一步扩张。比如宋代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不断增设机构、分化事权，“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
比如汉代初期的地方行政制度只有郡、县两级，唐代地方行政也只有州府和县两级；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在州府上面又加了一级政权叫“路”，设置了四个行政长官，即帅（安抚使）、漕（转运使）、宪（按察使）、仓（常平使），分别掌管军事、财政、司法、救济等要务，且四个长官互不隶属。州县过去只承奉一个顶头上司，而现在得应付四个顶头上司衙门。
历代裁减官吏数量的努力之所以失败，也与官权是皇权的代表这一因素有关。皇帝裁撤官吏数量，就意味着要简政放权，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是皇帝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官僚权力受到约束之后，皇权也会相应萎缩。皇帝为了自己能更有力地控制社会，不得不依赖官僚集团，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过度触动他们的利益。
第三个原因，古代社会还有以官位酬劳臣子的传统。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官吏众多，所以皇帝不得不多立郡县，以此安排这些官员。“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还有的二郡共一县，有的郡下竟无县。
宋代为了保持政治稳定，通过科举制度，把民间精英吸收到文官队伍中来。同时为了保证官员的忠诚，还滥行恩荫制度，荫补太乱，以至“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这样都会导致冗官的出现。最终结果是“民少官多，十羊九牧”。
低薪制的第二个原因是皇权专制的自私短视本性。
我们说过，皇权专制本身是一项极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原理是千方百计保证君主的利益，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官僚阶层的利益。
第一个表现是想方设法压低官员俸禄。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好比一个公司的老总，百官好比员工。压低员工工资，保证自己的利润，对老板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做法。而且一遇到财政困难，皇帝们首先想到的都是削减，甚至停发百官工资。
第二个表现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不断向中央倾斜。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使得财政体制也朝高度集中的方向发展，财政安排上对中央财政考虑得越来越多。本来唐代后期“两税法”实行后，上缴中央的租税为三分之一，留给地方的是三分之二，这个比例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到了元代，每年地方上供中央的岁钞数占全国岁钞总数的70%，各省留用的仅占30%［《元史》卷二十二《武宗本纪一》记载：大德十一年（1307年），“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
到了清代，起运（解送到中央的钱粮赋税）占88%左右，存留（留给地方支配的钱粮赋税）仅占12%左右。这种不断向中央倾斜的情况，就导致地方政府经费无着，只能另辟渠道搜刮百姓。
皇帝自私短视的第三个表现是高级官员收入往往比较容易得到保障，而广大基层官吏的工资通常很低。这是因为从皇帝的视角来看，他接触的主要是中高级官员，听到的主要是他们的呼声。
所以皇帝的赏赐，大多赏给了与自己有直接接触的中高级官员。每逢调整俸禄标准的时候，由于主导权掌握在中高级官员和皇帝手中，所以，首先选择的是解决中高级官员的生活问题。因此，历代俸禄改革，结果通常都是中高级官员俸禄不断增长，对低层官吏的生活缺乏考虑。
低薪制的第三个原因：制度惰性。
一般来讲，一个王朝刚刚建立之时，经济水平包括物价都比较低，实行低薪制在某种程度上情有可原。但问题是，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应该及时调整薪酬水平，但是皇帝们往往以“祖制”为由，拒不调整。
瞿同祖引用H.B.莫尔斯的话指出，中国的规费制度并不是独有的，类似的惯例在欧美也有。但是欧美国家后来都用现代财政制度取代中世纪水平的陋规制度，只是在中国，陋规一直原原本本地保持到了清末，朝廷一直没有认真且努力地去革除它。
因为革除陋规涉及根本性、大规模的财政改革，要把各种办公经费全部列入政府预算，政府也要相应地提高税率。但是清代皇帝，以康熙为代表，都迷恋“轻赋薄税”的美名，把“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作为自己的政绩，不肯下功夫对财政税收体系进行理性分析和合理设计。
只有雍正皇帝做了一定程度的突破，进行了养廉银改革。其实，清代的绝大多数陋规都可以用正式的税收来取代，让这些收费晒在阳光下，一方面可以解决政府实际支出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对百姓的压榨。但统治者拒绝做出必要的调整，其结果只是富了官吏，穷了百姓，祸害了地方，也败坏了王朝的统治秩序。
瞿同祖精辟地指出：“中国这种紧张（官民之间、官吏及其上司之间等）没有导致显著的变革，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所有这些（既得利益）集团，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了最大的回报，唯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因此，尽管有紧张（冲突），他们没有兴趣去改变现状。”
总而言之，低薪制甚至无薪制，原因是基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财政制度的自私性与短视性。从皇帝的视角来看，采取“薄俸制”和“低薪制”既省心省力，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
但事实上，这都是典型的掩耳盗铃之举，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同样是“占小便宜吃大亏”。因为大部分官员会选择谋取灰色收入，最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开足工资要大得多。
实行低薪制的王朝都有一个特点，统治者迷信道德的约束力。他们认为，官员腐败与吏员贪婪似乎只与道德有关。
对于俸禄问题，历史上一直持续着“义”派与“利”派的不停争论，也就是说，一派是坚持“高薪养廉”，另一派则坚持“以德养廉”，宣传自我奉献精神。
“以德养廉”派由于其实施上的低成本，所以历来被统治者所提倡。
比如康熙年间，面对“俸薄禄微、廉吏难支”的情况，康熙大力提倡理学，表彰清官。他希望官员们以“存理遏欲”为思想武器，保持廉洁。他反复说：“大凡人衣食可以自足，便宜知足，理应洁己守分”，“洁己澡躬，臣子之义，悖入悖出，古训所戒，子产象齿焚身之论，最为深切著明，当官者宜铭诸座右”。
应该说，这种思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很有市场，也是低薪制得以存在的重要思想基础。比如嘉庆时的两江总督孙庭玉就大义凛然地说，俸禄水平与廉政毫无关系，“人之贪廉，有天性。贪者，虽加俸而亦贪；廉者，不加俸而亦足”，也就是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廉政建设唯一的可靠保证。这种把问题归于道德的说法，并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回避问题的根源。
历史是连续的，反腐必须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器物层面上已经与传统社会大相径庭，但是社会运转的基盘，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特别是贪腐现象及其背后的规律，与历史上很多时期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之处。看清历史，有助于我们找到治理这个千年顽疾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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